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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間》中鄭娟的遭遇模式,早在20年前的《年輪》中就初露端倪

《人世間》中鄭娟的遭遇模式,早在20年前的《年輪》中就初露端倪

《人世間》的小說原著,其實與梁曉聲創作于九十年代初的電視劇劇本《年輪》有着非常明顯的相似性。

這種相似性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叙事結構相似。

《人世間》從1969年寫到2014年,但并沒有面面俱到,而是側重選擇了幾個時間段。

這種特點,在《年輪》中就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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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輪》劇照

《年輪》大緻分成文革前夕的學生時代、知青歲月、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九十年代初。

《人世間》的時間段,除了“學生時代”沒有表現外,基本與《年輪》的時間段相吻合,隻不過根據時間的遞進,增加了一個2001年之後的時間段,可以稱之為“新世紀”時間段。

《人世間》在重點表現的時間段之外,如同《年輪》一樣,是通過“時間蛙跳”的方式略而不提的,這之間發生的事件進展,主要是借助回溯的筆調予以補充交待。

《人世間》中鄭娟的遭遇模式,早在20年前的《年輪》中就初露端倪

這種結構,梁曉聲稱之為“回形針”結構,早在《年輪》中就已經娴熟地予以了運用,現在在《人世間》裡再一次锺事增華,添加了一段“新世紀”的時間線,便構成了《人世間》的叙事特點,也算是新翻楊柳枝,并沒有什麼訝怪之處。

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回形針”結構回避了流水賬式的線性叙事,在時間跨度大的小說裡,的确是一個救命稻草。《人世間》在作者寫作20餘年之後,再次啟用《年輪》的寫作結構,可以看出,梁曉聲念念不忘當年在《年輪》中嶄露頭角的“回形針”結構,為年代劇類小說增添了一個更完整、更縱深的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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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人物結構相似。

《年輪》裡的一組知青人物,可以在《人世間》裡見到對應的平移組成。

《年輪》中的吳振慶(電視劇拍攝之後叫劉振興),回城後從事建築行業,負責對舊城區的改造。這可以等同于《人世間》裡秉義發起的對光字片的徹底改造的振興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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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輪》中的劉振興

吳振慶憑借自己建造新區的近水樓台的優勢,為當年的好友家庭,分到了新居。這如同《人世間》裡的秉義幫助貧困街區的困難家庭,分到了滿意的新房。

小說裡的張萌,父親是當年的區委書記,文革期間蒙難,這與《人世間》裡的郝冬梅的人物設定完成相似。

《人世間》中鄭娟的遭遇模式,早在20年前的《年輪》中就初露端倪

劉振興與張萌

張萌當年在知青點的時候,生下一女,名叫小玥,一直寄養的插隊當地的人家,後來小女孩長成十八九歲,隻身到城裡尋找母親,回到張萌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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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輪》中的小玥

這也與《人世間》裡周蓉生下女兒,但一直不在身邊,不是寄養在爺爺家,就是寄住在郝冬梅家如出一轍。

而且,有意思的是,張萌的女兒叫小玥,周蓉的女兒叫周玥(電視劇中叫馮玥),都不是省油的燈。在《年輪》中,小玥回城後,到處招惹是非,讓張萌及她的知青朋友們苦不堪言。同樣,在《人世間》的小說原著裡,周玥也沒有讓周家安甯過。看樣子,叫“玥”的女孩,都不是省心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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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玥

這也反映出梁曉聲對知青下一代的不信任與不看好的潛在心态。他把濃墨重彩的筆觸放在了知青一代身上,而對他們的下一代卻認為他們是垮掉的一代。《年輪》與《人世間》裡兩個冠名為“玥”的女孩,出現同樣的惹事生非、丢人現眼的狀況,不應該是一種巧合。

當然電視劇裡對馮玥的設定作了完全的改變,馮玥成為下一代肯定父輩們的價值觀的一個發聲視窗,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梁曉聲在小說原著裡,卻對下一代很悲觀,小說裡有還有一通家族中的“智商周期”的宏論,認為“一個家族的智商,有休眠期、活躍期和高峰期,之後會再度進入休眠期”。幸好這一通理論,是放在小說裡的“一點正經都沒有”的蔡曉光嘴裡,不至于引起較真的反彈,但這種與“龍生龍、鳳生鳳”一脈相承的“血統論”公然出現在小說裡,多少也能解釋梁曉聲在小說裡對下一代充滿着不信任與不友好的定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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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維則

《人世間》裡從民警一路當到警察局長的龔維則,在《年輪》中也有一個警察韓德寶基本呈現出對應狀态。韓德寶在小說終結的年份,還是一個熱心腸,最後因公殉職,如同早期的龔維則,對街道裡的居民們也是有求必應,熱心相助。隻是人在不斷的變化,龔維則在《年輪》結束的那個點,也就是九十年代初,絕對是好人,但是他還是晚節不保,未能平安落地。

