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文學思想史》
張峰屹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内容簡介
《東漢文學思想史》是張峰屹先生《西漢文學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初版，台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修訂版）之續篇，是首部系統論述東漢文學思想演進曆程的專著，主要創新有三：（一）以文學發展的自然段落為基本考量，參照東漢政治、文化演進态勢，劃分“東漢初到和帝永元初”、“和帝永元初到桓帝和平前後”、“桓帝和平前後到獻帝建安末”三個階段，不同于以往以安帝為界分為前後兩期的做法。（二）窮搜材料，史論結合，梳理東漢文學思想的演進軌迹及各階段文學思想的内涵、特質，揭示東漢文學創作和文學觀念從附屬于政教走向自足獨立之路。（三）開拓新的研究視域，如谶緯思潮與東漢文學思想的關聯、東漢文學逞才遊藝的創作傾向等。作者将東漢社會政治、文化思想、士人心态與文學創作、文學思想有機結合，考論深入，精見疊出。
作者簡介
張峰屹，1962年生，文學博士（1998年，導師羅宗強教授），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文學評論》編委、天津市中國古代文學學會會長等。已出版《西漢文學思想史》《兩漢經學與文學思想》《九流十家：思想的争鳴》等學術著作十馀部，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産》《文史哲》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近十馀年，獨立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三項、教育部專項委托項目一項、天津市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一項，作為子課題負責人參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三項。
作者近照
顔崑陽先生序
邁步學術途中重要的裡程碑
二〇一三年，張峰屹教授出版《西漢文學思想史》，邀我寫序。那時，我閱讀這本巨著，心中期待着：什麼時候再讀到他的《東漢文學思想史》？兩漢的文學思想史，就将在他的筆下，完整地呈現給學界。
二〇二一年，辛醜暮春三月，乍暖還寒時節，我在書房中展讀《東漢文學思想史》，三十幾萬字，體系完整的大作。張峰屹教授費了将近八年的時間，接續前作，終于完成兩漢文學思想史的建構。文學思想史、士人心态史都是天津南開大學羅宗強教授獨創的中國古典人文學論域，自成一家之言；門生張毅、張峰屹紹述其學，演為薪傳。張教授書成之日，他的恩師羅宗強教授，卻已在二〇二〇年仙逝，未能親見門生學術薪傳的成果，或許張教授會覺得是一個遺憾吧！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降，人文學術社群專業分化漸成至今還未逆轉的趨勢。知識手工業的生産線上，各個“學術工具人”片面或局部地切割總體世界，破碎零散地鑽研一堆饤饾議題，無幹乎學術關鍵，卻大量生産篇幅短小的期刊論文，以應付兩三年一次的研究成果評鑒。其間，若有通觀宏見者，卻往往史料工夫薄弱，思辨粗淺，又不識研究方法；隻是一味籠統、空疏地獨抒己意，缺乏有效性的“論證”。更為可議者，所見偏謬卻又轉相因襲的舊調成說，仍然不斷在複制；能提出通觀總體關鍵性的大問題，又能以充分可信的第一手史料為基礎，經由微觀精密的文本分析、嚴格的邏輯推論程式而證成自己所提出的創解，并綜合建構完整的知識體系，這樣博通而精審的論著越來越少了。
