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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青銅器：
巴蜀系銅器發展的第一個高峰
于孟洲 李潇檬
蘇秉琦先生指出，從一個更高的層次看，四川古文化是中國古文化的中心之一，三星堆文化時期已經進入方國階段。雖然已發表資料仍不足以作為細緻分析三星堆文化各方面特征的證據，但1986年發現的兩座器物坑（K1、K2），以及2020年重新開機發掘的6座器物坑（K3—K8），都毫無疑問地表明三星堆文化的晚期或稍早階段已經步入青銅時代，且達到巴蜀地區銅器發展的第一個高峰。這一階段的到來太過突然，目前還沒有十足的證據揭開謎底，但結合已有資料也能看出一些隐含的資訊，本文對此略作探讨。
三星堆博物館青銅館頭像廳（三星堆博物館 供圖）
一
三星堆遺址已經發現的銅器有兩類早于1986年K1、K2和近期發掘的6座器物坑，即銅牌飾和鈴。雖然銅器種類和數量均較少，但已與此前的寶墩文化産生一定差異，且與相關陶器一起标志着與二裡頭文化有了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從此，四川盆地跨入文化發展的新階段。銅牌飾共有4件，分别發現于月亮灣台地東北部的真武村倉包包（3件）和高骈公社（1件）兩個地點，可分為鑲嵌綠松石與不嵌綠松石兩類。發現時嵌有綠松石者2件，身有整齊布列镂空的牌飾，據其特點推斷倉包包87GSZJ:16這件器物原亦當嵌有綠松石。不嵌綠松石的倉包包87GSZJ:17較為特殊，一面平整，另一面中部有凸起的短脊，脊兩端有相連接配接的凸圓餅；如果這件牌飾也需要佩戴使用的話，那兩端的孔就可能不像報道者所說的是因銅液滞流形成，而更可能有實際用途。在三星堆城址内的月亮灣台地先後發現、後被文物部門征集的2件銅鈴，均為單翼鈴，形制基本相同。平頂中部有條形鈕，鈕兩側有方孔。鈴體兩面各飾一扁梯形凸線框。
除報道者，部分研究者将前述銅器年代推斷為商代前期（或可早至夏末），也有的籠統推斷為商代。從前述銅器所受影響的來源及其不見于三星堆器物坑看，這樣的年代意見有一定合理性。但要注意的是，這種年代研究還需未來同類器物及其出土環境的系統研究方可最終确定。
銅鈴明顯與二裡頭文化出土者相似，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亦與二裡頭文化同類器存在聯系。但學界對于銅牌飾的來源存在不同意見，除中原說外，也有學者認為廣漢銅牌飾的産生與新疆哈密地區有密切聯系，最有可能是通過河西走廊，經川東北地區傳入四川盆地。從牌飾的形制和裝飾紋樣看，廣漢銅牌飾與二裡頭文化，以及甘肅天水、新疆哈密等地的牌飾均有同亦有異，再結合三星堆文化中出現的可能與二裡頭文化相似的陶器因素，目前将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看成是遙承二裡頭文化因素在當地鑄造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e，但那件有短脊又未嵌綠松石的銅牌飾仍舊與哈密地區存在更大的關聯，隻是還缺乏除此之外的其他證據。
由于銅器數量太少，這一時期銅器在三星堆文化中可以起到何種作用，還不能準确推斷。但對于三星堆人群認識青銅器，并可能由此擷取一定的銅器鑄造技術等資訊都是有益的。
二
1986年，先後在三星堆城牆附近發掘的1号坑和2号坑f，在完全突破學界對于商代成都平原文化面貌及發展程度認知的同時，也将其作為夏商時期另一文化中心的地位确立下來。1、2号坑均出土大量高品級物品，就銅器而言，種類和數量之多、制作之精美均達到商代西南地區之最。