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在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太和論壇上，從事海外考古的張良仁教授将剛剛出版的新書論文集《東學西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轉贈于我，因為書中包含一些伊朗、阿富汗等考古學史内容，這些内容引發了我對一些絲綢之路考古學史往事的思考。
（張良仁教授新書《東學西問》）
1.老人和書店
這些年，世界考古和海外絲綢之路調查方興未艾，張良仁老師作為先行者，已經在俄羅斯、伊朗開創田野考古發掘工地，并且先後組織幾次海外調查，給予更多學人同道深入了解世界考古美術的機會。海外考察除了調查遺址、拜訪科研機構，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買書買資料，因為各國都有自己的科研體系和出版計劃。這些龐大的基礎資料中，能夠介紹到國際上被知道的少之又少。在伊朗，我們也随時注意收購書籍，在德黑蘭舊書店街我們先後偶遇到了一位書店老人，相同的際遇交集在不同的時空中，也給海外調查生活留下了一些值得回味的小故事。
2020年初，我們結束了環伊朗的薩珊時期考古遺址調察，在德黑蘭處理後續展覽合作事宜，利用閑暇時間，去根據前輩學者提供的線索去收羅書籍。在德黑蘭大學附近的舊書店街上，有一位腿腳不便的老人流利地使用英語、日語和我們交流，在讨價還價過程中，我們了解到這位老人名字叫莫森（Moshen），也曾從事文化遺産相關工作，對于考古美術非常了解。看到我們都是來自遠方的客人，也都從事專業研究，特别是莫森知道我研究中亞和阿富汗後，他非常興奮，立刻把珍藏的、放在錢包裡的山内和也老師的照片展示給我看。本以為是老人的營銷手段——他們常常拿出一些考古學家的合影來推薦自己的書籍，但我看到一批包含有山内老師做的讀書筆記的書籍後，我感到意外和好奇。原來莫森年輕時曾任日本考古隊的向導，協助學者們進行田野發掘工作，是以也是同道中人，我們頓時又多了一份好感。後來，我們幾位老師買了他上百公斤的書籍，幾乎涵蓋了上世紀的伊朗考古著作，基本都是非常珍貴稀缺的考古學藝術史專著，買完書後坐着聊天，發現莫森對所有的考古調查和遺址都熟記在心，幾乎可以回答我們所有的疑問。
（2020年2月，莫森站在自己德黑蘭的小書店前）
當時天色已晚，這條街道的店鋪也要打烊，老人要回家，來不及仔細詢問。莫森老人管理的小書店也有類似書店行業協會的民間組織，這條街上管理這些書店的多是一些退休老人，大家互相照料，互相托賣書籍，一起賺錢後還會互相“提成”，既有人情味的抱團取暖，也遵守一定的作息時間基本準則。因為我們用很低的價格買了特别多的書，快買空了他的書店，覺得很不好意思。為了感謝莫森老人，同時向其請教一些伊朗考古問題，我們便約好第二天去他家拜訪。
在學生時代研究絲綢之路時，有幾位外國老師曾幫助過我，令我銘記在心，其中經常送我書籍資料的山内老師是最特殊的一位。山内老師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1989年遠赴德黑蘭大學教授日語，随後在伊朗待了十餘年，課餘時間從事考古學調查，積累了豐富經驗。之後山内老師轉向阿富汗、中國、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家，主要針對宗教遺址考古，貫穿了整條絲路研究。過去聽聞山内老師在中亞工作期間，結識了很多伊朗朋友，也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波斯語。那這位老人與山内老師又有何關系呢？
2.德黑蘭的風雲變幻
第二天，德黑蘭陰天。城市的北部“富人區”地勢較高處下着雪，而在南部“貧民區”卻下起了雨，莫森的家在南部。雨雪交加中，也加深了我對于這個城市的認識，這是一個城市氣候的反差，也像我們的心情。這些天全球疫情已經開始肆虐，航班開始熔斷，我們必須要時刻考慮歸程的問題了。
