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思量；陳亞南
“罕見”的仇恨犯罪與被邊緣化的亞裔群體
據《衛報》報道，當地時間3月3日，一名28歲的男子（史蒂文·紮瓊克）在紐約被指控犯下仇恨犯罪，他涉嫌對7名亞裔美國女性發動襲擊。2月28日，該嫌疑人在兩個小時内，在對方沒有進行任何挑釁的情況下，對婦女進行了拳擊、推搡或肘擊。幾名婦女中至少有一人不得不被送往醫院接受醫療救助。紐約警察局于3月2日在曼哈頓中城一家圖書館外逮捕了該男子。[1]
自大流行開始以來，包括紐約、舊金山等多個城市出現了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并且在過去兩年愈演愈烈。在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間，美國報告了9000多起反亞裔事件。2021年3月，一名槍手在亞特蘭大的幾家按摩院開槍，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亞洲女性。奧克蘭和舊金山曾發生多起針對亞裔美國老人的搶劫、入室盜竊和緻命襲擊事件。警方表示，針對亞裔的歧視事件從2020年的9起躍升至2021年的60起，增長了567%，而該統計資料可能低估了過去一年内真實發生的犯罪事件。[2]
2022年2月14日，美國紐約曼哈頓唐人街，當地亞裔爆發反仇恨亞裔大遊行。美國治安惡化引發亞裔族群不安，紐約警方去年12月的一份報告說，反亞裔襲擊事件同比暴增361%。
許多專家指出，在新冠爆發的2020年，特朗普一再使用種族主義話語來談論新冠疫情，這無疑加劇了部分人群對于亞裔群體的仇視心理。“我們的競選活動和政府公開呼籲種族仇恨和仇外情緒，”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法學教授Gabriel Jack Chin指出，“雖然該政府在選舉中被否定了，但這些情緒并沒有因為特朗普的失敗而消失。”[3]
2021年5月，拜登簽署了《反新冠仇恨犯罪法》，旨在加快司法部對仇恨犯罪的審查，并提供贈款幫助地方執法，進而遏制仇恨犯罪的上升。然而，Chin表示政府需要認清被告增加的原因是單純事件數量增加，還是人們報告事件的意願有所增加。Chin指出：“很難分辨其中的差別，但如果人們認為他們值得花時間舉報，并且警察和檢察官會關心該事件并會采取行動，那麼他們絕對更有可能舉報。”
警察局長比爾·斯科特（Bill Scott）近日宣稱，仇恨犯罪是舊金山警察局破獲率最高的犯罪之一，“我們希望這向考慮在我們的城市進行任何形式的，以偏見和歧視為動機的潛在仇恨罪犯發出一個強有力的資訊——舊金山将追究你的責任。"
但在這樣的宣言背後卻隐藏着一個嚴重的問題：針對亞裔的襲擊被指控為仇恨犯罪的條件極為苛刻，是以許多襲擊未能被定性為仇恨犯罪，襲擊者也很難受到相應的懲罰。據《紐約時報》報道，2021年2月，一名中國男子在曼哈頓唐人街附近步行回家時，一名陌生人突然跑到他身後，将一把刀插進他的後背。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在大流行期間針對亞裔的種族暴力事件。然而調查人員表示，犯罪者在襲擊發生前沒有對受害者說一句話。檢察官确定他們缺乏足夠的證據來證明種族主義動機。襲擊者被控謀殺未遂，但該襲擊并未被定性為仇恨犯罪。[4]
這一聲明激怒了紐約市的亞裔美國上司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外抗議，要求将刺傷作為仇恨罪起訴。在抗議中許多亞裔美國人表示，不斷出現的襲擊讓他們感到越來越脆弱。許多襲擊者要麼沒有被逮捕，要麼沒有被指控犯下仇恨犯罪。紐約亞裔美國人律師協會（Asia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of New York）的董事會成員克裡斯·郭（Chris Kwok）指出，針對早期發生的襲擊，政府應該明确将其定性為仇恨犯罪，并嚴肅處理，但大量亞裔美國人覺得警方和檢察官沒有認真對待他們的投訴。
專家表示，在針對亞洲人的攻擊中，證明襲擊者的種族主義動機尤其困難。從曆史上看，全國許多亞洲犯罪受害者都是被搶劫的小企業主，這使動機問題變得複雜。匹茲堡大學法學教授Lu-in Wang說：“反黑人、反猶太或反同志的仇恨犯罪有一個可識别的原型。這些（仇恨犯罪）通常更明确。”
另一方面，負責警察局亞洲仇恨犯罪特别工作組的副巡視員斯圖爾特·盧（Stewart Loo）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由于語言障礙或擔心他們的移民身份受到質疑，亞裔美國人通常不願舉報犯罪。他說，許多人還害怕遭到肇事者的報複，或者根本不想惹麻煩。[5]
在思想市場的文章《美國媒體報道如何塑造人們對仇恨犯罪和恐怖主義的認知》中，阿拉巴馬大學犯罪學和刑事司法系亞當·加齊·特赫拉尼（Adam Ghazi-Tehrani）與艾琳·M·基爾（Erin M. Kear）指出，仇恨犯罪通常是“向下犯罪”，犯罪者的權力比目标受害者更大。