1号坑出土銅器178件，種類有人頭像、跪坐人像、人面具、人面像、龍柱形器、虎形器、龍形飾、戈、瑗、尊、瓿、盤、器蓋等；2号坑出土的銅器種類和數量都明顯多于1号坑，包括人像（大立人像、小立人像、獸首冠人像、跪坐人像、喇叭座頂尊跪坐人像、人身鳥爪形足人像）、人頭像（包括4件金面罩人頭像）、人身形牌飾（或稱為聯鞘劍形銅牌飾）、面具（人、獸面具）、獸面、眼形飾和眼泡、太陽形器、神樹、神壇、神殿、尊、罍、瑗、戚形方孔璧、璋形飾、戈、各種挂飾（包括鈴、圓形、龜背形、扇貝形、箕形等形制以及鈴挂架、挂環、貝、三棱形飾、彈丸等）、銅箔飾件（包括魚形箔飾挂架以及魚形、璋形、葉脈紋、圓形、魚鱗紋、彩繪、獸面形、獸形、鳥形箔飾等）、雜件（包括蛇、蛇形器、龍形飾件、公雞、鳥頭、鳥、鳥形飾、水牛頭、怪獸、鲇魚、镂空器、多種镂空飾件等），共計735件；近期正在發掘的三星堆3号坑（14.1平方米）出土大量青銅器與象牙等遺物再次引起學界關注，特别是其中出土的1件銅頂尊跪坐人像更是具有重要的文化與藝術價值。
三星堆銅怪獸（三星堆博物館 供圖）
學界對1986年發掘的兩座器物坑埋藏年代有同時和不同時兩種觀點。持兩坑年代同時說的有殷墟中期偏早階段、殷墟三期、商代晚期、殷末周初、西周後期、春秋初期、春秋中葉等多種說法。持兩坑年代不同時的學者有1号坑為殷墟一期、2号坑為殷墟晚期，1号坑為殷墟一期、2号坑為殷墟二期偏早或殷墟一、二期之間，1号坑為商周之際、2号坑為春秋時期，1号坑在殷墟一期之末與殷墟二期之間，2号坑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間等幾種說法。近期公布的三星堆4号坑通過竹炭屑進行的碳14年代測定結果顯示，有68.3%的機率落在距今3072—3003（cal.BP）時間範圍内，95.4%的機率落在距今3148—2966（cal.BP）範圍内。目前，籠統将三星堆器物坑年代推斷為晚商時期，或可至周初，學界應無大的疑問。但具體是各坑年代同時，還是存在早晚之别，具體每座坑的年代都還需要進一步的年代測定和器物比較研究。
三星堆銅罍（三星堆博物館 供圖）
這一時期的成都平原在銅器使用上達到第一個高峰階段，三星堆遺址也成為此時四川盆地的銅器鑄造中心。有以下幾點需要我們注意：
（一）三星堆文化聚落分布呈現三星堆遺址群高度集聚的特點，其中三星堆城址俨然已成為此時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三星堆遺址面積可達12平方公裡，夏商時期城址分布面積約3.5平方公裡。三星堆遺址明顯是此時期三星堆文化的中心都邑。據調查，在三星堆遺址周圍的廣漢、什邡、綿竹、新都、彭州、青白江等地分布着相當數量中小遺址，文化面貌與三星堆文化相同，說明三星堆遺址周圍還有若幹不同等級的中小遺址，共同組成一個分布廣泛、相對獨立的文化區域。總體看，該區域既發現超大型城址，又出土多種高品級器類（三星堆多座器物坑出土大量的銅器、玉器以及金器、骨器、石器、象牙、海貝等諸多種類器物），是三星堆文化發展水準最高的區域，也是三星堆文化（王國）直接控制的核心區域。
（二）銅器出土呈現出一枝獨秀現象。
除三星堆遺址外，漢源縣富林公社兩次共發現8件青銅器，巫山大昌鎮出土1件銅尊，還在萬州中壩子遺址發現銅魚鈎等小件銅器。巫山出土銅尊更有可能是外來輸入品，富林公社出土銅器的埋藏年代不排除要稍晚的可能。前述地點與三星堆遺址相比，出土銅器數量實在過少，這雖與銅器的出土環境及具體使用目的有關，但也側面表明銅器使用上存在明顯的集中性和壟斷性。
（三）種種迹象顯示三星堆遺址存在銅器鑄造行為。
其一，三星堆遺址發現大量具有自身特色的銅器類别。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立人像、人頭像、人面具、獸面具、各種眼形器、神樹、神壇、多種飾件等諸多器類都不見于其他地區，表現出明顯的地方特色。
其二，三星堆遺址發現與銅器鑄造相關的遺存。三星堆1号器物坑内銅頭像、尊、瑗等部分銅器内還存有泥芯土，即内範。另在1号器物坑的燒骨和填土中，以及遺址的文化層中都發現有這種泥芯土。發掘者據此推斷銅器應是在三星堆遺址内鑄造。通過分析1件内範，發現範内未見礦物轉變和其他異常現象，推測其澆注溫度可能未超過900℃。1963年，在月亮灣地點T105、T106、T107三個探方的第2層發現孔雀石和銅煉渣等遺物，還發現一塊沿附有銅煉渣的類粗砂陶片，發掘者推測可能是坩埚殘片。
