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史】桑兵：寫得好與寫得好看——史學論文的寫法

來源：《抗日戰争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釋從略

作者桑兵，浙江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關于如何寫好史學論文，之前已經談過一些想法。由于主要是面向新進，優先考慮當務之急，大體限定于文字表述的通暢達意等基礎問題。而寫好曆史學的學術論文，絕非如此簡單，主編和刊物希望就此進一步探究一下較為具體深入的層面，例如如何煉字。隻是如此一來，首先就要解決什麼才是寫得好的史學論文的判斷标準，否則各說各話，無所适從，無法下筆。

研究與教學不無相通。時下各方都主張大學應該首重講課，認為講課才是教書育人之道，科研則是老師自己的事情。與此相應，學生的主要精力應該用于上課聽講，自動和自主性的學習，反而在其次。這與五四前蔡元培接掌并改造北京大學的精神主旨可謂背道而馳。蔡元培的看法是，大學必須講究學理，因而隻辦文理兩科，其餘技術性的學科，應改為專科，一概剝離。教師必須有研究才能上課，而講課不能一味照本宣科，以便引導學生逐漸進入研究狀态。與此相應，學生不能隻是被動聽授，而以自動和自主學習為正常形态。清季以來的學制設定，從國中以下的普通學到大學階段專門學的過渡，在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階段就已經完成，因而進入大學後學習方式的轉變是水到渠成之事，沒有什麼難處。流弊之一是學生往往不上課，如北京大學上課的大都是旁聽生或偷聽生。正式生雖然多不上課，卻不乏學習和探索精神，顧颉剛就是聽了兩年的戲，聽出一本孟姜女的傳說，比古史辨更能彰顯治史法門。

如果以上課為主要形式，講得好不好自然就成為重要的考察名額。問題是以研究為基礎的大學講課，好壞的标準如何确定。師業有三，授業、解惑、明道。金毓黻進一步分了層次，認為國小老師可以授業，中學可以解惑，大學應該明道。所謂明道，按照陳寅恪的解釋，是道統的傳授淵源，引申而言，就是學問的來龍去脈及其互相關聯，即考鏡源流，辨章學術。以此為準，能夠全面勝任而愉快者并不多見。後來學生的回憶，主要是從講得好聽與否立論，至于講得好不好，卻難以分辨。一般而言，大學授課，老師的程度越高，學生聽懂越難，所謂深入淺出，要麼可遇而不可求，要麼迎合從俗而已。是以，講得好聽則往往不好，講得好則往往不好聽。時下所謂好的課，大都是好聽的網紅課程，但如果以講得好聽為典範，恐怕很難紅過百家講壇這樣的大衆化評書。至于是否講得好，除非是常識性的基礎課程，同樣的水準有好聽與否的效果差異，如果以學術内涵的高下論，越是高明則懂的人越少，聽不懂或許恰是講得太好所緻。真正叫好又叫座的講授，幾乎不見記載。

與上課講得好和講得好聽的分别類似，寫論文也有寫得好與寫得好看之分。史無定法，好的史學論文自然風格各異。也就是說，文字迥異的論文可能都寫得好。不同的高手研究同一問題，撰寫同題論文，展現出來的一定是異彩紛呈，而不是千人一面。教學中曾經多次談及幾位近代史研究大家的不同文字風格，可以說是大異其趣。其中之一即金沖及先生。金先生的文字，通篇白話，很少文白相間。一般而言，純粹的白話文一是說理不夠有力，二是文字難免冗長。可是金先生的文章不僅要言不煩，而且蘊含至理。如果不是有心養成，萬難達到如此境界。當然，過于白還是存在煉字的空間。近來金先生本人就提及胡繩曾囑其删去多餘的“的”字，使得文章看起來更加精煉。增加副詞虛詞，是當年人們關于如何寫好白話文的妙訣，其實文白差異絕非隻是增減一些詞類這樣簡單。至于說理一面，早期倡導白話文的理據之一，正是文言文難于說理，而事實上卻是文白相間說理的力道或許更強。提倡白話文的傅斯年撰寫史學論著，有時甚至全用文言，可見有其便利之處。像金先生那樣幾乎直白卻有理有力的文字，并不多見。

