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制造業優勢，抓住能源科技創新機遇

新能源産業對于中國企業來說，不止是國内市場的機會，更是全球範圍内的重大機會。在《巴黎協定》背景下，能源環保是各國共同關注的焦點，中國在新能源領域恰好處于領先位置，可以把太陽能、風能發電和電網建設同公路建設結合起來，配合新能源汽車出口，形成全套方案，打造成能夠持續對外輸出的好項目，形成全球化影響。新能源企業也很可能成為中國真正實作全球化的一批企業。

在這個過程中，怎樣發揮和強化既有優勢，是一個重要問題。

對接先進科技

科技創新是一個鍊條，包含以下四個環節：科研—研發—量産—市場，也就是科研産生研究成果，研發做成産品，量産供給市場，最後讓市場充分接受。我們把科研和産品化定義為“産品側創新”，客觀地講，在這方面美國仍然是全球領先的；把量産和市場化定義為“産業側創新”，這是中國的優勢所在；事實上實作量産并不簡單，産業側也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存在大量的創新，加上中國市場規模大、對先進科技的接受程度高，更有利于發揮這一優勢。在新能源領域，中美之間的優勢分布也基本如此，可以說是非常互補的。

中國應該利用自己的産業化優勢，更好地吸納前沿科技，以産業側創新支援産品側創新，走完四個環節。經驗表明，要提高創新的成功率，越往後走，越是産業側在起作用。可以說隻有中國最具備這個能力，可以和全球的創新者合作，幫助他們實作産業化。

當然中國的科研水準也在慢慢趕超美國等先進國家，同時中國擁有完整的産業鍊、優質的基礎設施、高素質的工程師和技術勞工，以及政府對産業側的政策支援。這些優勢是中國在長三角、珠三角以及内陸一些地區形成更完善的産業叢集的決定性因素。具體來說，中國的複雜産品的大規模開放制造，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

中國企業幫助跨國企業做代工制造時，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培養了大量有科技制造經驗的企業家。我們能夠支援小批量的生産，幫助創新企業做産品的調整和修改。當小科技企業成為創新的主力以後，中國獨有的這種制造能力就成了最稀缺的能力，成為關乎企業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素。

憑借這一優勢，在與全球的前沿科技成果對接的同時，我們也能實作全球科技産業布局，尤其是新能源産業布局，這将是非常理想的狀況。

從目前來看，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導緻對接不太順暢。一方面是大環境的影響，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科技産業，針對中國開展了科技封鎖，阻礙了合作。另一方面是自身問題，不少國内企業對全球合作規則不太了解，往往對别國的知識産權不夠重視，對于如何保證合作方的利益、如何形成雙赢合作沒有成熟的方案，導緻合作失敗。有個說法是，實作全球化，就要在全球各個地方實作本土化,也就是要“入鄉随俗”。隻按照一貫的套路出去搞并購，很難成功。

其實歐美的能源企業是願意跟中國合作的，哪怕政府可能出面阻撓，企業也會為了生存發展尋求機會。但是如果缺乏足夠的信任，就很難打開局面了。是以我們要學習國際規則，當然如果能夠建立一套自己的規則并且獲得廣泛的認可，效果是最好的。

在中美相對偏冷的經貿關系當中，能源産業還非常可能成為破冰的關鍵——畢竟除了企業層面具有合作意願，全球科技産業還處在同一個生态，不可分割。能源環保作為共同領域，如果能夠産生更深入的合作機會，中美将在很多大的格局上實作雙赢，否則可能是雙輸的。

建構創新生态

目前的時代是科技産業生态創新的時代。是以我們要解決的不是散點問題，而是要通盤考慮生态建構。

首先是人的問題。高校院所的專家教授取得科研成果之後，産業化的工作由誰來做？在中國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把成果一次性轉讓出去，到此再無關系；二是鼓勵本校科學家創業。後一種方式盡管也有少數成功案例，但效率比較低，因為科研與創業需要的是不同技能，要由不同類型的人才分工合作。

美國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較好地解決了這類問題。法案規定，專利的所有權屬于高校，高校可以向企業授予專利的獨家商業權益。這樣高校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将獨家商業開發權轉讓給企業後，知識産權仍然歸高校所有，教授可以繼續做科學研究，而将專利轉化為産品就可以由科技企業家來完成。

科技企業家，是一群懂科技、經驗豐富、有良好信用的連續創業者。他們的使命就是組織産品的研發，把一個新産品送上市後，功成身退，再投身下一個新産品。美國的科技企業家有上萬人，而在中國這一群體目前尚未形成。我們可以通過向國外學習補全這個創新鍊條，通過積極地和先進科技對接，掌握技術産品化的能力，若幹年後我們也會擁有自己的科技企業家階層。

其次是投資問題。産業化過程中的投資非常重要，而金融機構由于不懂制造，為了抵禦風險，不敢輕易投資科技産品的量産，是以在這一階段能發揮的作用有限。我們在投資的過程中觀察到，很多科技企業在研發的路上沒有倒下，卻在研發完成後量産的這一步功虧一篑。因為主導這一輪科技創新的都是小企業，它們在研發階段，每年隻需要花費幾百萬美元，但當這些企業需要建廠實作量産的時候，則要投入上億美元。許多企業即便研發出了極具市場潛力的産品，也還會因為拿不到足夠的資金完成量産而紛紛“死”去。

這個問題其實有解，需要創新。我們正在中國實驗的一個項目就采用了一種新的投資方式，叫作“制造即投資”，也就是制造企業将制造能力作為一種投資方式入股，科技企業承諾在資本市場上市前，以合理的價格收購工廠和生産線，将其作為資産的一部分共同上市。最擅長量産的就是已經具有規模生産經驗的企業家，由他們判斷項目可行性，低成本、高效率地建廠生産，進而擺脫來料加工模式，改變給别人打工的地位，把合作環節提前，并成為重要的合作夥伴。對于研發企業來說也非常劃算，它們不需要自己出錢就能實作量産，同時上市時擁有了自己的工廠，也會得到資本更高的估值。這種多方共赢的機制，值得在中國大力提倡。

最後是大企業參與方式。美國的經驗表明，大企業自建研究院來内生性地獨自解決科技更新問題是低效且不現實的，與科研機構、研發型小企業合作才是更優選擇。具體來說，大企業可以建立風險投資部（CVC），由專業人士實施前沿觀察，標明可能具有颠覆性技術的小企業，及早開始風險投資乃至戰略投資，有機會開展合作，待業務成熟後實施戰略并購。這種合作能夠達成雙赢的局面：大企業通過協同研發和資本并購獲得創新力，小企業也能得到更多的合作和生存機會。

這類國際經驗值得學習和借鑒。由于大企業同小企業、科學家的關聯機制沒有建立，大企業直接去收購創新型企業的時候可能被抵禦，科學家又往往隻能呼籲大企業支援，導緻創新鍊條有時會脫節。

是以說，中國需要在現有的優秀戰略指引下，建設好科技創新生态，各個要素各司其職、協同發展，才能實作創新繁榮、達成共同目标。

（作者系前哨科技創始人、全球科技創新産業趨勢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