《人世間》中鄭娟的遭遇模式,早在20年前的《年輪》中就初露端倪

《年輪》中的徐克與韓德寶

甚至《年輪》中的人物姓名,與《人世間》裡的人名都很相似。

我們可以比照一下(前面是《年輪》中的人物,後面是《人世間》裡的人物):

郝梅——郝冬梅;

韓德寶——曹德寶;

小玥——周玥(馮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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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輪》中的棚戶區

三是核心關鍵情節相似。

《人世間》裡最核心的關鍵情節,都集中在鄭娟身上。

以鄭娟為原點,牽連到四個男人,分别是秉昆、駱士賓、塗志強、水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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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保證鄭娟的純潔性,梁曉聲可謂是煞費苦心,将駱士賓與水自流設計成是一對同志,這樣,便把這兩個人撇除在與鄭娟有染的男人之外。

而駱士賓則是通過強行的手段,侵淩了鄭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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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設定之下,鄭娟在感情上仍是純淨的,可以保證與秉昆之間的高純度的情感,而鄭娟生下的第一個孩子楠楠,則是一次無愛的碰撞的結果,這樣,楠楠的存在,既保證了不影響鄭娟的純潔的人設,又可以牽連到下一代的故事鍊條。

《人世間》裡的這個設定,可謂是嚴縫合榫,工于心計,用得着“增之一分嫌長,減之一分嫌短”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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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鄭娟的這一段串聯起小說散點式情節的複雜關系,在《年輪》中已經初步顯現,而且結構與《人世間》走出了同樣的波段。

這就是郝梅的如同鄭娟一樣的悲劇性的前半生。

《人世間》中鄭娟的遭遇模式,早在20年前的《年輪》中就初露端倪

《年輪》中的郝梅插隊到兵團,在1973年的時候,押運物資外出,路上其他知青有的生病,有的回家,隻剩下一個上海知青陪同她,借機奸污了郝梅,緻使郝梅懷孕,而那個男知青吓得跳井自殺了。

大返城之後,郝梅帶着生下來的小女孩回到城裡,而不幸的是,小女孩患上了骨癌,不治去世,留下刻骨的痛楚,一如《人世間》裡的周楠之死。

後來郝梅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鄰居,兩個人結合後,生下了一個男孩。

《人世間》中鄭娟的遭遇模式,早在20年前的《年輪》中就初露端倪

我們可以大緻看到,鄭娟的情節線,與《年輪》中郝梅的人設極其相似。鄭娟與郝梅這兩個女性 ,都遭遇到侵淩,生下孩子,這個孩子後來都不幸離世。兩個女性再婚後,均又生下一子。

《人世間》在《年輪》中的人物塑造較為粗略的基礎上,把同時期的城裡的姑娘鄭娟的命運線,也按照插隊知青郝梅的不幸波動而“走起”,鄭娟被強奸,生下一個男孩,男孩成年後又去世,鄭娟嫁給了好心的秉昆,生下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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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核心的情節設定,無疑有很多好處,就是可以容納不同的各色人等,融入到親情、血緣關系交織的人物關系網中。

我們都知道希臘神話為什麼能有一個縱橫交錯的神譜,就是因為各個神祇之間,都有着犬牙交錯的血親關系。而中國神譜為什麼沒有建立起來?就是各個神之間沒有血緣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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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梁曉聲為什麼喜歡“侵淩生子”這樣的設定,是因為這種模式,可以把一個女性與多個男人的沖突安裝上“永動機”,有了這個核心情節引擎,故事情節就能夠自行發動,自動運作了。

《年輪》中的郝梅的設定,侵犯主體的男知青,被處理成死了,情節動力,便被砍掉了一半。

而在《人世間》裡,侵淩的主體駱士賓并沒有立即死去,這樣就自然地生發出争奪兒子的情節,有了這個情節,《人世間》的前半部,基本就可以如同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那樣,晃晃悠悠地自行走下去了。之後,因為這個奪子的沖突而引發的暴力加碼,導緻駱士賓意外去世,秉昆做牢,情節的大開大阖也就水到渠成了。說實話,看着《人世間》裡周家的波詭雲谲的屢屢與苦難撞腰的人生境況,我們想想身邊又有幾個人能夠遇到?

《人世間》中鄭娟的遭遇模式,早在20年前的《年輪》中就初露端倪

梁曉聲通過技術性的核心情節的屢次運用,隻是為了配置同樣是在技術層面上需要的小說情節動力,但是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人物卻成了這種技術性運作或者叫創作的犧牲品,小說的現實意義不得不在人造的波動的命運線面前,打了一個失真的折扣。

《人世間》中鄭娟的遭遇模式,早在20年前的《年輪》中就初露端倪

一旦碰到年代劇,從《年輪》到《人世間》,梁曉聲撐起小說的主體架構與主脈線索,都必須靠可以簡略地概括為“侵淩生子”這樣的核心動力來完成,那麼,給予我們的思考的是,這樣的模式,能否成為一種百變不離其宗與放之五湖四海而皆準的模闆,而通用到一盤散沙的素材提拎中呢?如果這樣的話,這種技術性創作設定的介入,是否會打破文學的真實的對現實的反映與揭示的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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