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過去的曆史，也就不會清楚俄烏之間人民的各種思想感情和心路曆程。
20世紀初，前蘇聯曾經創造過一個奇迹，那便是從一個落後的前農奴制國家，在短短幾十年内發展成為世界先進的工業化國家。
蘇聯速度的背後，是一場鮮為人知的饑荒
但人們對這幾十年他所經曆的真實情況，卻少有提及，直到前蘇聯解體以後，部分機密檔案被解密，人們才看到了，在那幾十年中，前蘇聯人民是經曆了一個怎樣的生活，比如這一場發生在1932年-1933年，鮮為人知的烏克蘭大饑荒。
從1920年起到1947年的27年中，糧食歉收和嚴重的災荒遍及蘇聯最肥沃的黑土區（俄羅斯的伏爾加河沿岸、烏克蘭的第聶伯河沿岸）、西伯利亞和北高加索盛産糧食的地區。災荒幾乎是連續不斷的，沒隔太長時間就又會發生，1920-1923年、1924-1925年、1927-1928年、1932-1933年、1936-1937年、1939-1941年、1946-1947年的饑荒成了這27年中蘇聯經濟發展的重大标志。
在蘇聯時期的糧食歉收和糧荒的程序中，烏克蘭是首當其沖的受災地區，而其中對烏克蘭的經濟産生嚴重影響的當算1920-1922年、1932-1933年和1946-1947年的糧食歉收和糧荒，以及随之而來的整個經濟、社會生活和政治變遷的綜合性危機。
1920-1923年的饑荒是一場席卷伏爾加河沿岸、烏克蘭南部和克裡米亞的大饑荒。這次饑荒是從1920年夏天開始的，1921年大旱大災，22%的糧田絕收，1921年的糧食産量隻有1913年的43%。1922年，雖然在烏克蘭第聶伯河右岸豐收，但伏爾加河流域的饑荒卻持續洶湧發展，并且一直持續到1923年的夏天。1921年的秋到1922年春，這次饑荒發展到了極為嚴峻的地步。饑荒擴充到了有9千萬居民的35個省，結果是有4千萬居民處于饑荒之中。
1920年并不是饑荒年，但是由于這一年餘糧征集的數量大幅度增加，産糧地區的農民作為抗議手段大幅度減少了播種面積，進而大幅度減少了糧食産量。也就是說，餘糧征集制使農村處于破産的狀态、國家面臨深重危機的邊緣，廢除餘糧征集制已經到了勢在必行的事。1921年的大災荒發展和深化了1920年的人為的糧食短缺現象，演變成了席卷俄國中部地區的大災荒。
對于這樣一次嚴重的糧食危機，列甯仍然堅持他一貫的方針：一是向農民要糧，二是向富裕的農村要糧，盡管這時列甯已經決策轉向新經濟政策、實行糧食稅及租讓等一系列較為自由的農村、農業和發展工業經濟的政策。關于向農民要糧，1921年2月，列甯十分開誠布公地說過：“你們知道，這一年我們從農民那裡得到了多少糧食？有将近3億普特。如果沒有這些糧食，勞工階級将怎麼辦？就是這樣，他們也一直在挨餓！我們知道，農民的處境是困難的，但沒有其他辦法能夠改善這種狀況……我們不能向農民許下立刻使他們擺脫貧困的諾言，要擺脫貧困，必須把工廠裡的生産提高100倍。”
列甯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農民要想活，就必須先讓勞工階級活。而這時，列甯對農民的基本态度是：“農民——這是另一個階級；隻有階級不存在了，全部生産工具歸勞動者所有，社會主義才會到來。在大陸階級還存在，要消滅階級還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誰答應很快可以做到這一點，誰就是騙子。農民過着個體的生活，他們自己當家，單獨經營，他們有糧食，可以靠糧食來盤剝所有的人。”
關于向富裕的農村要糧，在列甯的視野裡就是烏克蘭、西伯利亞和北高加索。也是在這一年的2月，列甯在莫斯科工農代表蘇維埃全體會議上批評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的農民不了解“要把糧食發給最需要的人”。“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的農民……他們過去和現在所擁有的餘糧都比俄國中部農民多。他們還沒有遇到過俄國中部這樣的處境。烏克蘭、西伯利亞和北高加索的農民都從來沒有經受過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的農民三年來所經受的那種貧困和饑餓（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的農民所收獲的糧食比烏克蘭的農民要少得多）。