《東漢文學思想史》内頁
“五四”以降，中國古典人文學術，在追求現代化的風潮中，一方面反傳統，一方面盲目套借西方理論；有些學者往往不尊重古代典籍的客觀“曆史他在性”，完全沒有“曆史語境”的觀念；在未契入文本的曆史語境，細讀深悟而貼切了解其意義之前，就套借不相應的西方理論；甚至取決于現代經驗所産生主觀的“文化意識形态”，預設偏頗的價值立場，而以此“單向視域”投射暴力式的論述，激烈批判古人，連孔孟老莊都不能幸免。論者尚未讀通原典，對文本隐含的深層意義還缺乏相對客觀的了解之前，就主觀肆意地批判，這是“五四”學風所表現出來的淺薄而苛刻的惡習，至今仍未完全消除。張教授此書，對于漢代的文學創作及思想，大體都是引據原典文本，既主觀了解而又相對客觀地描述及诠釋，不妄為“文化意識形态”的單向視域投射，當然也就沒有主觀肆意的批判，這确實是正規的學術态度。
從曆代觀之，不管就文學或文化而言，受此惡習之害最深者，就是漢代；其中尤以谶緯更被視為文化毒素，或鄙棄而不顧，或雖顧而極貶。我在去年出版的《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自序中，為漢代文化及文學之被近現代學者污名化而發出抗辯之鳴，正可與張峰屹教授此書桴鼓相應。秦朝維持十馀年而亡滅，漢朝繼秦之後，是第一個維持政局四百多年的大帝國，政治方面承繼周秦二朝，建立郡國并行制；文化方面重建經典，創立箋注學模式，并設定五經博士為“官學”，同時又不廢“私學”，以教化士民。西漢時期，賈誼、董仲舒等思想家為政教的“更化”問題，提出種種解決之道；東漢章帝時期，由朝廷召開“白虎觀”經學會議，重建禮樂的政教意義。而文學方面則辭賦及五言詩興起，開展繼承《三百篇》四言詩之後的文學新局，推進中國文學另一曆史階段的發展……
漢代不管政治格局或文化創造，都開發出恢弘的氣象、豐美的成果，影響後代非常深遠。漢代文化自有其宏偉而特殊的“大體”，既非先秦諸子，也非宋明理學，則當如何以漢代文化看待漢代文化？徐複觀先生在《兩漢思想史》的《自序》中，就認為“兩漢思想對先秦思想而言，實系學術上的巨大演變。千馀年來政治社會的局格，皆由兩漢所奠定。是以嚴格地說，不了解兩漢，便不能徹底了解近代”。徐先生對漢代思想這種洞觀卓識，比起其他固持偏見的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才是真能“明其大體”的知音者。
張峰屹著《西漢文學思想史》（修訂本）
台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然則，我可以直言不諱地說，在近現代的學術史中，漢代實在是最倒黴的一個時代。“五四”以降，延伸到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人文學界，研究漢代文化及文學者，包括文史哲各領域，大多戴上幾副有色的西洋眼鏡：一是西方自然科學；二是西方歐陸古典主義哲學或英美分析哲學；三是西方實證史學；四是西方形式主義美學；五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及美學；六是西方純文學觀念，“為藝術而藝術”之說；七是西方文學進化史觀。而且這幾種西洋眼鏡從沒有真正擦亮過，甚至龜裂破碎，很難用以看清事物；雜取這些理論的人，多的是一知半解，甚至誤讀謬識。然而卻在這些西洋眼鏡的迷視、亂視之下，對漢代文化與文學的研究，盡多表層的淺識、偏見甚至訛解。于是漢代沒有像樣的哲學家，沒有合格的哲學；陰陽五行、天人感應是幼稚簡陋的宇宙論觀念；谶緯之學是不科學的迷信邪說；上古帝王的史迹都是秦漢人假造的“僞史”；兩漢以經學平治天下，最終目的是在防止農民造反、鞏固封建統治。《毛傳》詩經學都是穿鑿附會，釋詩沒有一首可通。司馬遷、王充、王符、仲長統等唯物主義思想，最值得稱道；“拟騷”隻是“抄襲”，缺乏“獨創”的價值；文類的“藝術性”與“實用性”一刀兩斷，漢賦乃被貶為隻是服務政治的實用工具而非藝術審美的純文學，根本是缺乏生命的貴族死文學，實為文學進化史觀所鄙棄。
