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對北美中國考古學在張光直逝世之後20年的發展情況從出版的英文專著方面進行了梳理。出版專著和論文的數量明顯增多，以人類學融合曆史學的方法講述中國曆史。近20年最明顯的變化表現在科技考古方面，英文考古期刊中有關中國科技考古的文章越來越多，大多是中外合作研究的成果，這可能和20世紀90年代大規模的中外合作有關。北美中國考古學者關注并吸納中國考古新發現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結合自己的分析，對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形成系統認識。
張光直（1931年—2001年），國際著名華裔考古人類學家、曾任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美國科學院及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台灣“中研院”院士。畢生緻力于中國考古，著書立說，是較早運用西方人類學方法研究中國考古的學者。李零評價張光直是一位國際化的學者，“他不僅把西方帶給中國，如用中文向大陸學者介紹新考古學的得失，也把中國帶給西方，如在英語世界出版《中國考古學研究》”［1］。張先生是一位溝通中西考古的橋梁。20世紀80年代，中國正值改革開放不久，缺乏和外界的溝通聯系，考古學界對歐美六七十年代讨論得轟轟烈烈的新考古學渾然不知，年輕的學子也不再滿足于細緻繁缛的器物分期排隊。此時張光直先生将美國的新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介紹到中國，一同帶來的還有他對早期中國文明的了解和認識。聚落考古、中國文化互相作用圈、文明的連續與破裂，一個個新鮮的概念似一縷春風為年輕的學子打開了一扇窗，原來在器物排隊之外，還有另外的視角解讀考古材料。新考古學一度成為熱議的名詞，一批學子也紛紛出國學習西方考古學理論和方法，這些人中不少後來成為國内外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著名學者。20世紀80年代之前，張光直先生也是西方世界為數不多的介紹中國考古最新成果的學者，他四次改寫的《古代中國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1968、1977、1986），和《商文明》（Shang Civiliz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美術、祭祀與神話》（Art，myth and ritual，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都成為西方世界了解中國考古的主要途徑。張光直先生不僅為中國考古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國考古搭建了一座橋梁，而且積極推動中外合作開展考古研究。在他的多方努力下，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開始合作開展商丘地區早商文明探索項目。之後的十年裡，多項中外合作考古研究項目蓬勃展開，成為中外合作開展考古發掘研究的黃金時期。今年是張光直先生逝世20周年。20年來，國内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有目共睹；在北美，中國考古學也在張光直先生的影響下方興未艾。本文試從國外出版的有關中國考古的英文專著、研究方法和國内考古對北美中國考古研究的影響等方面來介紹張光直逝世20年來北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情況。
一
20世紀80年代之前，在北美，除漢學家和藝術史學家對中國考古有過零星介紹之外，張光直是為數不多的對中國考古進行全面系統研究的學者，他的三部著作打開了西方世界對中國考古的認知。20世紀90年代也隻有少量從事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學者的著作，如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羅泰（Lothar van Falkenhausen）的《樂懸》（Suspended Music）［2］和吉迪（Gideon Shelach）的《上司政策、經濟活動與區域間的互動作用》（Leadership strategies，economic activity，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3］。吉迪是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東亞系教授，1991年—1996年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中國考古學，并且從1995年開始參與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匹茲堡大學合作的赤峰地區考古項目，是以這裡将其算作北美中國考古學者。但2000年以後這一情況得到極大改觀。2001年—2010年間，有關中國考古的英文著作至少有7部，包括20世紀90年代去美國學習、然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李峰的兩部專著——《西周的滅亡》（Landscap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和《西周的政體》（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4］，20世紀80年代去美國讀書、博士畢業後到澳洲拉楚布大學任教、2011年後到美國斯坦福大學任教的劉莉的兩部專著——與陳星燦合著的《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及其獨著的《中國新石器時代》［5］，耶魯大學文德安（Ann Underhill）的《華北地區的手工業生産和社會變革》（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6］、希伯來大學吉迪的《北方邊疆地區的史前社會》（Prehistoric societ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7］，以及被美國考古學會評為2009年度最佳圖書的羅泰的《宗子維城》（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BC）［8］。