繞過幾個老舊的街區，我們敲響了莫森老師的家門，那是一座上世紀70年代的居民樓。莫森看到我準時赴約很激動，急忙邀請到家裡，屋中還有一位特意叫來的親戚，也在家裡等我們一起聊天。莫森赤着腳跑來跑去，還特意準備了紅茶。這位親戚也曾為考古隊工作，主要做司機後勤，他們都會說熟練的日語、法語和英語。聊天過後，我才知道山内老師是莫森的妹夫，這才明白為何莫森這裡留下了豐富的書籍、為何莫森會随身攜帶山内老師的照片。在莫森家中，除了翻閱資料檔案，我看到了另外一個莫森的人生形象。
（莫森講述有其早年被捕消息的伊朗舊報紙）
（莫森老人家中珍藏的年輕時的照片）
現在的莫森略顯駝背，走路有些晃，精神已經有些恍惚，略顯萎靡。隻有提到考古美術時，才會集中精神，有闆有眼地思考回答，和那位親戚一起回憶往事。我看莫森家中挂滿的油畫作品，了解到莫森出身世家大族，少年時愛好文藝考入德黑蘭藝術學院，最初熱愛西方繪畫和伊朗古代藝術，受到過巴列維國王的獎勵，時常出去遊曆探險，但年少氣盛的莫森因為參加激進學生的革命組織，想為社會改良傾盡全力，後被伊朗當局捕獲入獄。因為是左翼學生革命代表，被捕一事還上了報紙。莫森在獄中不肯洩密和出賣隊友資訊，遭受虐待，弄殘了一條腿，被無限期關押在了獄中。1979年，風雲突變，伊朗革命爆發後，政府垮台、社會局勢動蕩、德黑蘭也亂作一團，莫森趁亂逃出監獄，重新獲得自由。但此時莫森的人生已經毀了，家庭因為他的被捕而變得支離破碎。
莫森沒有自暴自棄，換了新身份和假名字，開始新的人生——原來，莫森并非其真名。聽此故事感覺就像電影一樣，而當莫森拿出發舊的報紙，指着老照片讓我辨認，又确實感到真切。
重新融入社會的莫森開始做旅行社，憑借自己的文化素養和天分，做文化遺産導覽，并且聯系國外機構擔任考古向導，為考古學家服務。盡管莫森的腿腳落下一些殘疾，但卻不影響其野外行動，對于山地地區考古遺址的調查，莫森更勝一籌。他的特殊經曆和藝術激情，很快成為外國人心目中伊朗人氣排名第一的領隊，每年收到很多感謝信，學者也會送書給他。莫森都将這些感謝信留着，和考古報告放在一起，堆在床頭，這些成為他新的榮譽。我也說以後我們出了書，會寄送給他留作紀念。
在那段伊朗政治局勢并不平靜的歲月裡，兩伊戰争的爆發和殘酷的現實，讓考古學者感受到新一輪文明被毀的壓力。學者們逆流而上，幾乎是将所有時間都投入到了田野調查。
1970年代末期，日本學界的伊朗考古學研究經曆了一個轉折期，早期的東京大學考古隊撤離後，新的科研力量跟不上，處于青黃不接階段。（一般為研究友善，以考古學家作為領隊，将東京大學伊朗伊拉克調查團活動分為三期：第一期江上波夫團長1956~1965；第二期深井晉司團長1976~1978；第三期松谷敏雄團長1987~1996。）山内和也老師發願，願意舍身試險，于是在1980年初作為日語老師交換到德黑蘭大學教學，等候時機。山内老師有了莫森的幫助，如魚得水，也學會當地波斯語等語言，開始深入各個地區調查。
盡管做的事情很有意義，但學者還是力量有限，在日本使館和各大美術館的資助下，山内和也對伊朗的考古學調查持續到1996年，繼東京大學考古隊後，再次打開了研究局面。另一方面，這些源源不斷的調查業務和考古事業，也改善了莫森的物質和精神生活。莫森又重新撿起畫筆，畫油畫、細密畫，描繪新的人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詩集和畫作。
随後，憑借着西亞考古背景和語言學優勢，山内和也帶領日本考古隊進入阿富汗巴米揚，在UNESCO統籌下從2003年開始持續工作到2012年，在當地人幫助下獲得一批最新的考古材料和發現，并且使用日、英、波斯三種語言發表報告，讓更多當地人可以了解這些最新研究。2015年山内老師帶隊進入吉爾吉斯斯坦，發掘碎葉城（Ak Beshim）的宗教寺院，首次發現唐王朝的宮殿遺址。這些敏銳的考古嗅覺和成就來自于其在伊朗打下的基礎，因為絲路上的工作方法和考古調查，在方法論上都是共通的，有當地專業人士幫助，往往會事半功倍。
