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政治思想的當代價值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漢朝時期是中國傳統“大一統”國家的奠基時期，也是中國曆史上的盛世之一，其所形塑的民族和文化精神深深影響了後世政治與文化的發展。我們站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轉折點上，吸收和借鑒漢朝時期的思想精華，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公羊“三世說”與曆史進化論

在漢儒看來，春秋末年以降，天下就進入了“亂世”，至秦達到巅峰，“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徭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于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漢書·食貨志上》）面對亂世，首要的任務自然就是“撥亂反正”。例如，孟子就曾高度評價“孔子作《春秋》”的“撥亂反正”之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此後，公羊學家繼承了這一思路，“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發展到了東漢，公羊學家何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著名的公羊“三世說”，将儒家“撥亂反正”的政治理想一舉提升到了曆史發展規律的高度。

公羊“三世說”理論淵源于《公羊傳》有關“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的說法。《春秋》記載“魯隐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的曆史，孔子依據本人“所見、所聞、所傳聞”的不同，将《春秋》分為三個不同的曆史階段，然後根據“恩義深淺”的程度而采用不同的寫法，本無可厚非。《公羊傳》則進一步将其三個不同階段的不同寫法，概括為孔子為表達其“微言大義”而有意采取的“書法”。在此基礎上，何休又将這三個不同階段的不同“書法”及孔子所要表達的“微言大義”總結、提升、凝練為所謂公羊“三世說”，即“衰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所處曆史階段不同，自然其采取的治理手段也不同，“衰亂世”要“内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内而後治外”，“升平世”則要“内諸夏而外夷狄”，最終目的是進入“太平世”，實作“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的太平盛世。（《春秋公羊傳解诂·隐公元年》）何休的總結、提升和提煉，擺脫了具體的曆史事實，更着眼于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和曆史發展的最終目标，展現出強烈的“撥亂反正”目标和對曆史發展進化的樂觀自信。

公羊“三世說”理論可以說很好地代表了漢代社會的時代精神。“撥亂反正”是漢儒的共同理想，實作“天下太平”則是其最終的奮鬥目标。公羊“三世說”将二者予以結合，并提升到了曆史發展規律的高度。其實，任何一個偉大的時代都需要一套科學系統的曆史發展理論來做指導，其中不僅要有明确的奮鬥目标，也要有明确的奮鬥路徑。漢代社會之是以展現出氣吞山河、改天換地的氣勢，就得益于有這樣一群優秀的理論家。他們心憂天下，充滿理想，在總結曆史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對曆史發展理論予以創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是他們的真實寫照。

如今，古老的中國走在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征程上，而這背後的支撐正是一代代共産黨人對中國曆史發展脈絡的科學總結、對人類發展道路的艱辛探索。科學系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僅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指明了康莊大道，也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

蘊含人本和民本思想

“天人感應”理論在漢代社會十分盛行，近代以來多将其視為封建糟粕而棄之不用。其實，“天人感應”裡面的“天”隻是一個形式要件，更為重要的是其背後所要表達的思想内涵。“天”是先秦以來諸子先賢逐漸凝練出來的一個價值集合體，其承載的是先賢所創生的系列政治、道德和文化價值，“天”所代表的自然屬性和神學屬性自春秋時期以來就逐漸被淡化了。換句話說，在“天人感應”理論中，重點關注的是“人”，“天”完全處于被動地位，“天人感應”理論背後蘊含的是傳統政治文化中的“人本”和“民本”思想。

在漢儒看來，一切現實政治制度和政治機構的設定目的都是為了“民”，“王”當然也不例外，“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為天子，列土分封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漢書·谷永傳》）循此邏輯，民心就是天意，順民心才能得天意，“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潛夫論·本政》）同樣，重民、養民就成為君主“承天命”的基礎，“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是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申鑒·雜言上》）有了這樣的政治倫理前提，董仲舒才敢放言，“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漢儒的政治目的在此真正得以凸顯，“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後漢書·王常傳》）這是漢儒關于“人本”和“民本”思想的基準信念，這一信念對漢代的政治曾産生巨大影響。