唐納德·布萊克（Donald Black，1976）的法律行為理論（Behavior of Law）指出：受害者和犯罪者之間關系的性質将決定人們所感覺到的犯罪的嚴重性和他們估計的罪犯應受到的法律懲罰程度。例如，恐怖襲擊是一種典型的“向上犯罪”，一個權力較小的犯罪者襲擊了一個權力較大的目标受害者。在這種情況下，公衆通常認為這樣的罪行更加嚴重，對罪犯的懲罰力度應該更強。相反，仇恨犯罪通常是“向下犯罪”，權力較大行兇者襲擊了權力較小的受害者。此時，公衆通常認為這樣的犯罪情節沒有恐怖襲擊那麼嚴重。人們通常覺得，當地人對外國人犯下的“外”罪比外國人對本國人犯下的“内”罪要輕，應當受到的懲罰也較輕。[6]
掌握權力的群體也有意識地為自己開脫，并轉移沖突。雖然新聞報道和社交媒體一直認為以黑人為主的有色人種實施了大量的反亞裔暴力，但官方犯罪統計資料和其他研究顯示，在大流行期間超過75%的針對亞裔的仇恨事件都是由白人所為。馬裡蘭大學帕克分校美國研究教授Janelle Wong引用了密歇根大學關于2020年仇恨犯罪的研究，該組織研究了2020年有關反亞裔事件的媒體報道，發現在各類歧視性事件中，超過75%的新聞報道将犯罪者認定為白人男性。[7]對此，公設辯護人組織法律援助（Legal Aid）種族正義部門的監督律師安妮·奧雷德科（Anne Oredeko）說到，“我很少看到那些享有更高社會特權的人被指控犯有仇恨罪，通常你最終看到的是有色人種被指控犯有仇恨罪。”
最終，享有更高社會特權的白人群體以各種方式為其仇恨犯罪行為開脫，将沖突轉移至少數族裔之間，甚至逃避懲罰。這樣的結果煽動了更多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使亞裔深陷焦慮與無助中。對于那些将自己視作掌握着權力的群體的本地人而言，亞裔美國人在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被邊緣化給予了他們更大的“空間”去實施仇恨犯罪。盡管官員表示将通過增加警察數量來解決仇恨犯罪，但在官員們于2020年做出承諾後，2021年針對亞裔的襲擊仍然增長了361%。對此，全國亞太裔美國婦女論壇執行主任Sung Yeon Choimorrow表示：“部署更多警察無法解決婦女或任何有色人種社群遭受暴力的根本原因，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解決國家圍繞心理健康、經濟差距和種族正義的系統性問題。”[8]相較于單純地增設警察來進行威懾，政府更需要思考城市和國家究竟存在着怎樣的問題，亞裔的恐懼與針對亞裔的歧視究竟從何而來。
引用文章：
[1]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2/mar/03/man-charged-hate-crime-assaults-asian-american-women-new-york-city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jan/26/san-francisco-increase-hate-crime-anti-asian-aapi
[3]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jan/26/san-francisco-increase-hate-crime-anti-asian-aapi
[4]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18/nyregion/asian-hate-crimes.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
[5] https://www.nytimes.com/2021/02/26/nyregion/asian-hate-crimes-attacks-ny.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
[6] https://m.thepaper.cn/api_prom.jsp?contid=11898349&from=
[7]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viral-images-show-people-color-anti-asian-perpetrators-misses-big-n1270821
[8]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nowhere-safe-asian-women-reflect-brutal-new-york-city-killings-rcna16173
即将離任的文在寅時代的遺産
2017年南韓大選，在樸槿惠弊案的背景下，來自中左派共同民主黨的文在寅勝出成為南韓總統。五年過去，南韓又面臨總統大選。南韓憲法規定總統不得連任，因而文在寅之後誰将主導南韓政治，文在寅時代留下了哪些正面和負面的政治遺産，又成為了媒體和學者們關注的話題。