他們通常擁有幾百普特的餘糧，他們總認為，要他們拿出這些餘糧就得馬上給他們商品。要使工廠開工，就需要時間，需要準備，需要勞工。我們不是在絕境中而是在不斷取得勝利的鬥争中來忍受空前的犧牲的。這個差别決定着一切。”這些話所揭示的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的真理：蘇維埃俄國的農民和農村是劃分為二等的，一等的是等待别人必須提供糧食的大俄羅斯地區（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另一等是必須無條件提供糧食的小俄羅斯以及西伯利亞和北高加索。
5個月後，7月9日，列甯将向烏克蘭要糧的決策更堅定了、更細化了。他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如下建議：“如果歉收和饑荒地區的人口達到2，500萬，是否應當采取一系列最革命的措施，從該地區征召大約50萬名（甚至100萬）青年入伍？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救濟居民，因為我們這樣做就供養了一部分饑民，而且寄糧食回家也許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救濟饑民，這是第一點。第二，把這50萬人安置到烏克蘭去加強糧食工作，他們同糧食工作有切身利害關系，會深切認識到和感受到烏克蘭富裕農民大吃大喝是多麼不合理。
列甯得出這種結論的依據是烏克蘭上司人拉科夫斯基的謊報：“烏克蘭的收成據統計（拉科夫斯基）約為55，000-65，000萬普特。除掉15，000萬普特留種和30，000普特（15x20，000萬=30，000萬）作為口糧和飼料，平均尚有大約15，000萬普特的剩餘（55，000萬-45，000萬=10，000萬；65，000萬-45，000萬=20，000萬）。如果把從饑荒省份征召的軍隊派到烏克蘭去，這個剩餘部分就能全部收集起來（糧食稅+商品交換+向富裕農民專門征收的救災糧）。”
在這裡，列甯明确規定了要從烏克蘭征收的糧食和具體的方法，于是，烏克蘭不得不在餘糧征集制後，農村缺糧、災荒的影響之下，面臨一種新的在“幫助伏爾加河流域居民”的旗号下開展的交糧運動。8月2日，列甯又簽署了《告烏克蘭農民書》：“今年第聶伯河右岸烏克蘭地區獲得了大豐收。但是，伏爾加河流域卻在鬧饑荒，那裡的勞工和農民正遭到比1891年的大災荒差不了多少的災荒。必須大力幫助他們。希望每一個農民都能把自己的餘糧分給伏爾加河流域受災的農民，他們已經沒有東西下種了。”
列甯的精确計算和對烏克蘭農民的呼籲顯然都沒有起到他所預期的作用。烏克蘭南部和克裡米亞的災荒并沒有停息，而伏爾加河沿岸的災荒不斷激起民變。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向各國送出請求援助的呼籲。也就是在發表《告烏克蘭農民書》的同一天，蘇維埃政府照會國際社會：“俄羅斯政府将接收任何援助，不管這種援助來自何處，并且不将其與現有的政治關系相聯系”。
1921-1923年的災荒以及随之引起的疾病瘟疫流行，死亡人數達到了520萬之多。而對于烏克蘭來講，災民的人數沒有确切的統計，但它在災荒年所經受的糧食剝奪、經濟衰退、社會動蕩與伏爾加河流域沒有兩樣。
列甯去世以後，斯大林緊縮了新經濟政策，轉而強調“社會主義愈是深入發展，社會的階級鬥争愈是尖銳”的理論，執行了一條在全國将資産階級全盤消滅的政策。尤其是在農村，被認為藏有餘糧的富農成為重點打擊對象。而1924年又逢大旱，11%的糧田絕收。據蘇聯中央統計局的資料，受災人數達到了800多萬。這時，烏克蘭并沒有受大旱災的嚴重影響，但是，它卻成為中央政府加強糧食收購、不斷增加收購量的主要地區。
烏克蘭的糧食成為斯大林決策中解決災荒的重要砝碼，通過高強度和高壓力的采購，以及在全國各地對因災荒和政府糧食政策不滿的農民騷動和起義的鎮壓，1924年的大災荒才算艱難度過。1927年，斯大林本人承認了這次災荒的嚴重性和可怕性：“國家還沒有從1924年饑荒的後果中完全恢複過來。”