這些作者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外合作考古發掘研究中都是重要參與者。劉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澳洲拉楚布大學、美國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合作在伊洛地區區域考古項目的外方負責人，文德安是山東大學和耶魯大學、芝加哥自然曆史博物館合作在日照兩城鎮區域考古項目的美方負責人。到2011年—2020年，僅是劍橋大學出版社就連續出版了8部有關中國考古學的英文專著，同一家出版機構如此高密度地出版有關中國考古的圖書是史無前例的。這些專著包括劉莉與陳星燦合著的《中國考古學》（The archeology of China）［9］、李峰的《早期中國》（Early China）［10］和吉迪的《早期中國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China）［11］，他們都是深耕中國考古多年的學者，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形成探索中國早期文明的著作。這些專著也包括20世紀90年代曾參與北京大學、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合作的成都平原及周邊地區古代鹽業景觀考古項目、現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傅羅文（Rowan Flad）的著作——《古代中國的鹽業和社會等級制》（Salt production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ancient China）和與陳伯祯合著的《古代中國内陸》（Ancient Central China）［12］。更為可喜的是還出現了幾位年輕一代考古學者的著作，如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李旻的《早期中國的社會記憶和國家形成》（Social mem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13］和紐約大學江雨德（Roderick Campbell）的《暴力、王權和中國早期國家》（Violence，kinship and the early Chinese state）［14］。另外，牛津大學出版社也在2016年出版了芝加哥大學姚輝芸（Alice Yao）撰寫的有關中國西南地區考古的著作——《古代中國的西南高地》（The ancient highland of Southwest China）［15］。從3人5部到10人16部著作，雖然數量依然沒有很多，卻反映了近20年北美中國考古學者人數的增多和對有關中國考古問題的廣泛深入思考。
和英文專著一樣，英文期刊上發表的有關中國考古學的文章數量在近20年尤其是近10年也成倍增長。以英國《古物》（Antiquity）雜志為例，1991年—2000年間發表的第一作者為國外研究機構的有關中國考古學的文章數量為17篇，作者一部分為當時在歐美大學讀書的學生，如當時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讀書、現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工作的沈辰，當時剛從美國密蘇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到美國史密森尼研究院從事植物考古博士後研究的趙志軍（1999年回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等。而2001年—2020年間文章的數量增至39篇，其中30篇為近10年發表。這些文章的作者雖然部分來自歐洲、亞洲和澳洲，但依然以北美為最多。同時過去30年間第一作者為中國大陸的考古學者用英文發表文章的數量也增長迅速，20世紀90年代隻有3篇，2001年—2010年升至6篇，到2011年—2020年，文章數量達到29篇，和第一作者為國外學者的文章數量基本相當，文章内容較為廣泛，從考古新發現到科技考古研究新成果都有涉及。其他各類雜志，尤其是有關科技考古的雜志文章數量更多。大陸考古學者也逐漸成為向西方介紹中國考古學的主要力量。
二
過去20年，北美中國考古學不僅研究人數和研究成果持續增多，研究方法也逐漸多元化。經曆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過程主義考古學和後過程主義考古學争論的北美，逐漸認識到過程主義考古學過分重視用客觀資料解釋社會的教條死闆和後過程主義考古學重視社會發展中人的作用而使社會呈現多樣化思想的優點，意識到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一面，20世紀90年代以後開始将後過程主義考古學的思想融入到新考古學中，關注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特殊性。與北美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不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有着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國來說，考古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和曆史學有着不可割舍的聯系，考古學作為曆史學的一部分，用考古材料重建中國史前史如同一個使命般存在，長期受中國文化教育或熏陶的學者不可避免地、同樣或多或少地會帶有這種情結。另外長期的中外合作也使國外學者受到中國曆史考古學的影響，自然地用人類學方法來講述中國文明的曆史，比如羅泰用考古學材料探讨東周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革，李峰用考古材料、銅器銘文和文獻資料讨論西周滅亡的原因和西周中央和地方的官僚制度，李旻用新石器和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材料分析《禹貢》社會記憶的淵源與傳承，從另一個視角解讀三代社會的沿革。
