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華語樂壇上出現了戴佩妮的名字。
她開始以每年一張的速度出原創專輯，
直到2008年之後才緩下發片的速度。
她清新的、搖滾的聲音，
成為一種獨特的音調。
她總是以一種充沛的姿态，
肆意地在音樂領域嘗試各種可能性。
音樂人李宗盛說過，“我所生存的這個行業是一個怪獸，随時把自稱有天分的人榨幹然後一腳踹開。一些歌手剛出道時往往都是豔驚四座，但是之後就隻會重複自己，漸漸變得乏力、再無新意……” 在他心裡，戴佩妮不是這樣的歌手。
2000年，華語樂壇上出現了戴佩妮的名字。她開始以每年一張的速度出原創專輯，直到2008年之後才緩下發片的速度。她清新的、搖滾的聲音，成為一種獨特的音調。除此之外，她做幕後、當制作人，專注在與音樂有關的一切事情上。她總是以一種充沛的姿态，肆意地在音樂領域嘗試各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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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某種程度我也有在重複自己的，而其中的變化是因為生活總給我一些不同的感受，加上和不同樂手的合作總能碰撞出有趣的火花。”她出生在一個多元化的環境裡，從小就聽各種類别的音樂，那些潛移默化的影響紮根在血液裡，讓她有更多可能性。如果一首歌火了，她不會去重複寫那樣的歌，不會做那樣的重複，但她一直在重複那種多元化的音樂性。“我覺得重複自己不是壞事，反而是忠于自己的行為。如果你問我下一張專輯你會突破自己嗎？我會告訴你說沒有，就是戴佩妮的風格。我知道自己适合做什麼、擅長做什麼，我就去做。我要在擅長的領域裡面做自己。過幾年再聽到這個作品，能站起來為自己鼓掌，這樣就夠了。”
戴佩妮清晰地記得，自己存錢買到的第一張CD。那是搖滾歌手雪瑞·克洛（Sheryl Crow）的第二張專輯《Sheryl Crow》，黑白的封面上是雪瑞·克洛那張在長發中酷且不羁的臉。因為被專輯封面吸引，她從衆多CD中選中了它。聽她的同名專輯，聽她的鄉村搖滾，戴佩妮覺得新奇：怎麼會有一個女生，穿着大長裙，拿着吉他，盤腿坐在地上玩音樂。那個粗犷與帥氣的形象對她而言有一種巨大的沖擊力。
此前，她所觸及到的音樂極端地被分成兩類。二哥的房間是她奇妙的“音樂室”，二哥喜歡創作，愛玩吉他，房間裡的錄音帶都是那個時代最耳熟能詳的創作歌手，李宗盛、黃韻玲、紅螞蟻樂團、崔健、羅大佑、陳珊妮、剛澤斌、陳傑洲……小小的戴佩妮會潛入二哥的房間，用二哥的随身聽去探索那個廣闊的音樂世界。又因為從小練舞，她平日吸收的都是更加動感的舞曲，郭富城、紅孩兒、小虎隊……她喜歡那些節奏所營造出的氣氛。在兩種音樂類型的交織裡，她開始了解到，音樂可以分為創作型、跳舞型、偶像型，也開始更加自由地、多元地去吸收各種類别的音樂。
17歲，戴佩妮跟音樂的關系發生了奇妙的改變，從被動吸收變成了主動輸出。那時候全馬來西亞最大的創作性比賽——海螺新韻獎開始啟動。因為二哥的年紀超過了國中組、高中組、大學組的設定，喜歡跟二哥擡杠的戴佩妮趁機“嘲諷”，卻被二哥嗆聲說，有本事你去參加。上高二的戴佩妮在激将法之下，決定姑且一試。她拿着朋友的作文當詞，自己哼唱了一首歌，又找了會吉他的朋友幫自己伴奏，交了作業。結果很順利地進入了決賽，拿了優秀獎。那一次比賽，馬來西亞的歌手阿牛拿了冠軍，梁靜茹則是最佳演繹獎的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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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之後，戴佩妮結交了很多在創作上有經驗的朋友，她覺得好奇，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喜歡創作、喜歡音樂。她自己成立了一個叫作“指南針”的音樂小組，每星期小組的朋友們一起聚會，有時在巴士站，有時在街頭，有時在成員家裡，大家分享自己的音樂創作，互相讨論。他們也開始“出征”各種音樂創作比賽，有一位成員要去參加音樂比賽，大家就浩浩蕩蕩跟着一起去。