文以載道，文體文字等等形式關乎内容，不過主要還是内容決定形式。學術論文的好壞，基本上是由研究的高下來決定。文字表現好，可以使文章好看，但是在論文是否寫得好的層面，并不起主要的決定作用。能否寫好一篇曆史學或相關的學術論文，關鍵是作者在研究的層面是否具備三個主要條件：其一，充分掌握前人的先行研究。其二，充分掌握相關的資料。其三，恰當認識曆史問題本身。必須三方面兼備，才能奠定寫好一篇學術論文的基礎。

全面切實掌握先行研究，是确定一項學術研究的起點及其在整個發展脈絡中的位置所不可或缺，否則不知從何處起步，往何方努力，要麼一廂情願，要麼漫無目标。同時這也是一篇學術論文的起始開篇。這一本來天經地義的事情卻未必得到落實。檢讨過往的研究，不少論著完全沒有先行研究的論述，仿佛都是白手起家，讀者無從了解所研究的問題前人是否已經有過探究，依照時序，哪些人在哪些方面有何種程度的貢獻，到作者開始研究之時，這一問題的研究呈現何種狀态，作者将如何展開自己與衆不同的研究計劃。出發點的模糊，使得該項研究變得難以捉摸。過去有外國學者說，研究中國最好從日文論著入手，中國學者視為奇恥大辱。其實此說未必是無視中國學人的貢獻，而是海量的論著魚龍混雜，有許多根本不提前人的貢獻，其中夾雜大量的低水準重複，連前人已經達到的程度尚且不及。這讓外國尤其是母語為字母文字的學者在着手研究既定問題時頭疼不已。從日文論著入手，畢竟日本學者得漢字文化圈之便，可以借由其手将前人的相關研究梳理一過。

或者鑒于學界著述過濫，又高度自信，索性一概不看前人研究，一切從頭開始。盡管見識不錯，出手不凡，畢竟難以完全避免陷入重複研究的泥淖，以至不免有抄襲之嫌。

學位論文關于前人研究的交待有硬性規定，可是不能把握如何論述先行研究，又産生種種偏蔽。有的以不知為無有，宣稱前人沒有專門著述，實則相關專著已有好幾本，疏于查找而已；有的故意顧左右而言他，旁征博引一大堆，偏偏漏掉最為直接也最為重要的論著；最為常見的則是寫成綜述，擔心挂一漏萬有不規範之嫌，甯可填上一堆，不敢放過一個，羅列各種論著目錄，仍然不能把握已有的進展和自己的起點。叙述先行研究，必須緊扣自己的主題按照時序和層面交待與本題相關的貢獻，能夠清晰呈現自己的出發點。綜述式的叙述，仿佛所有空間已經填滿，隻好不斷用但書加以貶抑，否則似乎已經無話可說了。

先行研究不僅可以明确起點，更為重要的是，能夠顯示自己的研究取向在整個研究脈絡當中究竟具有什麼價值和發展前景，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問題意識是否清晰明确。

是否掌握相關史料以及掌握的程度如何，因人而異。照狹間直樹教授的看法，一般用百分之五十的時間可以掌握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的材料，再用百分之五十的時間可以多掌握百分之五至十的材料，還有百分之五至十的材料可遇而不可求。問題是，沒有經過放眼讀書的階段，找資料猶如秉燭夜行，漆黑一片，不知邊際何在，究竟到手的材料占比多少，心中無數。在讀過書懂得從目錄入手且做法得當者，或許看到百分之五十即可出手，而且大體不錯。否則始終如盲人摸象。

材料收集到手很多，如果不能恰當解讀，等于沒有掌握。解讀材料要盡可能比較不同的記載，疏通前後左右的關聯，盡量少在撰寫階段才借助外力，包括其他學科以及域外學界。不要總是看到材料中的意思覺得沒意思，視而不見，偏要從八竿子打不着的不相關中間找出意思來添加上，那才是真的沒意思了。是以掌握材料的程度與讀書多少成正比，但是不一定與特定具體問題的材料獲得多少成正比。