回觀近現代的學術史，對漢代的研究，這一文化豐美的大時代，在專業學術受到西學的框限或政治意識形态的支配之下，從狹窄、偏誤與迷蔽的視域所看到的漢代文化及文學，幾近一無是處，成為枷鎖工廠、假貨市集，甚至魍魉鬼域、荒寂沙漠，這是确當的诠釋與評價嗎？我們必須脫下這些西洋有色眼鏡，以及政治意識形态，回歸深讀原典文本，建構漢代文史哲混融互通的總體情境，重新诠釋漢代文化及文學，這應該是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文學術的正途。
從上述研究漢代文化及文學的種種迷蔽，持以審視張教授兩漢文學思想史的論著，我不能溢美地贊揚他完全沒有這些迷蔽的成分。但是，相較于其他研究漢代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思想史的論著而言，其迷蔽甚少。若要指其小疵，坦率地說，我實不同意此書所持一個偏謬的舊調成說，認為東漢文學思想“最終完成了由附庸于政治經學走向自足獨立的質的蛻變”。我必須确切地指出，若将“文學自覺與文學獨立”之說，置入中國古代文化總體的曆史語境做深度了解，明識者就可以見出它根本是一個移植西方純文學觀念、無中生有的假議題。幾年前，我已發表《“文學自覺說”與“文學獨立說”之批判刍論》，破除這種偏謬之論。不過，一個學者的學思曆程本有其自在自為的演變；現階段，張教授還可以依循這一舊調成說，或許他下一階段的學思演變，會有不同的見解吧！然而，即使以我觀之，這是一個小疵，卻也掩蓋不了我所看到此書的大瑜之輝。其中，最讓我耳目一新者，是他對谶緯的重視，不像一般學者那樣疏遠地站在漢代曆史情境之外，隻從現代西方科學的“單向視域”，未經原典文本的深入诠釋，就極力貶責谶緯是不科學的迷信邪說。張教授為撰寫這部《東漢文學思想史》，耗費幾年的時間，先弄清楚什麼是谶緯，再進一層探究漢代文化生成、發展的曆程，進而了解到谶緯與政教、經學、文學，一直都維持着互動滲透的關系，彼此牽合以融思緻用。是以，他認為研究、撰述《東漢文學思想史》，不能規避、排除谶緯這一必要因素，關鍵隻在于如何确當地描述之、诠釋之。
我非常贊許張教授這種“文化總體觀”的學術進路，也肯認漢代文化，從君臣上下主觀層面而言，谶緯與政教、經學、文學，一直維持互動滲透的關系，彼此牽合以融思緻用。東漢君臣上下這種态度、觀念，盡管當時有些士人表示反對，卻是多數士人頗為普遍的“心态”，或說是“文化意識形态”。另從知識性質的客觀層面而言，這種谶緯與政教、經學、文學互動滲透，彼此牽合的知識，正是兩漢此一曆史時期所建構的“知識型”。自認很有科學頭腦的現代學者，不管喜歡或不喜歡，信或不信，都必須承認這是發生于漢代的曆史事實；我們研究漢代文化思想，就必須在這一事實的基礎上，依據可信的文獻，進行第一序的描述與诠釋。“描述”是完整正确地說明經驗“事實”；“诠釋”是揭開事實表象，從深層處解明此一經驗事實“為什麼發生”的原因、條件及其影響；而這就是它的“意義”。“描述”與“诠釋”是史學第一序的任務，必須先完成；然後，才能在确當的“描述”與“诠釋”的基礎上，從專業的“知識論”或“文化實踐論”，提出相對客觀的是非或價值基準，做出第二序的批判。合格的學術論著，對已發生的曆史事實，不能在未經“描述”與“诠釋”之前，就僅憑個人主觀好惡，鄙棄而不顧，或雖顧而極貶，甚至流為謾罵斥責；這不是學術而是莽夫潑婦無知淺識的惡言謬語。
張峰屹著《兩漢經學與文學思想》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
