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隔離（Apartheid）和殖民主義給南非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對小說家而言，如何在不陷入政治性寫作的情況下再現南非動蕩的曆史，是一件極具挑戰性的事情。南非大多數用英語寫作的作家，從奧裡夫·施萊納（Olive Schreiner）到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和安德烈·布林克（AndréBrink），再到孟甘尼·塞羅特（Mongane Serote），都試圖用現實主義的方式來調和小說的自由和曆史的局限之間的沖突。
偏愛現實主義的戈迪預設為南非作家的任務是真實地記錄或反映南非殘酷的現實。對她來說，寫作本質上是一個表象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她所說的“創造性的自我吸收”必須始終受到“良知意識”的制約。然而，庫切懷疑樸素寫實的創作是否就比天馬行空的想象更能呈現事情的真相。他更傾向于“按照小說自身而不是曆史的規律”來寫作。對此，很多人頗有微詞。斯蒂芬·沃森（Stephen Watson）反對說，庫切對文本的關注意味着他的作品“隻不過是一個巧妙構造的空洞”，而戈迪默則認為“厭惡一切政治和革命的解決方案”是他的一個弱點。
作家庫切
這其間的辯解與批評正好突出了庫切的兩難境地。一邊是歐美與後現代主義，一邊是南非與後殖民時代。對前者而言，他到底是非洲人；對後者而言，他是“白人土著”（the Afrikaners）。而他關于異見、語言、文學、文化甚至動物權利的大量評論性文章又使得這樣的争論變得更加複雜。一個寫小說的理論家，一個寫評論的語言學家，一個自覺的後現代主義者。有着多重身份和歐美精英文化背景的庫切，并沒有像戈迪默那樣投身南非的革命事業，而是背過身去選擇用英文寫作來解構“黑”“白”分明的二進制故事，即便是頗具現實主義色彩的另類之作《恥》，也沒有宏大的曆史背景或急切的倫理訴求，而隻是冷冷地介入着，其中的痛雖真切而驚心，但更是荒謬而無意義的。
《恥》是一本真實而令人絕望的書。藉藉無名的教授大衛·盧裡的所有情事，都無比深切地發自無比深沉的欲望——雖然那不過是遲暮的火焰，熄滅前最後的燃燒。庫切不動聲色地嘲諷了盧裡不合時宜又不無辛酸的浪漫派頭。而當他面對性騷擾的指控時，庫切又沒有拿倫理和道德的鞭子抽打他“醜惡”的靈魂，沒有讓他以嘩衆取寵的“忏悔”來消解公衆的責難，也沒有讓控方以委曲求全的“寬恕”來滿足世人的想象，而是讓他認罰不認罪地身敗名裂。叙述就此開啟了一個不無優雅（Graceful）的人如何一步步地變得潦倒不堪（Disgrace）的旅程。
《恥》
庫切真是毒辣，他讓盧裡避走鄉間與農場生活的女兒露西相依為命，同時安排他在動物救助站做着粗鄙的活計，然後又通過露西被黑人強奸的厄運将他捅了個透心涼。更讓盧裡凄苦無奈的是，遭遇強暴的女兒竟然拒絕他移居歐洲的建議，甘願嫁給強奸者的親戚，甚至執意要生下那個“孽種”——為的是換來黑人主導土地上的一點保護。個人如多米諾骨牌倒塌的“淪落”與隐隐約約的曆史“巨變”悄然融為一體。而讓人不寒而栗的是這起案件事前群體性的周密策劃、強暴時施害者的怨恨十足以及事後的高調張揚。以如此方式切入南非“現實”的庫切，讓黑白遮蔽的東西從灰幕中滲透出來：經年累月的殖民罪孽豈會随便消弭？莫裡森《寵兒》中那個冤死的黑人“幽靈”不再執着如怨鬼地糾纏她的母親，而是化身為《恥》中的黑人男子報複昔日的白人壓迫者。他們都是曆史的代言人。露西是受害者，而那些強奸她的黑人又何嘗不是受曆史和種族決定的受害者？