在音樂上忙碌的戴佩妮，并沒有想過，這會是自己将來的道路。她仍然活躍在自己從國小習的舞蹈領域，教小朋友們跳舞、參加舞蹈類的演出、在空曠的教室裡自己練舞，她知道，畢業之後，她應該會去考藝術大學，或者是去某個當代舞團成為一名候補生。總之，她一心想着，自己要成為一名現代舞舞者。
機緣奇妙。在一次音樂比賽中，擔任評委的“元老級”制作人黃怡聽到了戴佩妮的歌聲，便開始對她其他的音樂創作感興趣。與此同時，一位評審老師也帶着另一位“元老級”制作人陳子鴻來聽戴佩妮的音樂。黃怡和陳子鴻回到中國台灣，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自己在馬來西亞遇到的一個女生：她很奇怪，不是唱得厲害或是長得漂亮，但就是非常妙。1999年初，這個“奇怪的女生”正要決定去做舞者時，收到了黃怡和陳子鴻的邀約：請她做一名創作歌手。
一個十字路口，兩個不同的選擇，一邊是從小到大的夢想，一邊是全新且未知的選擇。促使戴佩妮作出選擇的原因是：如果當一個專業的現代舞者，也許跳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但如果當一名創作型的歌手，可以保證唱自己的故事，說自己想說的話。
“不唱别人的歌，隻唱自己的。” 于是，在這樣的決定中，黃怡和陳子鴻的公司“喜歡音樂”擁有了第一位創作型歌手——戴佩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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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了華語樂壇之後的很久，戴佩妮才通過記者們抛給她的問題、身邊同僚們的分享，得知了自己選擇的行業，正處于銷售最輝煌的時代。千禧年出道的自己，像是搭上了輝煌線路的末班車。
此刻回望，她覺得甚是慶幸：在大時代正随着技術發展、生活方式的改變，發生着巨大變化的開始，二十年來，她一路見證了唱片黃金時代、實體下滑、網絡音樂的興起。對她而言，都是“末班車”上，有趣的經曆。“我是一個适應力非常強的人。不管這個時代怎麼變，我都有辦法讓自己回到一個跟大環境相反的地方，稍做休息，重新出發。”
她一路玩得自我，玩得自在。
黃怡和陳子鴻都是認真但不嚴肅的人，他們做音樂非常自由，在制作方式上也不設限，這給了戴佩妮很大的空間。在準備第二張專輯《怎樣》時，戴佩妮要求加入專輯後期制作的部分，黃怡和陳子鴻也毫無保留地讓她參與。他們幫她邀請了很多知名樂手齊聚一堂，一起碰撞，恰好大家都喜歡 LiveHouse 中即興的部分，就用“同步錄音”的方式來做歌，戴佩妮形容，“就好像一個創作營一樣，他們跟我一起，邊唱邊把編曲弄出來。一起讨論，一起錄音，結束之後一起吃飯，是一種像在學校裡的感覺。我們可以肆無忌憚地去玩音樂上的各種想法。”
盡興之餘，意料之外，這張專輯裡的《你要的愛》因為電視劇《流星花園》的熱播，成為了當下意義上的“爆款金曲”。那時候，戴佩妮發現，自己去印度尼西亞做 Spa，也會被當地人認出——你就是那個唱《流星花園》片尾曲《你要的愛》的戴佩妮。這個很長的定語，在很長時間以來被放在了戴佩妮的名字前面。她心想，啊，這樣的話，我好像應該還有機會出下一張專輯。
她的歌走紅都帶着點“歪打正着”的意思。2018年，戴佩妮在武漢的一場演唱會上，因為在演唱《怎樣》時将麥克風遞給歌迷，但誰承想歌迷跑調嚴重，使得“心疼戴佩妮”沖上新聞熱搜。
戴佩妮将這樣的經曆稱為“中樂透”。身為創作歌手，她從不會将“會紅”放在自己的創作标準中，紅了，也不會令她在寫歌時的想法發生改變，“就像你中樂透之後，應該不會太擔心自己是不是還會中樂透”，說完她發出一陣爽朗的大笑，“就像當一個創作型的歌手一樣，這些事情都不在我的計劃中。我的人生有太多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事情，是以我在心态上一直保持着最初的樣子。我相信隻要你夠努力，你不愧對自己的音樂，這種天降之福還是會降臨。如果沒有，也沒有關系，有兩次我真的覺得已經足夠了。”
2011年，戴佩妮成立了搖滾樂團佛跳牆。這被她稱為是進入樂壇之後第二個轉折點。在佛跳牆，戴佩妮的音樂換了個樣子，從清新變得暗黑、歇斯底裡。也許聽她音樂的人覺得奇怪，怎麼會這樣，但這一直以來，都是“奇怪的女生”戴佩妮的音樂。
