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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評論丨重新思考什麼是屬于影視作品的文學性

文藝評論丨重新思考什麼是屬于影視作品的文學性

回望中國電影百年、電視劇六十餘年的曆史,那些高光時刻都離不開和文學的攜手共榮——從《紅樓夢》等四大名著到《祝福》《早春二月》《林家鋪子》,再到《青春之歌》等紅色經典。近年來,原創勃興,網改逆襲,嚴肅文學的影視化轉換遭遇某些瓶頸。或因題材恢弘難以駕馭,或因天生缺少基礎“粉絲”不被影視市場看好,或因改編周期長資金負荷重等。

正當需要有一部扛鼎大劇為嚴肅文學影視轉換“提氣”時,2022年的開年大劇《人世間》誕生。這部劇引發的全民追劇熱潮,達到了近年來少有的“天花闆”高度。一流編導演以專業換來信任的改編使小說原著的影響獲得極大擴容,也引發了我們對于文學原著影視改編的重新思考。

我以為,在未來選擇嚴肅文學進行影視改編時,需要以下三重對焦:

改編要和現實屬性、民族符号對焦。

中國故事、中國夢始終是影視創作的主題詞。近幾年由文學原著改編而來的一些劇集,較多是截取了曆史的斷面,赢在“話題”。如婚姻、育兒、養老、啃老、住房、職場等等。須知,記錄時代、凝聚了全社會集體情感的現實主義IP才是真正的大IP。這些文學作品恰恰是去話題存人生經驗的。正如王海鸰改編《人世間》時說的,這部作品表現的不是一個橫斷面的生活,而是縱橫幾十年,有叙事原點、曆史縱深感的一種生活。叙事原點——共和國昔日的工業重鎮,改革開放後經濟落後,幾十年不變的棚戶區光字片。生活在那裡的不是普通勞工就是下崗勞工。勞工家庭生活的艱辛,老工業基地的陣痛——在50年漫長的曆史中,這裡的人沒有向生活低頭。周家三兄妹出了市委書記、大學教授,他們為國效力,也有一心守護小家的周家“老疙瘩”周秉昆。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盡其所能地守護着光字片“仁義禮智信”的傳統美德。光子片代表了民族精神符号。“大家”和“小家”組成了社會,充滿了中國式人情。大哥秉義一心為大家,弟弟秉昆一心為小家,和睦的家庭和一家兄妹的命運正是今天值得去尊重和回望的曆史。這是小說家一種成熟睿智的思考,如米蘭·昆德拉所說,“發現了小說應當發現的”。除此之外,小說原作提供的故事、細節、人物,都有别于那些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相割裂的作品,在長篇小說中亦不多見。

《白鹿原》的小說原著也提供了現實屬性和民族性格符号。和《人世間》中老工業區光字片相映成趣的是,《白鹿原》是以關中平原的“仁義村”白鹿村展開。這一叙事原點是一片有濃厚的關中風情的土地。從土地革命,抗日戰争,解放戰争,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人間悲喜劇。朱先生對傳統道德的堅守,白嘉軒的勤勞與自私,鹿子霖的望子成龍,白孝文的情感波折,白靈投奔革命,黑娃被迫為匪,鹿兆鵬追求理想,鹿兆海舍生為義,演繹了兩個不同家庭子孫的曲折人生軌迹和命運歸宿。作品的厚重在于展現了古老的土地在陣痛中顫栗,但是中華民族的根脈在洗禮中得到了傳承和變革,重新改寫舊體制和生産方式,這片土地就會迎來明媚的陽光。豐沛的文學滋養,自帶的厚重——有了原著的史詩品質,打造影視史詩的目标變得不再高不可企。

文藝評論丨重新思考什麼是屬于影視作品的文學性

改編也要和當代社會價值、審美趨向對焦。

藝術虛構的最高形式并非故事,而是人物。《平凡的世界》中,在面對現實壓力和人生抉擇時,孫少平兄弟依舊堅守最初夢想和對愛情執着的追求。上世紀70年代,自尊好強的高中生農家子弟孫少平,與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紅梅相愛,後郝紅梅轉愛家境優越的顧養民。倔強的少平回鄉勞動,在經曆了大旱、搶水、死人的事件後,斷然拒絕侯玉英以進城為誘的追求,遠離故土,漂泊攬工。哥哥孫少安國中畢業就在家裡勞動,與村支書田福堂的女兒田潤葉青梅竹馬,遭到田福堂的劇烈反對。最終少安娶了勤勞善良的山西姑娘賀秀蓮,轉型開辦了燒磚窯,走上了緻富路。有不少讀者說,在困難的時候有一本《平凡的世界》相伴就有了将路走下去的勇氣。

