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不是生活的全部

《清潔女工手冊》，(美)露西亞·伯林著，王愛燕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12月版，69.00元。

□谷立立

恐怕很少有人會像露西亞·伯林那樣寫作。在短篇小說集《清潔女工手冊》中，她把過去的戀人形容為伯克利的垃圾場，把人的身體比作洗衣機的觀察窗。按照小說家莉迪亞·戴維斯的說法，這樣的故事是“帶電的”。這意味着，隻要翻開書，讓目光在句子與句子之間稍作停留，我們就能聽見陰陽兩種電極互相碰觸時迸發出的噼啪聲——這是故事與故事的碰撞，也是故事與生活的碰撞。

伯林應該感謝生活的賜予。正是有了這份天賜的眷顧，她的寫作生涯與人生經曆才能無縫連結、合為一體。在68年的人生中，伯林從來沒有真正停下她的腳步。她在阿拉斯加出生，最初成長于美國西部的采礦營地，長大後跟随母親一路南遷，最終在智利過着衣食無憂的安穩日子。同時，終其一生，她不斷更換她的人生角色，似乎沒有哪一種職業可以挽留住她匆匆的腳步，滿足她對生活的認知：中學老師、接線員、醫生助理、家庭主婦、清潔女工……

這樣的人生就像一座富礦，撐起了伯林的寫作。在同名短篇《清潔女工手冊》中，有一句話道出了她的心聲：“清潔女工什麼都知道”。的确，清潔女工什麼都知道，從生活到寫作，她會告訴你所有的秘密。故事中，叙述者“我”是一名清潔女工，常常往返于城市的兩邊，見證不同的人與事，又與太多不同性格的雇主打過交道。于是，就像旁觀一場永不落幕的街頭真人秀，她羅列清潔女工的諸般禁忌，警告新手千萬不要與貓交朋友，更不要去心理醫生家幹活；她細數煙灰缸裡的煙頭、桌上的那隻酒杯、被挪開的保齡球賽獎杯，以及三十個謎一樣的空酒瓶；她喜歡透過公共汽車的車窗浏覽街上的風景，更不忘談論司機的車技。

這一次，習慣對号入座的讀者終于猜對了。這位無所不知的清潔女工（以及書中出現的每一個叙述者“我”）都是伯林的化身。這意味着，沒有紮實的生活閱曆，沒有敏銳的視覺神經，就不會有《清潔女工手冊》的誕生。那麼，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寫法？不妨來看看伯林的故事。或許，故事會告訴你一切。《H. A.莫伊尼漢醫生》裡，叙述者“我”的外公是一名牙醫，最擅長制作假牙。“他的假牙既不打滑，也不漏風，而且看起來和真牙一模一樣。他發明了一種秘方，能把假牙做成合适的顔色，有時甚至會讓牙有點缺口或泛黃，還帶填補痕迹和牙冠”。

這段話可以用來形容伯林的寫作。她本該忽略所有的傷痛，把眼前流動的生活描繪成一首絢爛的詩。但她很清楚，生活從來不是一道甜味劑。有快樂，就有悲傷；有新生，就有離别。具體到寫作，如果小說是生活的複制，那麼作家究竟是應該用美顔相機進行修飾，還是照實寫出，保留生活的原樣，哪怕她的故事充滿難看的劃痕、裂紋、斑點、褶皺？答案不言而喻。至少，伯林不需要刻意掩飾傷痛，回避死亡。相反，隻要照着生活的模樣，一路寫下去，把所有瑕疵一個不漏地拿過來，就有了她的寫作。

《幻痛》一篇，一名截肢的病人常常感到來自幻肢的疼痛。此時，護士告訴他，“所有的痛都是真的”。這句話放在伯林的語境下，就有了更深的意涵：所有的疼痛都是真實的，所有的疼痛都是生活的賜予，然而疼痛遠遠不是生活的全部。小說中，叙述者“我”守在病榻邊，一邊照顧記憶衰退的父親，一邊看着他沉浸在往事當中，恍恍惚惚，不知今夕何夕。在父親的意識中，他很年輕，也很健康，走過太多地方，見過太多人物，做過太多荒唐事。

甚至，他固執地以為“我”還是當年那個小女孩。而“我”呢？“我不會假裝，或隻是哄哄他——我當真會陪他回到過去”，回到“我”8歲那年居住的亞利桑那州的礦場，那兒有“鹿和羚羊，偶爾還有美洲獅會靠近，并不畏懼我們的幾條狗。夜鷹在高處的懸崖峭壁前迅疾飛翔，被夕陽映成更深的紅色”。顯然，隻有親身經曆過，才會寫出這樣鮮活、靈動的句子。而回到過去，恰恰是伯林寫作恒久不變的主題。這倒不是說，面對目前的傷痛，刻意回避，假裝一切從未發生過，而是站在當下，回望過去，重新看待生命中曾經有過的美好。

畢竟，往事永遠沒有好壞之分，哪怕它看上去那麼遙不可及，哪怕它曾經深深地刺痛了她。相反，如果現實的生存給了她太多難以承受的重，那倒不如索性沉醉在往事當中，感受從未有過的輕盈。于是，就有了小說中那些相似的場景。在不同的故事裡，“我”分别處于不同的年齡，從事不同的職業，有着不同的見解，唯一相同的是回憶。當“我”面對同學的排斥，當“我”與衰老擦肩而過，當“我”見證意外的死亡，當“我”穿行在街市上，當“我”獨自待在洗衣店、急診室、清潔間、公共汽車裡，過去的點點滴滴總是不請自來，充盈在“我”的頭腦中。

《逝水年華》一篇，叙述者“我”是一名病房管理者，每當夜深人靜，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昔日的戀人。“我飛速處理完處方，好重新回到過去，嗅一嗅松果的香氣，嘗一嘗他白面包上熏牛肉片的滋味……他能烤出得克薩斯、愛達荷和加利福尼亞形狀的薄餅。他星期六吃過甘草汁後，直到下星期三牙齒都是黑的，整個夏天嘴裡都是藍莓色。”同樣，在《安傑爾自助洗衣店》裡，叙述者“我”在洗衣店偶遇了一位高大的印第安老人。盡管彼此沒有搭讪，“我”仍然在猜想他有着什麼樣的人生，這種人生又給了他什麼樣的故事。

于是，當這位多少有些落魄的老人透過髒兮兮的鏡子遠遠地觀察“我”的時候，“我”低下頭，“從自己的手上看到了孩子、男人和花園”。或許，這就是生活，這就是故事。套用伯林的話來說，這樣的對視，就像“在眼前過一遍人生走馬燈”，不需要太多話語，兩個素不相識的人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達成了内心的共識。《清潔女工手冊》正是這樣一盞“人生走馬燈”。表面上，伯林寫了43個故事，但其實，她寫的是同一位女性的一生：不被重視的童年、四處漂泊的青春、頻繁更換職業的成年，以及病痛纏身的老年。它們被打碎重組，放置在43個故事錦盒中。就像一台自動點唱機，隻要輕輕打開電源，就會跳出來。如此不斷重複、反複循環，吟唱出一曲一詠三歎的人生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