其實，近20年來北美中國考古學研究方法上最顯著的變化還是科技手段應用的日趨增多。翻閱各大英文考古期刊尤其是科技考古類雜志，如《考古科學雜志》（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近20年來幾乎每年都有幾篇有關中國考古的文章，一般都是中外合作撰寫，内容涉及金屬冶煉、骨器制作、同位素分析、微痕、殘留物分析、陶瓷成分、動植物馴化、環境考古、DNA分析、人類起源等，有着強烈的中外合作研究的色彩。這種發展趨勢和北美科技考古的發展情況一緻。
科技考古在20世紀60年代新考古學提倡使用新方法也就是科學方法進行考古的背景下興起。1948年，沃特·泰勒（Walter W.Taylor）發表了A Study of Archaeology（《考古學研究》）一書，批評傳統文化曆史方法僅僅做編年，忽視田野發掘中的許多材料，例如不重視石器、陶片、動植物遺存，提出“聯合方法”（conjunctive approach），即加強遺物和傳統文化曆史特征之間關系的研究，注重遺物的數量、空間分布以及使用和制作的證據，強調環境重建和民族學類比。但泰勒是個功能主義者，缺乏文化生态理念的支撐，再加上他對傳統曆史文化學的批判引起了當時考古學界權威人物的不滿，使他的學術生涯受到影響。但他的聯合考古方法在當時引起争論，并為20世紀60年代新考古學的理論熱潮奠定基礎。1949年，《科學》雜志第一次公布了利用放射性碳素測定的年代數值，立即引起世界範圍内考古與地質學界的矚目。20世紀50年代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者不滿足于當時學界狹隘的文化曆史研究方式，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過程主義考古學主張從單純研究器物的文化曆史考古學傳統中走出來，利用考古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去研究考古材料，從定量分析的角度來研究文化變化。同時，随着自然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數學模型、統計方法、數字電腦等技術出現，使得處理大量資料成為可能，各種自然科學技術手段也逐漸開始運用在考古上，航空攝影、探地雷達、孢粉分析等自然科學技術和方法也逐漸運用到考古中來［16］。
邀請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加入、進行多學科合作的考古發掘研究模式成功将多種自然科學手段運用到考古中。多學科合作發掘研究始于英國考古學家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在1949年—1951年對中石器時代斯塔·卡（Star Carr）遺址的發掘。該遺址位于英國東北部北約克郡的桦木林中幹涸的冰蝕湖旁蘆葦中一個桦木平台上，是一個小狩獵點，年代約8700BC—8400BC。發掘時邀請了孢粉專家、動物骨骼專家、地質學家等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一起參與，關注環境和生計，發現了獨木舟、季節性營地和骨器制作技術，這些發現在之前的英國考古學界聞所未聞，是以倍感震驚［17］。20世紀60年代，美國考古學者肯特·弗蘭納利（Kent Flannery）和喬伊斯·馬庫斯（Joyce Marcus）在墨西哥瓦哈卡谷地（Valley of Oaxaca Mexico）的考古研究項目則集結了更多的來自考古、地質、生态、動物、植物、營養等方面的學者，分析了瓦哈卡谷地從采集狩獵到早期農業的轉變過程和機制，成為多學科合作考古的典範之一。之後多學科合作發掘研究逐漸風靡考古學界，運用科技手段進行分析研究也成為考古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環。
中國的科技考古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夏鼐先生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指出放射性碳素測年方法的重要性［18］，并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籌建了碳十四測年實驗室，第一批碳十四測年資料也于20世紀70年代公布［19］，自此中國史前曆史有了可以參考的絕對年代。北京大學考古系也在1973年開設了科技考古課程［20］。但中國科技考古的發展卻是在20世紀90年代大規模的中外合作考古之後。張光直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将更多的科技手段運用到中國考古研究中去，并将多學科合作研究的模式引入到20世紀90年開始的中美合作商丘地區早商文明探索項目中，在之後十年開展的諸多中外合作考古項目中也都有不同領域的學者參加，将多種自然科學技術運用到聚落考古調查和研究中，如中美商丘地區早商文明探索項目有考古學、地質學、地球實體學等領域的學者參與，中澳美伊洛河谷調查項目有考古學、地質學、植物考古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參與，而由北京大學考古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國安德沃考古基金會合作于1993年開展的農業考古項目更是直接聚焦稻作農業起源，并在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開展考古發掘工作，發現了距今1萬年的栽培稻遺存。