但從1926年起，烏克蘭農村開始出現災情并且延續到了1928年，1928年的災情席卷了烏克蘭盛産糧食的南部各地區：克列緬丘克、紮波羅熱、馬裡烏波爾、敖德薩、克裡沃羅格和波多裡斯克等地。而到了1929年秋天，受到國家優先照顧的工礦重區頓巴斯的情況嚴重惡化。全蘇煤礦工會的一份報告裡描述了這種困境：“沒有肉，沒有洋芋，即使有的話，那也搞不到，因為到處都在排隊”。
對蘇聯政府來說終于到了災難性的一天：烏克蘭也嚴重缺糧，糧荒遍及烏克蘭全境。而烏克蘭的糧荒迫使蘇聯政府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地區加緊了武裝征糧的程序。1931年1月，蘇聯供應人民委員部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實行主要食品和非糧食商品的全國性憑證供應制，法令中還特别做出保證：“在1931年實施全蘇憑證供應制時，政府承諾将給居民相對高的供應名額。至于面包、肉和糖的名額，它們将會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許多國家給自己的公民所定的名額。”
但是，斯大林認為糧荒是富農的破壞造成的，解決辦法是加快加速對農村尤其是對烏克蘭農村的階級鬥争。事實上，從1928年起，對農村富農的剝奪和鎮壓就演化成為一種獨具斯大林特色的階級鬥争模式——“把富農當成一個階級來消滅”，而其具體方式就是“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而在烏克蘭，伴随農業全盤集體化程序的還有加強加大對糧食的采購。但是，對烏克蘭農村的強力采購并沒有征集到政府所預期的糧食。
到1932年，當全國性災荒已成定局時，不僅沒有糧食供應，甚至連春播的種子都沒有了。烏克蘭終于表示異議了，當時的烏克蘭人民委員會主席丘巴爾緻電中央要求向烏克蘭受災地區提供救援的糧食。烏克蘭的請求令斯大林及其當時的主要助手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震怒。在6月28日召開的讨論糧食收購問題的會議上，做出了派遣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去烏克蘭就地監督征糧的決定。
1932年7月2日，卡岡諾維奇在給負責國民經濟計劃的古比雪夫的信中提到了這次會議：“會上不得不狠狠批評了地方當局，特别是烏克蘭人，他們的情緒，尤其是丘巴爾的情緒很糟，他們帶着這樣的情緒不僅不能完成計劃，總的來說也不能收購到糧食”。
斯大林
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去烏克蘭的目的就是征購更多的糧食。斯大林做出這一決策的依據是他的一成不變的信念：烏克蘭有糧，而這兩位“欽差大臣”定能把這些糧食征購上來。農業全盤集體化的一個主要動因是：國家的“直接工業化”需要越來越多的糧食。工業化是高名額的、不斷的更高的名額的，是以糧食的采購需求也應是高名額的、不斷的更高的名額的。1933年9月12日，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強調了這種高名額：“我也同意，根據1932年度的糧食總産量計算，應該征收6.98億公擔糧食。不得少于此數。”
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在烏克蘭所得出的是同樣的結論：烏克蘭有糧。“莊稼不壞，所有的問題都在于收割和采購。”是以，他們所做的工作就是盡一切力量征購更多的糧食。但是，無論是莫洛托夫，還是卡岡諾維奇，他們在烏克蘭和頓河庫班地區的征糧都碰到極大的阻力——農民的不滿和反抗。1933年9月12日，莫洛托夫在給古比雪夫的信中提到了克裡米亞的情況：“有一位克裡米亞人來找過我，他們想把兩個區的機關面積産量名額降低（最近莊稼遭霜打了）。應該核實一下，盡快做出決定，因為這會延緩他們完成谷物年度采購計劃。”
當時，敢說沒有糧食，敢向斯大林本人直言農村農民不滿和反抗的實際情況，并要求停止這種暴力征購、給自己的家鄉（對肖洛霍夫來說，是維申斯克）增撥救濟糧的人屈指可數，《靜靜的頓河》的作者肖洛霍夫幾乎是唯一的一個。斯大林對此甚為煩惱，但又不想因得罪這位名人而暴露了在烏克蘭和頓河地區征購糧食的真實情況，因而想出了“安撫”之計。1933年4月23日，他給莫洛托夫訓示：“我認為，應當完全滿足肖洛霍夫的請求，即給維申斯克人追加8萬普特，給上頓河人——4萬普特。這件事看來已經弄得‘全民’皆知，在那些地方發生了種種胡作非為事件之後，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挽回影響。多給四五萬普特對我們來說無所謂，可對這兩個地區的居民來說，眼下卻有決定性作用。”