《人世間》中的秉昆嘗盡人間冷暖的生活滋味,身上卻有着滿滿的中國式的情義。他對小家充滿道義擔當,遭遇了那麼多挫折,出獄以後,和原來的好朋友們一起開搬運公司,重新找回自己。編劇王海鸰說,以我們國家現在的開放程度,周秉坤的價值觀應該能夠被大家所接受。事實的确如此。寫出底層小人物通過努力實作逆襲,展現社會正能量,引起人們共情,是小說原著也是影劇改編共同的創作秉持。

《裝台》裡的順子作為一個底層打工者,無論别人怎麼看待他,他都認為裝台是一份和藝術有關的活計,盡職盡責,吃苦耐勞。前妻所生的孩子引爆家庭糾紛,和現在的女人又是一個酸甜苦辣故事。人來人去,所寄居的城市,城中村一次次傳來拆遷的消息。不變的是順子做人做事的責任和擔當,日子還得開心地過下去。

《平凡的世界》《裝台》《人世間》中普通人不求大富大貴,但他們努力改變自己。中國的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生活的。正如《人世間》的一句主題歌詞:“草木會發芽,孩子會長大,歲月的列車,不為誰停下;命運的站台,悲歡離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樣飛很高,又融化。”這些小人物的逆襲,正是當代社會倡導的主流價值,也是能夠吸引全域觀衆追劇的魅力所在。

改編還要和形态轉換、編碼重譯對焦。

標明嚴肅文學IP進行影視化轉換、擴容是一種再創造。文學長于對時代人生進行深刻思考,在語言、形象、講故事方面也有優勢。影視是綜合藝術,其表現力無可比肩,且擁有空前強勢的傳播平台。在改編的時候不應該把積極的文學精神剔除,這不現實也不理智。但是也應該看到,具有一流文學元素的小說不能和一流的電視劇劃等号。有些作品改編後甚至在收視上遭遇滑鐵盧,固然可以責怪市場,責怪觀衆趣味,但更應反思的是對于影視文學性的認識。在要求影視劇具有文學品性的時候,不能忽視影視在承載文學性方面有其自身的藝術規律。文學性進入電視劇不是主導,而是服務。這種服務在多數情況下應該建構在影視劇先天有的規範和功能内。如果過分強調原著的文學性而忽視影視自身的表達方式,就是原作者親自改編也未必盡如人意。将文學原著改編成影視作品時,如果充分考慮到後者的藝術特性與規律,哪怕犧牲部分原著的文學性,也會在影視作品中獲得新的屬于影視的文學性。應該承認,文學性僅僅是構成影視劇的一部分,隻有把熒屏效果作為創造的最終目的,才可以使編劇将文學性優秀的作品轉化為視聽形态,才可以産生優秀的影視作品。

文藝評論丨重新思考什麼是屬于影視作品的文學性

回到《人世間》,編劇王海鸰強化、渲染着劇集的“過年”,她認為,過年被賦予的意義在于既是周家一家人對團聚的渴望,也是展示國家與時代突進的視窗,而“六小君子”每年初三的聚會,也是時代和人情變化的記錄。同時又通過和導演、原著作者溝通,最後決定把原著“改暖底色”。梁曉聲通過小說《人世間》表達對人物命運的深切的同情和現實的種種不堪,具有現實主義深度。但是影視作為可視的形象是直接給觀衆的,沒有小說那樣大的空間去思考,沒有不确定性。讓人看到好人有好報,這也是一種觀衆期待。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改動。電視劇《人世間》後期的形式轉換和編碼重譯也做得很用心。除了演員對角色的出色演繹,劇終,恍若隔世的光字片棚戶區置景,嘎啦嘎啦自行車鍊條的音響,如怨如訴的主題曲“世間的苦啊,愛要離散雨要下,世間的甜啊,走多遠都記着回家”餘音袅袅,極大提升了小說原著的審美空間。

作者:範詠戈

編輯:範昕

策劃:邵嶺

責任編輯:邢曉芳

*文彙獨家稿件,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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