美方曾在1995年發表了此項目的結項報告（Origins of Rice Agriculture：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Sino-American Jiangxi（PRC）Project），但沒有公開發行。同時，國内越來越多的科研機構也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開始建立科技考古實驗室，如北京大學在1998年成立科技考古實驗室，吉林大學在1998年成立DNA實驗室。微痕、殘留物分析、同位素分析、DNA分析方法等科技手段被介紹到國内并應用在考古研究中，中國科技考古開始迅速發展。現在，運用多種科技手段開展多學科合作發掘研究已成為常态，極大促進了考古資訊的提取和深入研究。
三
北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離不開國内不斷發現的考古新材料。近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層出不窮，考古材料極大豐富，為北美中國考古學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北美的中國考古學者密切關注這些最新發現和研究成果，并将其納入自己的研究體系中去，對中國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形成系統認識，劉莉和陳星燦的《中國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China：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就是這樣一部著作。與張光直的《古代中國考古學》相比，如果說張光直的《古代中國考古學》還是一個中國早期文明的基本架構的話，那麼前者則吸納了許多近些年的新考古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再加上作者自己的分析研究，為這個架構添磚加瓦，使它豐滿盈動起來。
環境和人地關系研究是近年來中國早期文明研究中比較關注的方面。《中國考古學》把中國早期文明的産生和發展放在大的生态環境背景中，用文化生态理念去了解從狩獵采集到食物生産，社會不平等的出現以及早期複雜社會的興衰，闡述環境變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和人類對此進行的适應性政策。文化生态理念最早運用到考古學始于20世紀40年代。美國考古學家、文化生态研究之父朱利安·斯圖爾特（Julian Steward）注重生态在古代社會形成中的作用，提出文化生态概念，主張不僅關注器物，而且需要關注古代生計、聚落模式和人口變化，主張多線進化，因為人類對不同的生态環境有不同的适應行為。20世紀40年代，斯圖爾特的文化生态理念影響了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在秘魯維魯河谷的聚落形态分析。20世紀60年代，肯特·弗蘭納利（Kent Flannery）和喬伊斯·馬庫斯（Joyce Marcus）在墨西哥瓦哈卡谷地（Valley of Oaxaca Mexico）将生态學理念（ecological approaches）應用于考古學［21］。之後人地關系研究逐漸成為考古研究中的一種常态。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中美合作考古項目也将文化生态理念運用到研究中。張光直在他的《古代中國考古學》中已經對中國更新世以來的海岸線、植被變化進行了介紹，試圖尋找人類生計和環境變化之間的關系。1997年《考古》雜志發表了中美合作商丘項目的參與者、現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荊志淳等人的《河南商丘全新世地貌演變及其對史前和早期曆史考古遺址的影響》，是文化生态理念運用到中國考古研究的早期成果之一。現在文化生态理念已經深入到中國考古學研究。
《中國考古學》在開篇即對古氣候古環境方面的研究進行了介紹，從全新世的幾次氣候波動和人類生業形态變化及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來解讀中國早期文明發生發展和環境之間的關系。雖然有關古氣候古環境方面的研究還比較粗略，但依然可以放在考古學編年架構下觀察到一些現象。大約1萬年前，地球突然降溫，人類不再單純地依靠采集狩獵擷取食物，開始栽培作物；大約8000年到5000年前，全新世大暖期到來，人類之前未雨綢缪栽培的作物在這一時期完全馴化，農業得到大發展，餐桌上有了穩定的食物來源，食物來源的穩定使南北方新石器文化迎來全面繁榮。全新世大暖期之後氣候逐漸惡化，繁榮的仰韶文化在晚期開始衰落，被動蕩的龍山文化取代；距今約4200年，氣候再次發生突變，西部和東北幹旱而中原和長江流域洪澇頻繁，幹冷的氣候使得西部和北部邊疆地區在4000年—3000年前從農業經濟向遊牧經濟轉變，各地文化普遍衰落，中原二裡頭文化卻異軍突起，并發展成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國家社會。這些變化可能并不是由環境決定，但這一切卻是随着環境的變化而發生。自然界适者生存的法則同樣适用于人類，随着環境的變化，人類也不斷做出政策性改變以延續生命，繁衍文明。
農業的起源一直是國内外考古學界關注的話題。張光直在他的《古代中國考古學》中專門有一個章節——“早期的農人”，囿于當時考古材料的局限性，而且科技考古在中國還沒有大規模開展，這個題目之下并沒有多少讨論農業起源的内容，隻是将新石器時代開始當作農業社會，介紹了當時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最早的幾個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提到在磁山、裴李崗時期的遺址發現有粟和高粱，磨光的石斧、石鐮與磨盤和石磨棒并出，認為石磨盤和石磨棒是用來加工糧食和其他植物果實的，當時已經有相當規模的農業。随着2000年以來浮選法在國内的推廣、石器殘留物分析的開展和國内植物考古的發展，中國南稻北粟農業格局的形成過程基本廓清。