3.從伊朗到阿富汗的命運之路
2018年6月26日，北京大學組織的羅泰（Lothar.V.F）、張良仁教授做了關于中國考古學史和海外伊朗考古報告，當時曾讨論過亞洲考古學的成長史。張良仁在美國UCLA大學攻讀博士留學期間，受到羅泰等教授的指引，開始研究阿富汗貝格拉姆遺址出土中國漆器，以及留意俄羅斯、草原文明、伊朗考古中的空白點。歸國後，他一直奮力開拓海外考古事業，與國外考古機構合作，先後在伊朗呼羅珊省、俄羅斯阿爾泰地區進行田野考古發掘。這次報告中他提到的伊朗考古先驅人物格瑞斯曼（Roman Ghirshman，1895—1979）、戈達爾（A.Godard，1881－1965）等人從伊朗到阿富汗的考古經曆，以及對于這條古代絲綢之路沿途古代文明探索的貢獻，這也和後期山内老師研究中所關注的内容一緻。
1920年代，法國對于阿富汗的考古調查如火如荼，但由于選派人員不力，成果寥寥，當時的阿富汗考古調查陷入停滞階段。這時候法國政府調整方針，選派了一批在伊朗和兩河流域有實地經驗的考古學者——戈達爾和格瑞斯曼前往阿富汗援助，這兩位考古學者也參與奠定了伊朗的近代考古學體系。戈達爾建築學出身，1927年開始擔任伊朗考古顧問，制定新的考古發掘政策，還設計了德黑蘭考古博物館。格瑞斯曼是俄裔法國考古學家，1931年開始擔任盧浮宮博物館派遣的伊朗調查團團長，長期進行考古研究。戈達爾幫助調查巴米揚的佛教石窟建築，制定佛教時期寺院調查方針。格瑞斯曼則豐富了阿富汗考古學領域的發掘主題，很多新石器時代考古、城市考古内容也被考慮進入學者視野，而不再是僅僅局限于單一的佛教内容考古。
（日本考古隊主要對克爾曼沙阿省郊外的薩珊朝遺址Taq-i Bustan石窟進行調查測量）
（莫森和筆者在其德黑蘭家中手持山内老師主辦的巴米揚會議手冊）
二戰爆發後，阿富汗宣布中立，法國迅速淪陷，伊朗被英國接管。當時法國學人正在貝格拉姆遺址進行第5次發掘，貝格拉姆的出土文物被陸續存放在喀布爾、白沙瓦的英國大使館裡面、法國吉美博物館，但後來一直缺少系統研究。在二戰後，格瑞斯曼繼任DAFA在阿富汗田野考古主任，1941年格瑞斯曼繼續在貝格拉姆發掘，将考古學地層學概念第一次導入貝格拉姆工地，科學地發掘了這個城址。此後，格瑞斯曼1943年調查潘傑希爾河流域的白匈奴人墳墓，這是第一次确認了這個居無定所有些神秘的遊牧民族的墓葬，留下了很有價值的研究。雖然沒有再次發現“珍寶”，但建立了該地區的類型學，為以後的斷代參考功不可沒。格瑞斯曼1943年末離開阿富汗，以後連年在伊朗進行考古工作，1945年擔任法國駐伊朗考古主任，為伊朗的考古學建設做出很多貢獻。兩位學者都獻身于西亞考古，為後來學人樹立了典範。張良仁老師從研究中國夏商周考古、貝格拉姆的中國漆器轉向伊朗、俄羅斯的田野考古，從東亞走向西亞，也暗合了格瑞斯曼的部分研究軌迹。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緣分，這也是絲綢之路考古的神奇之處，或許，認真做事的人總會得到上天眷顧。
這些年在海外調查，我也更關注考古學史，尤其是一些大時代下小人物的記錄，也是一種獨特的視角。莫森因為接待過很多學者考察，對于他們的考察行程安排都了如指掌，一些遺址點資訊也有獨特認識，也給了我很多關于伊朗考察新的建議。
4.寄不出去的書籍
2020年、2021年疫情持續，海外考古美術調查恢複無望，這也給了大家回望過去的機會，都在努力整理過去發掘的資料、著書立說。而我不能再去德黑蘭看望莫森，再向他請教問題了。5月份，委托在德黑蘭大學同僚去看看他，才知道他已生病住院，已經快不行了。于是隻能委托同僚代我去找到他的家人，送去鮮花和慰問禮物，表達我的一份問候。謝謝他曾鼓勵幫助了我，讓我可以在伊朗找到故鄉老朋友的感覺。