從17歲以來，她就在寫不同類型的音樂。在唱片公司發片時，為了調配出很“戴佩妮”風格的音樂和專輯，有很多搖滾風格的歌曲都沒有被收錄。于是在2011年的節點上，戴佩妮選擇了成立樂團，用另一個管道，将自己不一樣的音樂拿出去和大家見面。“佛跳牆跟戴佩妮加起來，才是完整的我自己。我可以很暗黑，我又可以很清新，每一個人其實都有這樣的兩面性，幸運的是，我可以透過音樂把它們很清楚地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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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曲《1999》中，戴佩妮唱到，“1999那年将要畢業之際，我做了一個決定，決定要帶着我的Guitar到很遠的地方去。……我會帶着一個答案回來這裡，回來這裡1999。”
直到現在，她仍然堅持着1999年的想法，“不唱别人的歌，隻唱自己的。”
恩師與伯樂陳子鴻稱戴佩妮是“少見的有個性，也有主見。”唯一一次，戴佩妮對陳子鴻發起“逆反”，是在一次專輯檢讨會上，有人建議戴佩妮，要不要試試唱别人的歌。戴佩妮覺得難過，為了成為創作歌手，唱自己的歌，自己放棄了從小以來的舞蹈夢想，突然間大家這樣講，讓她覺得仿佛是對當初給自己的承諾的一種背叛和辜負。她無法接受，“如果他們還是繼續說服我去唱别人的歌的話，那我就不唱歌了。我退出。”
她堅持一直寫歌，一直寫歌，給到公司，寫到沒有人再來勸她，去唱别人的歌。這是戴佩妮式的“争氣”。從17歲開始，她寫歌到現在，一直把歌曲當作自己的“日記”來寫。在“日記”裡，她最開始寫自己，自己是誰、喜歡什麼、讨厭什麼；五年之後，開始寫别人；十年之後開始寫自己所處的環境與對世界的感受。她也“不務正業”地探索音樂周圍的領域，獲得了專輯制作人、最佳國語女歌手、最佳作曲人等獎項，成為了金曲獎獲得獎項類别最多的女歌 。
會不會過于忙碌？她回答，“其實我并沒有很緊繃，因為我隻是在專注做好一個領域的事情。相比那些還要涉足更多工作的人來說，我其實平衡得蠻好的。”
在發行了專輯《賊》之後，戴佩妮的創作量才開始慢慢降下來。對于一個寫“日記”的人來說，随着成長，小時候那些讓人驚訝的、時有感悟的事情逐漸變得平常，人的情緒變得平緩，她也不會為寫而寫了。停下來的時間裡，她讓自己去體驗生活，去充分接觸世界，一直到去年，她才再次開啟自己的感官世界，用此前那種敏銳又奇怪的視角去進行創作。
每當有人問戴佩妮，什麼時候會停止寫歌，她總會回答，寫到老，寫到死。她從來不覺得，一個攀登的人擁有停下來的資格。“我會一直往前走、往上爬。哪怕爬到一個頂端，我也隻是為了要看我前面的路還可以走多遠，還有多困難，還有多少座山要翻越。絕不是爬上一座山之後，我就停在那邊享受高處。”也許有一天，那個叫作戴佩妮的歌手不會再出現在幕前唱歌，但是她一定會以一種幕後的方式，繼續做音樂，玩音樂。
她有一個奇怪的舉動。有時候聽到自己以前專輯裡的歌，會站起來給自己鼓掌。“因為我永遠搞不懂那時候的自己在想什麼。” 為什麼寫這樣的歌、為什麼這樣編曲、為什麼這樣用樂器，她搞不懂。她覺得自己能堅持創作，一定是老天爺給的天賦，和後天的好奇心，混合成一種奇妙的反應。“如果哪天我沒有這樣的敏銳去觀察事情，我也覺得已經很夠了啦。我還可以聽我以前的作品，還可以站起來為過去的自己鼓掌，我已經很滿足了。”
1999年，在戴佩妮身上發生了很多事情。但她永遠會記得兩個畫面，一個是自己帶着吉他離家時拒絕了親人朋友送機，自己一人隻身前往機場的畫面；以及到台灣之後，媽媽生了一場大病，直到痊愈才告訴自己的畫面。那時候的她離開了這些“天使”的守護，去尋找一個答案。慶幸的是，如今，那個答案已經完整了。“我今天之是以在這裡，是因為當一個創作歌手，會有使命感。你寫的東西可以陪伴大家，你可以幫助無法宣洩的人去表達喜怒哀樂，你甚至可以影響到一個人。音樂的魔力太大了。如果我有這個能力去創作，去陪伴大家，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我不知道高光點是什麼，但我知道我的使命是什麼，這是我到現在還在唱歌的一個支撐點。我是靠這樣的支撐點在前進。”
攝影/Kuo Huan Kao
采訪、撰文/星黛露
造型/Quenti Lu
化妝/Elvi Yang
發型/Joann
制片/羅凱音
編輯/袁新
編輯助理/譚夢靈
（詳見《嘉人marie claire》2022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