《中國考古學》專門用兩個章節來闡述更新世和全新世之交，人類從狩獵采集的集食性經濟向生産性農業經濟的轉變及主要農作物馴化的相關問題。經常出現于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遺址中的石磨盤和石磨棒，在近東地區被認為與谷物加工有關。殘留物分析表明在中國它們并不是用來加工谷物的，而可能是用來碾磨橡子和其他野生澱粉類植物。這個時期農業還沒有出現，人們擷取食物的方式仍是采集狩獵，處于集食經濟階段。而主要農作物粟黍稻和家畜豬在中國的馴化則和南北方新石器化的過程基本同步。一直以來，農業被作為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标志之一，但是農業作為人們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并不是在一進入新石器時代就确立的。目前鑒定水稻是否馴化的方法有多種，雖然不同的鑒定方法得出的結論略有差别，但基本可以認定的是，稻作農業的主導地位随着長江流域文明化程序的加深逐漸确立。水稻的栽培至遲在距今約8000年前的長江流域仙人洞、玉蟾岩、彭頭山等遺址中已經出現，而在長江下遊地區栽培水稻最早發現在距今約1萬年前的上山遺址。那時栽培稻并不是主要的食物來源，采集狩獵仍是主要的生計方式。在之後的幾千年，栽培水稻在人們食物中的比重不斷增加，直到約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也就是良渚文化時期，栽培水稻才取代野生植物成為人們的主要食物來源，稻作農業取代狩獵采內建為長江流域的主要生計模式。以粟黍為主要作物的旱作農業的确立有着和稻作農業相似的過程。大約距今8000年—7000年時，栽培的粟黍出現在遼河流域的興隆溝和黃河中下遊地區的裴李崗、磁山等遺址中，但黍的數量多于粟且在食物中的比重不大。之後粟的數量逐漸增多，直到仰韶文化時期也就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粟黍才成為人們餐桌上的主食，以粟黍為主要作物的旱作農業才取代采集狩獵成為遼河流域和黃河流域的主要生計模式。家畜飼養也是農業社會的主要活動之一。豬的馴化同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最早飼養的豬出現在距今約9000年—7000年的河南賈湖、浙江跨湖橋和内蒙古的興隆窪等遺址中，但是直到仰韶文化時期才在人們的生業經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和水稻及粟黍成為人們主要食物來源的過程基本同步。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中國早期文明的第一個高峰，中國農業社會的确立和中國文明出現的過程相伴随。馴化動植物資源的原因也許是對食物的需求和部分人對聲望的追求所緻，但動植物資源馴化導緻的農業經濟的形成卻推動着中國社會一步步走向文明。
四
張光直先生開創的北美中國考古學在過去20年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研究人數增加，研究方法增多，研究的時間範圍也從史前、商周延伸到秦漢時期，地域範圍從黃河和長江中下遊地區延伸到北方、東北、西北和西南等邊疆地區，中外合作研究的關注點也從20世紀90年代的聚落考古轉移到生業經濟，而且是邊疆地區的生業經濟。2012年開始的吉林大學、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以色列希伯來大學遼甯阜新區域考古調查主要關注東北地區農業與定居的起源；2015年開始的北京大學、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哈佛大學合作的“甘肅洮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銅時代文化與社會演進研究”項目就主要關注4000年前中國西北地區的生業經濟和手工業生産。
在北美，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者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融合曆史學甚至藝術史的視角加入到中國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的研究中來。與20年前相比，北美中國考古學可能缺少像聚落考古、中國文化互相作用圈這樣對國内考古學有重大影響的思想和理念出現。但不可否認的是，繼20世紀90年代中外合作考古之後，越來越多的有助于學者分析考古材料的科技手段被介紹到中國，國内也有不少學子到北美學習科技考古，新的科技手段不斷應用到考古中，從人地關系、生業形态、手工業生産等方面立體地展示古代中國社會。中國文明上下五千多年，但這個文明是如何産生的，表現在哪些方面，又是如何一步步走來，我們并不清楚，不清楚那段時光，不清楚它是怎樣的一種文明。未來，北美中國考古學者将和國内的考古學者一起，用考古發現和科技手段賦予那段一直存在但并不清晰的時光以生命，還原那段歲月的文明。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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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零.我心中的張光直先生［J］.讀書，2001（11）.