那次我去莫森老師家，了解到他這些年的近況，莫森過得不如意，因為老境頹唐，變賣了很多物品，已是家徒四壁。對于莫森最好、最多的回憶，已經不再是那些圖書，而是那些年輕時的老照片，尤其是在幾年前還去日本看望山内老師一家人，途經中國也拍了很多照片，他一直感恩這次旅行。回來後還給山内老師家人畫了像，畫像完成後，可是一直沒有機會寄過去。想到我們用很低的價格買下莫森所藏的書籍，一時感到沾了便宜而心生慚愧。雖然我們也沒有太多能力，但他的生活也不好，我們不能輕易拿走他最後的回憶和資産。我委婉地表達了歉意，并願意再為他留下一些錢。但莫森聽後很開心地抖着肩膀笑起來，大度地揮着手說不要，他說書籍有用就好，這些舊書賣出去對後來的學者有用，會換得新的研究成果出版。聽我說中國的學者也已經在伊朗開辟了新的考古工地，他非常高興，也願意竭盡所能地幫助我們。說到興奮時，莫森居然還從狹小的小房間裡找出聲稱自己偷偷釀造的葡萄酒要和我慶祝，我堅持不能喝酒，因為我知道在伊朗民間飲酒是犯法的，會帶來很多麻煩。但莫森似乎一點兒都不害怕，一直在抨擊時政，大聲諷刺政客們隻會煽動年輕人去對抗世界，他們躲在後面是自私自利的懦夫，然後又迅速調整到慶祝的狀态——為書籍找到了新的主人，為我們的以後合作幹杯，為中國學者能夠寫出伊朗考古的書籍幹杯。莫森那種得意的神情，叛逆的微笑，特别與這個現實的世界和時代不同，我也隻好拿起手中的紅茶，為未來一飲而盡。
那天我們一起吃了飯，聊了很多事情，現場給山内老師家人打了電話。他那些天又完成了一些山内家人肖像作品，不難看出，莫森很想念過去的老朋友和美好時光。這幾年因為嚴厲的制裁封鎖，一些民間交流合作幾乎都阻斷了。莫森也不會發送電子郵件，也沒有錢打國際電話，是以隻能在難得的清醒時畫畫，消遣這份思念。我想我能做到的就是幫助他寄給山内老師吧，告訴山内老師我在德黑蘭發生的一切。
後來我離開時，雨已經停了，走在路上，我心裡很不舒服，但我也沒有什麼能力改變這種現實，即使投之以關懷，又能怎麼樣呢？我也想到了自己的過去和人生路，還想再來看看他。我回來後，日子過得飛快，原來在伊朗的種種努力，為開展工作所進行的籌備，在現實中被某些因素輕易否定了。但是疫情無情地打翻了世界，也撕碎了國與國之間的信任，大時代下每個人也面臨着背負一樣的命運。在疫情中我習慣了失望和等待，我已經坦然笑納命運的安排，不會再去計較。
前些日子，德黑蘭大學的同僚告訴我，莫森先生去世了。大概在我們上次看望他後不久，莫森在一段昏迷中，在六月份的某日去世了。同僚再去拜訪那間小書店時，已經人去樓空了，同僚發來了那間承載着記憶的書店照片。在不景氣的經濟下，這位看店老人渡過了最後的人生。看着熟悉的景象，我們也是在這裡相見，在全球大疫情爆發前，還惺惺相惜，還想着待重頭收拾舊山河，大家都還想着今年可以走更多的路、看到更多的荒野遺迹，展開更多更豐富的合作，但沒想到時間不等人，我們沒有能夠完成心願和承諾。
2021年10月的故宮太和論壇會場中忙碌的張良仁老師，一直在和考古學者交流，切磋、摸索各國的考古合作經驗。張老師聽到我還想再去伊朗考古、一起謀劃建立考古基地時，也仍舊熱心向我介紹老師前輩，介紹各地區的舊書店，讓我繼續跟着他們的足迹和指引去學習、去踏查……我們還一起回憶起莫森，他也曾在這個書店留下過記憶。但當張良仁教授将他的論文集書送到我手裡時，往事再次泛起，遺憾又再次爬上心頭。
現實中的我一邊讀書，一邊偶爾也會在發呆中想起莫森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我還是不能釋懷——沒能送給莫森關于中國學者寫的一本包含有伊朗考古發掘記錄的書，沒能再去拿笑容去填滿他的書架，沒能有機會鼓起勇氣喝下的那杯酒，他就這樣走了。東學西問，在思考問題中也多了一份送不出去的囑托和期待。閱讀古往今來的絲路考古研究和故事，讓我活在現實的複雜情感中，我也學會在閱讀中遺忘，學會和過去的遺憾和解，隻記住最初相遇的樣子。
（緻謝：在環伊朗文化遺産調查時特别受到德黑蘭大學李睿博士、趙苑琪和S.Mina博士，Hassan N.Fazeli、F.P.Daneshpour、M.Esmaeliy教授的幫助照顧，一并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