2017年5月10日，南韓首爾，南韓總統文在寅在國會宣誓就職後，攜夫人正式入主青瓦台。
英國《經濟學人》在二月底刊登一篇評論文章，總結文在寅執政的五年。文章認為，按照文在寅自己勝選上任時給出的改革壯志來衡量的話，他的總統任期并不成功；但是，如果相比之前的數任總統，文在寅時代其實留下了不少正面遺産和執政成果。文章引用年初的民意調查指出，南韓群眾有将文在寅及其政黨分開評價的傾向。在民調中，群眾對文在寅的個人施政評價較為正面，有四成左右的認可，而他的政黨認可度如今則隻有三成左右。
文章提到，文在寅任内可以說是相當成功地應對了新冠疫情。在疫情中，南韓的整體情況是發達國家中最好的之一，至今為止仍然保持着相當低的病死率，醫療資源也沒有被嚴重擠兌。在疫情初期，文在寅政府反應迅速，成功啟動了南韓在2015年中東呼吸綜合症疫情之後總結經驗教訓建立的流行病應對體制，并且在應對疫情獲得成功後順利拿下了2020年的國會選舉，借助國會通過了一系列的經濟刺激和救助計劃。因而在南韓，疫情沒有像在其他發達國家那樣嚴重損害國民經濟。
文章還認為，放在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文在寅改善國内社會經濟的努力值得肯定。在大流行之前的2018年，文在寅就提出，南韓的人均年收入将要達到3萬美元，但是與之相比，南韓人的生活品質并不理想——自殺率高，工時長，生育率低，生活滿意度差。文在寅政府試圖通過一系列社會政策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2018年，他的政府出台了《勞動标準法》修訂，将職工每周最長工時從68小時縮短到了52小時，同時工作時間不受限制的“特殊行業”從26個縮減為6個。除此之外，文在寅政府還上調了最低工資，并提高了對育兒男性的補貼，增加了男性帶薪育兒假的時長。此外，盡管《經濟學人》文章認為文在寅政府在諸如性别平權等領域做得不夠，但也承認，在文政府的任期内，南韓的各方面影響力都在加大，尤其是“韓流”文化在全球的影響也在繼續加深。
不過，從經濟社會角度來看，文在寅的五年任期對南韓諸多社會積弊和不平等問題的改善有限。澳洲國立大學的學者金瑩雅（音譯）就撰文指出，文在寅上台時給自己設定的形象，是反對樸槿惠的“燭光抗争”的一員。但如今值得審視的是，他多大程度上實作了自己就職時許諾的更新南韓國家和社會的承諾。在當時，他表示要“創造一個我們沒有見過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機會是平等的，程式是規範的，結果是正義的”。
金瑩雅認為，與很多南韓總統都不同，以“燭光政府”的名義執政的文在寅政府，在上台後的較長時間内都保持了少見的高支援率。支援率來自兩方面。一是對先前“根深蒂固的邪惡”的清算，包括兩名涉及弊案的前總統李明博和樸槿惠下獄；二是推動南北方關系的緩和，尤其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的會面，以及文在寅自己通路平壤。在其名義最高的時段甚至出現了“Moonppa”（“文哥”）粉絲群。
文章認為，從自由派或左派角度，文在寅政府照樣陷入了腐敗問題，背叛了燭光運動。比如曾在2017到2019年擔任文政府的秘書官、2019年獲任命法務部長的曹國，長期擁有人權活動家和反權貴人士形象。但其上任法務部長後，他的女兒被揭露出挂名發表論文，其母親被指涉及債務弊案。導緻民間出現了反對曹國的街頭示威。曹也随後不久即辭職離任。此一時間以及執政黨内的其他腐敗問題，對文在寅的政治形象構成了很大沖擊。
同時，社會問題，尤其是房屋和就業問題也是文在寅沒能應對好的。金瑩雅援引研究指出，房屋租售價格問題過高是群眾對文在寅政府最大的不滿來源。年輕一代——尤以20歲30歲上下的年輕人為甚，對文在寅政府頗有意見。年輕人深陷大城市高企的房價和生活開支，又發現就業市場的改善不大——20-29歲失業率達到5.7%，是全部年齡組中最高的。因而他們成為了文政府經濟政策的反對者。在2021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黨大敗，敲響了繼續執政的警鐘。除此之外，南韓的老年人貧困率也是文在寅政府沒有改善的一大社會症結。據統計，2019年這一數值達到了43.2%，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之一。金瑩雅認為這是一個諷刺的反差：在文在寅執政下，南韓已經躍升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其老年人的貧困比例卻和“富國”的水準很不相稱。
《經濟學人》的文章指出，文在寅上任時給出了一系列承諾：終結政治和商業之間的裙帶聯系；将總統辦公室搬到市區；和公民廣泛對話；以及改變和北韓之間的關系，開啟一個和平的時代。然而，這些承諾如今看來都沒有實作。文在寅雖然就職之後沒有立刻搬入青瓦台辦公室，但如今早已在其中辦公；政治和商業的腐敗關系不斷被新的弊案所揭露；黨派争鬥延續不斷；而朝韓關系在短暫的改善之後，又随着2019年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河内會談的局面破裂而進入了一個低谷期。
