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主要指魏晉時期的名士們所具有的清俊通脫、率真任誕的行為風格。
魏晉風度的精神所在和時代特征就是遵乎達生、輕蔑名利，魏晉風度的具體展現為風流氣度和蕭散懷抱。
這兩者的有效結合，形成一個具有完整性的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不僅在當時的魏晉時期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中國士文化以及中國的傳統文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魏晉風度的時代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魏晉風度的時代意義在于它将魏晉時期士大夫階層的價值取向充分反映出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晉主流文化發展趨勢。
魏晉是一個動亂的時代，社會環境險惡，政治鬥争慘烈，這些讓魏晉名士感到戰戰兢兢，時時刻刻如履薄冰。
這樣的背景下，名士面對生死選擇經常有憂生之嗟。
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魏晉名士之間惺惺相惜，無論是在人生态度還是處事方式上面，都表現出非常強烈的趨同性。
而且，魏晉名士的人格精神在這個時期也是前所未有的一緻。
就像劉師培先生指出的一樣：“西晉之士，非法其文， 唯法其行。用是清談而外，别為放達”等。
從某種程度上說，魏晉時期主流文化的具體走向以及相應的發展趨勢，均是因為這個時期人們思想觀念和文化行為相同相似所造成的。
換言之，這些相同相似的思想決定了魏晉時期主流文化的方向和内容。進而讓魏晉風度具有極其鮮明的時代特征，也是以成為時代的文化标志，被後人争相研究和傳頌。
其次，魏晉風度的時代意義還在于它是以人的自覺為前提，對中國文人基本人格精神進行奠定。
中國傳統文人從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開始就踏上了尋找人生真谛之旅，這是一個漫長、痛苦、充滿艱難的苦旅，但是文人們卻樂此不疲。
雖然各家追尋的目标不盡相同，追尋的方式不盡相同，追尋的途徑不盡相同，所取得的效果也是各不相同。
但是道家的“知其雄，守其雌”、“無為而無不為”以及返璞歸真、順應自然等人生 理念和儒家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天下有道則仕，天下無道則隐”、“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等文化精神，終于在動蕩的魏晉時期經過魏晉名士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實踐轉化為具有時代意義和鮮明時代特征并且被後世文人所贊賞的魏晉風度，進而實作儒道互補精神的全面升華。
這是魏晉風度對于大陸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也是魏晉名士對于大陸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
在魏晉以後，外界對魏晉名士以及魏晉風度的評價多是一些負面的評價。
在談到魏晉玄學的時候，李澤厚曾經就指出，對于魏晉玄學而言，曆史上的否定評價向來就占有絕對的優勢。
究其根源，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人們認為玄學隻能說而不能行，不涉世務，迂誕浮華，空談誤國。
第二，人們認為玄學丢棄了儒學，沒有對儒學給予應有的尊重，是一種不尊禮法的學術。
對于魏晉名士以及魏晉風度的負面評價，其原因大抵上與魏晉玄學負面評價原因相似，不外乎就是魏晉名士服食求仙、縱酒任性、簡傲放達、不尊禮度、談玄清議，而這些又與所謂的國運興衰、社會治亂聯系在一起。
是以，魏晉之後外界對魏晉名士以及魏晉風度多是一些負面的評價。
範甯、桓溫等人甚至将西晉滅亡的罪名扣到魏晉名士的身上，很顯然，這是一種主觀意識非常強的評判。
相對而言，《晉書》作者對于魏晉名士以及魏晉風度的評價要更加客觀一些。
魏晉名士的部分文化行為，比如欣慕仙道、不務世事、空談竟日、沉醉酒鄉等，似乎都有一定的可指責之處。
但是，如果結合當時魏晉名士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看，魏晉名士的這些做法似乎又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當時，司馬懿與曹操的政治手腕迫使士人在“崇尚虛浮，逃于得失之外以免害”與“以世事為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譽”之間做出選擇。
正是由于當時的政治壓力以及慘烈形勢，魏晉人士不得不選擇前者。
對于朝廷政治，他們選擇三緘其口，采取敬而遠之的态度，與此同時，他們對生命和人生表現出憐愛之情。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種疏狂不羁、服食、飲酒、清談等事情都做出來了。
“同流合污而固不以為恥”為當時的時代特色。
鑒于此，對于魏晉名士以及魏晉風度，又為什麼總是使用一些否定的、負面的評價。
作為魏晉名士表現出來的處事方式、人生态度， 魏晉風度實際上是指由此凝鑄成的人格精神，這也是魏晉時代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特有文化現象。
魏晉風度的時代意義不在于衛道者對其的高調批評，也不在于後世文人對其模仿與鼓吹，而在于它為大陸的傳統文人提供了一種人格範式。
這種人格範式雖然不能有效為之但是卻心向往之，也為大陸傳統文化提供一個可以用來進行自我期許的精神家園。
正是因為如此，魏晉風度讓後世的文人追慕不已，後世文人對魏晉名士的生活态度和作風也是各種神往。
魏晉以後，各個朝代都有對魏晉遺風進行追慕的文人名士。
在這些追慕的文人名士中，真正将魏晉風度作為一種人格範式來學習并且得到魏晉風度精髓者卻寥寥無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名士有北宋的蘇東坡和晉宋的陶淵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