盧裡沒有用空洞的語言和虛假的姿态忏悔，而是以身敗名裂、遠走他鄉的行為認罰。正如受難者沒有能力寬恕，施害者更沒有資格忏悔。因為寬恕意味着抹殺曾經的苦難，而真正的忏悔或許隻能來自罪人感同身受的遭遇。當盧裡向女生家人下跪道歉時，與其說是冠冕堂皇，不如說是同病相憐。雙方和解的希望來自同為受難者的同情。因為在命運和曆史面前，他們是一樣的可憐。
盧裡的耿介害他不能有周旋于世俗的魅惑，而他的虛弱又使他承擔不起快意恩仇的悲壯。于是，他隻能放棄。庫切讓盧裡對着一條象征其處境的廢狗，寫作一部關于拜倫與19歲的特蕾莎戀情的歌劇。如此創作所蘊含的“救贖”意味很快就因盧裡的主動放棄而消散，而貫穿作品的“沉淪”主題在小說結尾時終至高潮：盧裡把那條喜歡聽他創作的音樂的廢狗，放到了安樂死的台子上。這意味深長的放棄，徹底砍斷了沉淪的黑洞裡那根光明的尾巴，同時也摘掉了瑞典皇家科學院給他的那頂“文學救贖”的高帽子。
庫切以盧裡清醒地放棄創作，暗喻“文學”的超驗與無能；而露西稀裡糊塗的懷孕，則象征着“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如果黑人男性強奸者代表着殖民主義的“曆史”，那麼身為白人受害者的露西則以紮根農場的代價，預示了雙方和解的可能。這是《恥》最為隐秘而深厚的底色。庫切的厲害在于他将露西“奉獻”的理由始終表達得語焉不詳：“是的，我正在走的路也許的确是危險叢生，可如果我現在就離開農場，我就是吃了敗仗，就會一輩子品嘗這失敗的滋味。”如此“格局”顯然不是南非的“革命”事業所能涵蓋的。
如果說露西化仇恨為孕育的堅韌，意味着和解的艱難與抗争的悲壯，那麼盧裡從體面到落魄的無奈，則彰顯了生活的殘酷與個體的卑微。他在一點也不浪漫的技術大學開設了一門論浪漫主義詩人的課程，又對着一群愚昧無知的學生傳播着“進階傳播技巧”。他對這樣的尴尬了解甚深，他對自身的反諷卻渾然不覺。他出版過論梅菲斯特的專著，卻沒有其走出書齋的狠勁；他寫作關于性愛與幻想的作品，欲望卻如蝴蝶般短暫而輕巧；他喜歡自然主義詩人華茲華斯，生活卻如沙漠一樣枯燥乏味；他有拜倫式的美貌與性欲，卻沒有拜倫的放蕩與混世。
在盧裡對此漠然無知的真實中，或許有他自己都沒有覺察的自命清高與玩世不恭。如此鋪墊，讓他急轉直下的命運更為觸目驚心。願賭服輸的他在聲名狼藉中泰然自若，卻在黑人領地的遭遇中尊嚴全無：滿腹詩書卻一無用處，大學教授成了殺狗義工；發号施令的“主人”，變為恭敬有加的“仆人”；之前強勢引誘年輕甜美的女生，到後來無意中就範于年老色衰的女人，直至當初的“罪”得到徹底的“罰”。
“左”“右”為難，“黑”“白”難辨的庫切，常常以或陽奉陰違、或聲東擊西、或南轅北轍的言論來呈現和尊重其中的含混和複雜。他以自己最好的小說《恥》，無聲地駁斥了那些質疑他的人：小說的力量來自它高妙的叙事藝術，同時也可以承擔群眾的道義和曆史的責任。（責編：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