保守派則更加大力指責文在寅的施政，為接下來的大選鋪路。有分析認為，2022年的大選中保守派獲得總統一職的可能性較大。前檢察官、曾經公開反對文在寅政府的司法改革的尹錫悅已經整合了另一派保守派力量——安哲秀的“國民之黨”，意味着在野的保守派陣營将聯合支援尹錫悅的競選。若尹錫悅當選，新政府将有較大幾率推動更為緊密的韓美合作，對企業的稅率和收費将會降低，之前文在寅政府推動的用工制度改革和擴大再配置設定，也會出現更為保守的停滞乃至逆轉趨勢。
一些評論認為，文在寅推動了南韓政治的“部落化趨勢”。傾向于傳統保守主義的公共管理學者廉載鎬（音）撰文批評認為，文在寅任内，南韓政治的兩極分化其實擴大了。尤其是在疫情之後，執政黨變得更加“道德化”，傾向于批評那些反對自己施政的人。他還認為，即将到來的2022年大選會是一場“非常奇怪”的選舉——左右兩個主要政黨都傾向于推出更能夠獲勝的人選，而非代表着審慎政治傾向的候選人。他舉例說，共同民主黨推舉前京畿道知事李在明作為候選人，并不是因為他更符合共同民主黨的中左派進步主義理念，而是因為他更有機會勝出選舉；反對黨國民力量黨也是一樣，他們推出尹錫悅作為候選人，全然不管他其實參與了當時對樸槿惠的彈劾。廉的文章批評南韓正在産生一種混合政治部落化和國家包辦一切的政治思維。他認為無論誰上台都會繼續增稅以擴充國家能力。
另一些評論則關注到了文在寅時期愈演愈烈的保守派和進步派之間的“文化戰争”。美國研究者南森·樸刊登在英文保守主義媒體UnHerd上的一篇文章認為，南韓保守派本來在這場選舉中也許不應該有什麼希望——文政府在疫情下表現不差，經濟資料也不錯，對照之，保守派上次上台是聲名狼藉的樸槿惠政府。然而如今，文在寅任期結束後，很可能又是保守派上台。作者認為這是因為保守派的議程得到了南韓年輕男性的大力支援。
南森·樸指出，南韓政治光譜原先的結構和很多地方類似：年輕人往往更偏向中左的自由派。然而，在2018年女性反性騷擾運動掀起南韓社會波瀾之後，激進的男性權力運動開始在南韓政治中扮演起了重要地位。包括捧紅了政治人物李俊錫。李在政綱中将文在寅的執政黨描述為一個“女性極權主義”政黨，并認為他們正在實施“女性優先”的政治議程。
2022年的一項蓋洛普民調顯示，在50-60歲男性中，48%認可文在寅的施政，而在30-40歲的男性中，這一數字隻有35%。更誇張的是，在20-30歲的南韓人中，僅僅隻有18%男性認可文在寅，但同齡女性有42%認可文在寅政府。這意味着“南韓年輕男性比上一代更保守”。
作者援引記者千官聿出版的《20多歲男性》一書指出，新一代的南韓年輕男性不認同傳統男權下的男性氣質和義務，但是他們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的受害者。在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長大的一代男性更追求生活中的成功，而現實的經濟條件讓這樣的成功更為艱難。女性權利的改善——比如越來越多的女性會自由擇偶而非接受家人安排、很多女性不願意生育——都刺激了年輕男性更強烈的性别敵意。盡管如此，實際上，南韓仍然是一個性别不平等很嚴重的社會，女性的平均工資仍然要比男性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南森·樸指出，南韓政治正在劇烈變化，一方面，傳統的進步派/保守派的區分主要在于經濟、社會和外交政策。然而新的局面是，政治取态越來越被性别所二分。然而，政治意識形态圍繞着性别分野并不意味着現實的經濟問題就不嚴重。比如，統計資料顯示，最有錢的10%的南韓男性中，86%的人已經結婚，而在最貧困的10%中，隻有20%的人建立了家庭。
分析認為，在文在寅時代，年輕的南韓男性将一系列社會問題全部怪罪給了女性主義。而這已經形成了一股強烈的政治浪潮。在最新的選戰中，為了擊敗李俊錫成為保守派候選人，尹錫悅采納了不少李的政治宣傳乃至政治綱領以吸引年輕男性選民，比如他承諾一旦當選将取消性别平等部。後文在寅時代，這種撕裂和極化對立很有可能繼續下去。
參考資料：
https://blogs.ed.ac.uk/edinburghforumonkorea/2022/01/18/moons-remaking-of-south-korea-rich-but-not-so-content-people/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2/02/26/why-south-koreas-outgoing-president-is-less-unpopular-than-most
https://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2021/12/30/opinion/columns/political-tribalism-year-2021/20211230200533752.html
https://unherd.com/2022/02/will-incels-decide-koreas-election/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