其三，三星堆文化銅器鑄造技術存在一定自身特點。三星堆青銅器都是以塊範法鑄造成形，沒有發現鍛造成形的例證。有學者對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3件商系銅器和6件非商系銅器的鑄造技術進行詳細研究，認為有兩種工藝是其他地區沒有，或是最早。一種是用鑄鉚方式連接配接部件，另一種是切割孔技術e。其中鑄鉚工藝見于神樹（K2:194）底座三部分間的連接配接處f，而切割孔多見于人面具兩側的上下部位及額正中部位g。另有學者通過金相組織觀察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23件銅器，發現這些銅合金的澆鑄件大多存在着氣孔和鑄造缺陷。這與同一時期中原地區出土的青銅鑄件相比，反映出巴蜀地區在青銅器冶煉和澆鑄技術上的落後和不成熟h。
其四，青銅器的化學成分與銅礦來源問題還需進一步研究。有學者對三星堆1、2号器物坑出土的23件銅器進行電子探針成分分析，結果可分為紅銅（3件）、銅錫（5件）、銅鉛（5件）、銅鉛錫（9件）和銅錫鉛（1件）5類，并認為這些銅器按成分劃分的類型較多，各類型中銅錫鉛含量變動範圍較大，說明殷商後期巴蜀地區鑄造銅器的工藝和技術，都還比較粗糙和原始。而商文化風格銅器與本地風格銅器可能使用了不同的合金配比，表現在銅神器中的錫含量普遍較低，可能鑄造銅器時錫料略顯不足，或由于錫料貴重，鑄造大型神器時減少了錫的用量。有學者将31件殷墟出土銅器與13件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銅器的化學組成進行比較，結果顯示殷墟青銅容器中大多數的錫鉛比高于三星堆青銅容器；說明殷墟青銅容器中錫的用量高于三星堆青銅容器，而鉛的用量則低于三星堆。另外，三星堆與殷墟在青銅容器所含微量元素方面也顯示出一定差別。三星堆出土銅容器中鋅含量微乎其微，在儀器的檢出限以下，殷墟銅容器則含鋅在0.079%—0.287%；殷墟銅容器中鐵元素含量普遍較高，三星堆銅容器中鐵元素含量卻很低；其他如铋、鎳、砷等元素的含量均有差異。或許說明兩地的礦料來源不同。三星堆銅器中不含微量鋅的現象，在此前一項研究中亦曾提及。
三星堆銅鈴（雲何視覺 供圖）
合金成分上的不同顯示出銅器制作技術上，尤其是合金配比上的差異。而銅器中微量元素的不同，則顯示出礦料産地上的差異。再結合銅器使用及三星堆文化聚落布局等方面特點，三星堆存在某種規模的銅器生産應該沒有大的問題。隻是目前還不見明确的銅器作坊，對三星堆銅器的成分測試及鑄造工藝等方面的研究還未做到全覆寫，學界在相關問題上存在諸多争議是正常的。
不過，從銅容器的形制、紋飾和鑄造工藝上看，三星堆出土銅容器與商文化尤其是與長江中下遊地區關系密切，倒是學界較為一緻的認識。發掘者指出，1号坑出土的銅尊、瓿、盤和器蓋等是二裡崗上層至殷墟一期常見的器物，這些器物的紋飾作風是典型商文化的風格。2号坑出土的Ⅰ—Ⅲ式圓尊形制十分接近商文化風格；方尊和方罍也是商文化尊、罍特有形制，但紋飾具有蜀文化風格，反映了商文化與蜀文化的逐漸融合。2号坑出土的Ⅳ、Ⅴ式圓尊雖基本形制仍屬商文化風格，但圈足、紋飾等方面已表現出強烈的地方風格。朱鳳瀚先生也指出，除尊、罍等器物形制與紋飾上展現出與殷墟青銅器的直接聯系外，在銅立人像及神壇、神樹等器物上填充的多種紋飾母題（如雲雷紋、三角雲紋、“立刀”形紋、變形饕餮紋、鱗紋等）與展現手法仍是殷墟青銅器的形式與風格。推測三星堆青銅鑄造工藝受到殷墟青銅工藝直接影響，也可能是商人的鑄造工匠（或他們的弟子）直接鑄造了這批器物，隻是在造型設計上遵照或吸收了三星堆文化的區域性文化特征。不過，多有學者指出，與三星堆器物坑所出尊、罍形制相似的兩類銅器還見于安徽六安、阜南，湖南華容、嶽陽，湖北江陵、沙市，重慶巫山等地。這證明長江中下遊與上遊之間的交流通道至殷墟早中期階段依然暢通。除商文化外，長江中下遊地區也是三星堆文化對外交流的重要選擇。已有學者指出，這些地點出土的部分尊、罍可能為長江中下遊地區的湖南或江西、安徽一帶生産。