“天人感應”的關鍵環節是“祥瑞”和“災異”，而“災異”和“祥瑞”的出現則主要視乎“君道”，“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于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征見乎象”。（《後漢書·桓帝紀》）“祥瑞”和“災異”作為“天意”的反映，投射到人間就是要求帝王要不斷檢討自身的政治道德行為，保持對政治秩序和政治倫理的敬畏，“故審我已善，而不複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昌言》）在這裡，“天人感應”中“天”的地位進一步被消解，更強調的是為政者自身的政治自覺和政治修養。

漢代“天人感應”理論所蘊含的“人本”和“民本”内涵，其表現形式雖然與今天“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迥然不同，但其精神實質則異曲同工。世上沒有能操控一切的“天”，“人民”才是真正的“天”。

“大一統”理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大一統”是漢代儒家的核心理念之一。“大一統”的“大”在漢代公羊學的話語系統中是動詞，相當于“廣大、推崇”的意思，代表的是一種價值取向和奮鬥目标。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共同體，“夷夏關系”一直是個重要的政治問題。雖然曆史上夷夏之間也有緊張甚至戰争時期，但從文化心理和政治理念上講，都認為夷夏之間本應該是融洽和諧的。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夷狄被認為是文明程度低下、無禮義文教者；文明程度發達、有禮義文教者才是“中國”與“諸夏”，文明與野蠻是夷夏之辨的唯一标準。故自孔子以來就主張“以夏變夷”，以使原先落後野蠻的夷狄，逐漸向文明和先進過渡，最終達到諸夏的文明水準，實作“天下大同”的理想。

兩漢時期，主流文化繼承了這一思想傳統，在時人看來，中國和夷狄之分既不能以血緣種族為标準，也不能以地理疆域為依據，更不以實力強弱為準繩，而是以“禮義文教”為準。這是一種具有明顯平等意識、視天下為一家的民族觀。以這種标準來區分夷夏，就為夷狄進于中國，實作民族融合提供了邏輯上的合理性，司馬遷在《史記》中精心營造的“華夷共祖”大一統景象就是這種文化心理的集中展現。前述公羊“三世說”裡面對“太平世”的描述也是此種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動寫照，“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在此，夷夏之辨，是與他的“大一統”政治理想和“張三世”的曆史哲學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何休在此的終極理想就是實作一個“夷夏混同”的太平盛世。自秦漢以來，“大一統”意識就是中華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均以“大一統”作為理想和奮鬥目标，古代中國之是以能夠數千年保持國家統一，與中華民族曆史上的這一“大一統”理念密切相關。

“大一統”視野并不局限于傳統的夷夏關系，傳統中國的世界觀是一種有着明确中心而邊緣模糊的“天下觀”，更廣闊的域外不同文明世界之間的交流也屬于廣義的夷夏關系範疇。換句話說，漢儒的最終文化理想是創造一個和諧的“天下大同”社會，這樣的太平盛世，“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徕臣，諸福之物，可緻之祥，莫不畢至”。（《漢書·董仲舒傳》）也正是因為具有這樣濃厚夷夏平等色彩的價值觀和充滿文化理想的“天下一統”觀，才有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的誕生。絲綢之路的形成打通了亞歐文明交流的孔道，促進了各自文明的重生，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民族平等和民族交融的重要性。從曆史上看，中華文明正是在與世界其他文明持續不斷的交流互鑒中發展壯大的。今天的中國依然需要在民族平等交流的基礎上，努力建構新時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遐迩一體，中外禔福”依然是我們最美好的願望。

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載體。漢代是中國曆史上大一統帝國的奠基時期，其所确立的諸多政治文明原則和精神文化氣質凝聚着先賢對宇宙和曆史的深刻洞見。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想精髓，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作者系山西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編輯：胡子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