一味用找材料的辦法做研究，不經放眼讀書的階段，每換一題目，都如同白手起家，做來做去，不過于下過手的幾個專題有所認識，對于曆史的整體以及各部分的互相關聯，依舊茫然。而曆史是彼此連貫的整體，窄而深的研究，很難避免偏蔽。是以，專家之學，本來受人诟病。抗戰結束後，王锺翰即針砭學界的時弊道：“晚近治史者，喜稱專家。凡治某朝者，即隻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識某朝一代制度是以損益及其演變之故，其著述論證，多所附會穿鑿。”後來錢穆進一步批評道：“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别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返讀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響将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主張以既有的分科門類，參融舊籍，求其會通。專家之道日趨狹窄，看其他的相關研究便無從知道材料的種類分布及主次輕重，談不上掌握材料的邊際以及占比多少，更無法依據材料建立曆史事實的系統認識。若是自身的研究隻見皮毛，甚至連當行也不易拿捏得當。

認識曆史問題，當然要掌握前人的相關研究并且充分占有相關資料，可是，一般而言，除非親自下手，很難在所有方面都能夠認識到位，如此一來，自然難以判斷是非高下。掌握了前人的相關研究，占有了足夠的材料，如果做法不當，即使寫過專題論文或著作，在相關領域也未必真正懂行。誤以為弄清楚曆史事實簡單易行，在事實尚未澄清之前強說認識，甚至犧牲事實将就認識，就難免或牽強附會，或剿襲陳言，寫得再好看也不過似是而非的表面文章，對于所研究的曆史問題本身，不可能形成深入恰當的認識。用這樣的史識作為評審相關研究的憑借，不僅無從判斷高下，還有可能颠倒是非。

寫得好的前提是看得出好與否，隻要能夠分辨高下，模仿也可以熟能生巧。如果看不出好壞，便無由循序漸進，弄得不好，還會誤入歧途，不知不覺中在歪門邪道上勇往直前。是以，要想寫得好，必須兼備前列三個方面的條件。一些人擔憂坊間的曆史認識不正确卻很風行，覺得應該努力扭轉。其實群眾從來都是照着《三國演義》來講三國，不可能普遍閱讀《三國志》，作為講三國的依據。要他們按照《三國志》講三國，未免過于沉重。各自需求不同，不必強求一律，也無傷大雅。現在的問題是受網際網路自媒體的影響，加上一些主流媒體的行為不無混淆視聽之嫌，坊間的人多勢衆漸有影響學界之勢。而學界自信不足者為之動搖，不能自守，難免迎合時趨，也以《三國演義》來講三國，這才是真正令人擔憂之事。

如果說上述是史學論文寫得好的前提基礎，那麼具體判斷文字的好壞高下，也就是好看與否，就多少有些見仁見智的主觀。關于陳寅恪的史學論著文字表現是否高明的争議，即為一大顯例，胡适、錢穆、錢锺書等人從不同側面有所非議，錢穆的意見還牽涉論文内容的好壞。可是程千帆等人則有了解同情的解釋，還有人更進而從“跌宕文史”的視角大加推崇。與文人的觀感不同，不少史家讀其文覺得既契合史實，又韻味隽永，不禁拍案叫絕。如此差若天淵，令人懷疑聚訟紛纭的各方多少摻雜借題發揮的私臆。

一般而言，好的史學論文必須能夠回到曆史現場，依據原有的時空位置探究前後左右的聯系。凡是脫離既定的時空位置及其聯系，用後出外在的架構組合起來，再分成若幹方面舉例證明的，大體上不會好。就史學而論，好文字不僅是字面上順理成章，更重要的是材料與事實互相貫通，透過表象揭示背後的聯系，并且能夠複驗。如果隻是文字上自圓其說，就近現代史資料繁多，史事複雜的情形而言，并非難事。可是，所謂舉證不難，反證也容易，不能貫通材料與史事的自成一說，即使看上去頭頭是道，與材料史事不相鑿枘的情形也比比皆是。隻不過非經專門訓練不易看出而已。