通過鉛同位素比值分析，有學者發現銅像和容器都屬于高放射性成因鉛，結合鑄造工藝與合金成分等分析，這兩類銅器很有可能來自同一鑄造地或由同一批工匠鑄造完成。1、2号器物坑中都有相當一部分銅像和容器的鉛同位素比值幾乎完全相同，表明這些銅器都是使用同一批礦料同時鑄造而成。故有學者推測具有三星堆文化特色的大部分青銅器有可能是外地工匠攜帶着金屬礦料來到三星堆後在很短時間内鑄造而成。
不難發現，在三星堆銅器生産上，是全為本地生産，還是僅有部分銅器為本地生産？是部分銅器外地生産後輸入本地，還是外地工匠來到本地生産銅器？不同風格的銅器具體生産地為何處等有關三星堆銅器的各種疑問都還需要較長時間的系統多學科研究才能論定。
三星堆銅戚形方孔璧（三星堆博物館 供圖）
三
三星堆多座器物坑内大量青銅器的出現始終給人以突然的印象。雖然這些銅器可能是在一段時間内鑄造，不過，鑄造時間不會延續太長。三星堆文化人群何以在不太長的一段時間内集中擁有和使用大量青銅器？
這從三星堆文化形成後極力謀求對外交流，尤其是向東拓展其文化影響可以找到部分答案。三星堆文化及其東向影響區域可劃分為5區，分别為成都平原區、重慶市萬州以西區域、巫山—巴東地區、秭歸—宜都地區、荊州地區，除核心分布區——成都平原外，其他4個區域在包含三星堆文化因素上展現出明顯的西多東少特點。這種大範圍的文化交流及其伴随的人群流動就可能促成銅器技術上的交流。從陶器角度看，三星堆文化的東向影響止于長江中遊的荊州沙市地區，該區域也是長江中遊地區大量集中出現成組早商文化因素的西南前沿。不難看出三星堆文化因素東向播遷的意圖非常明顯，那就是最終要和早商文化直接接觸。從青銅器和玉器等的發展程序看，早商文化時期與二裡頭文化時期都處于技術、生産能力和貴族階層需求的不斷提升和夯實基礎階段，三星堆文化發現的可确定為早商時期的銅器等高品級物品還不多。但是，到了殷墟文化一、二期階段，三星堆文化進入物質文化發展的高峰階段。與此同時，中原地區殷墟文化二期進入中國青銅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兩個區域在青銅文化發展上表現出的這一相似性耐人尋味。可以推斷三星堆文化與早商文化人群的交流一定會對後來殷墟文化早、中期階段大量青銅器、玉器的生産有技術上的鋪墊。整個商代，四川盆地始終與長江中遊地區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這對提高三星堆文化的銅器鑄造技術甚至包括成品的直接輸入，無疑具有重要作用。從四川盆地所見銅器看，既有受到中原地區商系銅器影響者，也有受到盤龍城類型商文化影響者，還有明顯的與陝南地區及長江中下遊地區間的銅器交流現象。說明四川盆地在對外銅器交流上能适時擷取最新的資訊，這對促成四川盆地巴蜀系銅器發展史上第一個高峰階段的到來起到極大的催化作用。
三星堆遺址2号祭祀坑局部（三星堆博物館 供圖）
四
雖然三星堆文化留給學界的謎團依舊很多，甚至連最為基本的年代和文化譜系研究都還沒有最終解決，但随着發掘工作的不斷開展，可以擷取的文化與人群資訊也在逐漸增多，有關三星堆人群銅器生産與使用的諸多疑問也會逐漸得到解決。
三星堆所見鑲嵌綠松石銅牌飾雖然與二裡頭文化同類器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明顯具有自身的形制特點。二裡頭文化的銅器種類較多，除銅牌飾、鈴外，還有工具、武器、容器等，但三星堆文化人群僅選擇牌飾和鈴這兩種對于生産領域不具有實際促進作用的器類，或許說明此時三星堆文化人群的統治階層對于銅器等多種高品級物品功能的定位并非以促進生産力的發展為目的，而更希望其促進人群與文化的整合，年代稍晚的三星堆多座器物坑出土物便可證明這一點。三星堆人群制作祭祀用品占用了最大精力，這也是三星堆文明的一個重要特點。或許也正因三星堆王國舉全國之力維持其高品級物品的制作以保持祭祀的正常運轉，也是以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而大大消耗了生産力。從三星堆到金沙發生的中心轉移，是否與此有一定關聯呢？
三星堆遺址6号祭祀坑出土的木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