1932—1933年的大饑荒席卷蘇聯各地，烏克蘭隻是其中之一。對蘇聯全國而言，這次大災荒的特點是：一、所有生産糧食的地區無一幸免，中央黑土區也成了災荒區。二、災荒所造成的慘烈景象是沒有例外的全景圖。當時“奧格布”機構的内部報告中，連篇累牍地給中央上報了如這裡所引的“内部密報”的描述：“饑荒遍地，随饑荒而至的是乞讨、自殺、疾病蔓延、吃掉牲口、抛售财産、移居到沒有災荒的地區去、逃亡到城市。”
對烏克蘭而言，這次災荒意味着，它曆來的産量地位和自足生活遭到了徹底的破壞，被卷入了饑荒的大潮；并且由于烏克蘭的人口密度較之蘇聯其他受災地區都高，以及烏克蘭是國家工業，尤其是重工業集中的地區，是以人口的流動，也就是居民外遷逃亡的可能性較之其他地區要少，是以餓死人的數字要高。最後，那種“大吃大喝的富農”有的是，糧食有的是，從烏克蘭取糧拯救整個蘇聯的思想和決策更加重和加深了烏克蘭的災荒以及随之而來的整個社會的全面動蕩。
是以，在全蘇的災荒全景圖中，烏克蘭的這張拼圖就顯得分外的刺目。在1929年被調入莫斯科、以前經曆過烏克蘭饑荒的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記錄過1932-1933年烏克蘭的大饑荒：“後來，烏克蘭發生饑荒的消息傳開了。我簡直不敢相信。我1929年離開烏克蘭時，那裡的生活已經回升到戰前的水準，食物豐富而便宜。而現在，僅僅隔離了三年，卻說那裡的人民在挨餓，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直到許多年後，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米高揚告訴我下面一件事，我才弄清了30年代初烏克蘭的情況壞到什麼程度。米高揚告訴我，那時擔任基輔省黨委第一書記的傑姆欽柯有一次到莫斯科來找他，對他說：‘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斯大林同志，或者政治局裡的任何一個人，是不是知道烏克蘭目下正在發生的情況？如果還不知道的話，我可以給你一個大緻的概念。新近有一列火車開進基輔，上面裝滿了餓死者的屍體。這列火車一直從波爾塔瓦到基輔沿路收集屍體。我想，最好有人能把這種情況告訴斯大林。’”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
但是，蘇聯政府一直對1932-1933年的大饑荒嚴守秘密，一直繼續執行糧食征購高名額、高限額的政策，并且對征購到高名額政策喜形于色。1935年9月4日，卡岡諾維奇對于自己在烏克蘭等地的征糧成果興奮不已，1935年9月4日，他在緻負責北高加索征購糧食的奧爾忠尼啟則的信中透露出了這種喜悅：“今年糧食征購進展情況——這是我們空前的、非常驚人的勝利，這是斯大林主義的勝利。我們已經征購10億普特糧食，再加上3.7億普特的去年的餘糧。烏克蘭已結束了征購，一些邊疆區也結束了征購。”
但是，最了解糧食情況和社會動蕩不安的還是斯大林。1935年9月26日，斯大林就糧食問題給莫洛托夫訓示：“至于說到糧食收購，必須将計劃稍稍下調。大家都抱怨計劃訂高了。如果烏克蘭減少1，000萬普特，北高加索減少700萬普特，亞速海-黑海邊疆區減少500萬或600萬普特給其他地區，下調計劃再留出2，500—3，000萬普特，那麼我們就隻能保持2.5億-3.4億普特的計劃了。”這種下調是斯大林對1932-1933年饑荒做出的底線讓步，這也是确實到了萬不得已的地步了。但是，這種下調并未能阻止在其後的1936-1937年、1939-1941年饑荒的出現。
關于1932-1933年大災荒中，烏克蘭餓死的人的數字多年來在蘇聯學者和烏克蘭學者之間都有争論。而現在，當大批檔案紛紛解密後，似乎得到了一個大家大體同意的數字：在烏克蘭，1932年餓死14.4萬人，1933年餓死323.8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