與清代學人整理曆代文獻動辄指為不通，好擅改字類似，囿于自身的學識以及各方壓力（如查重和相關部門規定），編輯人和評審者也每每喜歡改動文字，而不能區分亂寫和特性。由此造成學界高明的極大困擾。陳寅恪和錢锺書都曾堅決反對以後來規範為依據的擅改。可是這樣的風氣愈演愈烈，如果隐去名諱，選取民國時期大家的文字考驗現在的學人，很可能改得通篇飄紅。語言文字應該是個性化的，而規則大都後出，用後來的規則強求之前的風格，無異于削足适履，用現在的規則限制個性的發揮，形同作繭自縛。是以，标準化往往導緻平庸化，一旦抹殺個性，就會充滿匠氣，俗不可耐。文字要保持靈動活泛，避免僵死呆闆，就不能千篇一律。

時下學術界功成名就者動力不足，潛心學問者出手較緩，各種學術刊物發表的史學論文，占比最大的大概有四種，即拿學位，升職稱，做項目，争帽子，這幾種情形都有量化名額的發表壓力（其實出貨的目的是出人，有礙于出人的出貨，隻能改善個人生計，學術上沒有意義），不得不想方設法，功利色彩較濃，缺乏做學問必不可少的超越意識。自律者還能循着正軌，努力提升，否則不免取巧鑽營。而刊物各有好尚，編輯不無定見，外審“專家”亦多隔膜，不免看熱鬧之嫌，于是揣摩偏愛，投其所好，自洽式的論文大行其道。

所謂自洽，即其論題、論點、論據、論證，看似與史事有關，實則按照自定邏輯設立主題并加以論述，所有的聯系經過其想象重新建構。由于題目不從事實中來，又脫離具體時空聯系的限制，單就文章本身看，似乎立意凸顯，條理清晰，前後呼應，文氣酣暢。可是如果放到先行研究、各種資料以及史事本相的關聯系統中考察，便不難發現，所說與史事若即若離，似是而非，即使作為一種曆史認識，也很難立得住。陳寅恪等人早就意識到，曆史曲折複雜，凡是太過清晰，難免有所失真。而史學不能以失真為代價，換取說理的條理化。可是，由于人們往往混淆曆史與社會發展史的聯系及分别，把呈現曆史本相變成抒發胸臆的憑借，建立在簡單化史事表象之上的認識，如同沙上建塔，随時可能坍塌。

諸如此類的問題，專家式的評審往往不易查知，單就文本望文生義地加以評斷，因為論點突出，論據看似有力，很多時候反而覺得寫得好。這樣的異常大概已經成為一種常态，之前考試博士生，有一道必出題，即列舉所考科目的十本專著，并選評其中的一本。雖然這道題等于全開卷，可是每年考生列舉的書，大都不算好，而選評的又往往是其中較差的一本。在他們看來，無疑覺得所選一定是好書，選評的又是其中最好的書。可見單憑個人感覺好惡，等而下之大概是普遍情形。梁啟超過世時，有人指其早年引領風潮，晚年則被潮流推着走，實則一味面向新進的引領時趨，比随風而變并不見得高明多少。

如果沒有或缺乏對先行研究、相關資料和史事本相的把握，僅就文本來評審論文寫得好與否，就隻能判斷是否寫得好看，而無法評判是否寫得好。尤其是面對自洽式的論文，往往覺得寫得好，看不出問題所在。不要說編輯大都專職，即使是某一方面的專家，面對包羅萬象的來稿，也難以判别。這樣的情形，在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的外審中已經相當普遍。無論評價高低，都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論文的真實水準。如果相關領域普遍做得不好但尚有自覺，還有改進的空間，如果做不好卻對自己的學識自信滿滿，非但分不出好壞，還會造成負篩選，導緻自洽式的表面文章充斥泛濫，使得真正好的研究成果讀不懂，斷不準，則是學術界的極大悲哀。

（責任編輯：高瑩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