［2］Lothar van Valkenhausen，1993.Suspended Music：Chimes-Bells in the Culture of Bronze Age China，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3］Gideon Shelach，1999.Leadership Strategies，Economic Activity，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Social Complexity in Northeast China，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中文版《上司政策、經濟活動和跨地區交流：中國東北地區的社會複雜化》，餘靜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4］Li Feng，2006.Landscap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The Crisis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 1045-771B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西周的滅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008.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Governing the Western Zhou，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西周的政體》，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
［5］Liu Li&Chen Xingcan，2003.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Duckworth；LiuLi，2004.The Chinese Neolithic：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
［6］Ann Underhill，2002.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7］Gideon Shelach，2008.Prehistoric societ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Equinox Publishing Ltd.
［8］Lothar van Valkenhausen，2006.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1000-250BC），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宗子維城》，吳長青、張莉、彭鵬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9］Li Liu&Xingcan Chen，2012.The Archaeology of China：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
［10］Li Feng，2013.Early China：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Gideon Shelach，2015.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China：from Prehistory to the Han Dynas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Rowan Flad，2011.Salt Production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owan Flad&Pochan Chen，2013.Ancient Central China：Centers and Peripheries along the Yangzi Riv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古代中國内陸：景觀考古視角下的古代四川盆地、三峽和長江中遊地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年）
［13］Li Min，2018.Social Memory and S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Roderick Campbell，2018.Violence，kinship and the Early Chinese state：the Shang and their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Alice Yao，2016.The ancient highland of Southwest China：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Han Empi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17］［21］Brian M.Fagan&Nadia Durrani，2016.Archaeology：a brief introduction，12th edition，Routledge.
［18］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學上的應用［J］.考古通訊，1955（4）.
［19］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一）［J］.考古，1972（1）.
［20］陳鐵梅.科技考古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作者：翟少冬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傅羅文（Rowan Flad） 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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