我一向認為，人文學術當以“博通”為尚，才能開展兼具廣博的宏觀視域與通透的微觀能力，既見樹又見林，既見林又見樹，而不會淪入過度專業化的狹窄洞窟中，所見隻是一枝一葉的模糊影像。作為一個博通的人文學者，當知宇宙萬事萬物都存在于多元因素、條件交織結構而互相作用的“關系”網絡中，沒有任何一事一物能從這種複雜而變化的“關系”網絡切離出來，挂空、孤立、抽象地認知其意義，評判其價值；任何事物都必須置入關系網絡的“總體情境”與“動态曆程”，依着辯證思維而實境感覺、正反思辨，終而綜合會悟其意義及價值。“五四”以降，一般學者習于将研究對象片面化、靜态化、單一因素化、抽象概念化，而“以文字解文字”，僅從語言形式表層去譯述其意義，甚而主觀偏執地評斷其價值。如此治學，其弊就是呆抱一堆死文獻，在他的盲視中，生産這堆文獻的“人”，其“主體”卻消失了；他們生命存在的文化傳統與社會情境也消失了；他們面對文化、社會、政教、學術、文學等，所發生種種彼此關聯的“問題”更是消失了；而他們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當然也跟着消失了；也就是他們所行所為、所言所議的“動機”與“目的”，全都埋在幽暗的文字底層而不被研究者看見。如此治學，文本真實的“意義”當然也就無法獲緻有效性的诠釋。
語言文字之用于表現人類文化創造物的符号形式，它既是“表現”，相對又是“遮蔽”。“表現”者是語言文字之所及，表層“已知”的“言内意”；“遮蔽”者是語言文字之所不及，深層“未知”的“言外意”。這“言外意”隐含在生産此一文本所貼切作者個人、社會及其文化傳統的存在經驗情境中，統稱為“曆史語境”。現當代學界，很少學者懂得“情境回歸”的閱讀方法，能穿透語言文字表層的“言内意”，契入而回歸到文本深層所隐含總體、動态的“曆史語境”，進行同情的感覺、體悟，而揭明埋在文字底層的“言外意”。是以，文學創作、文學思想都可切斷與文化、社會、政教、學術等相關因素，而僅從語言文字表層，孤立去論述它的意義及價值。這是何等平面、貧乏的人文學術，卻流行于我們這個時代。
文化産物都是“人”的精神創造。對“人”這一“曆史性”存在的創造主體，在曆史情境中所涵養習成的實質“心靈”構造全無了解，就很難做出富含生命存在意義的人文學問，不過隻是支離雜碎、了無生氣的片段概念。這個在曆史情境中所涵養習成的實質“心靈”，就是劉勰《文心雕龍·序志》所稱“為文之用心”的“文心”；而這一“文心”并不是空洞無物的抽象概念，那麼它有何實質的内涵？我曾在《從混融、交涉、衍變到别用、分流、布體》這一篇論文中，提出文學家主體心靈的“意識結叢”，以诠釋劉勰所謂“文心”的實質内涵。這一“意識結叢”包含五個層次的因素：一是文學家由“文化傳統”的了解、選擇、承受而形成的曆史性生命存在意識。二是文學家由“社會階層”生活實踐經驗過程與價值立場所形成的社會階層性生命存在意識。三是文學家由“文學傳統”的了解、選擇、承受而形成的文學史觀或文學曆史意識。例如源流、正變、通變、代變等，或“文以載道傳統”、“詩言志傳統”、“詩緣情傳統”等文學曆史意識。四是文學家由“文學社群”的分流與互動所選擇、認同、定義的文學本質觀。五是文學家對各文學類體語言成規及審美基準之認知所形成的“文體意識”。此一“意識結叢”或可與羅宗強教授所提出的“士人心态”彼此參照對觀。在羅教授與我的觀念中，中國古典人文學術的研究，“士人”的“意識結叢”或“心态”必然是不可模糊的焦點，必須當作主要的诠釋對象；而“士人心态”正是張教授持以研究東漢文學思想史的焦點，識其“心态”，即識其“文學思想”的内涵與特質。這可以說是羅宗強教授門下的一種現代“師法”吧！
那麼，這些構成“意識結叢”的諸多因素從哪裡而來？當然是從文學家對文化社會存在情境的感覺、思辨而選擇、接受，逐漸習成、型塑而來。文學家的存在情境，總體觀之，甚為複雜；分解論之，可有三層：從廣泛幅度的存在情境而言，他與所有不分階層的一般人，共享着整體性的曆史文化與社會情境；這是文學家第一層的存在情境。接着，從限定性幅度的存在情境而言，文學家在當代的社會結構中，卻又無可規避地必然歸屬于某一由生産關系所分化的社會階層；這一社會階層的生産關系，就是士人政教事業所無法脫離的君臣上下“權力”關系。因而在階層限定的視域中，了解、選擇、承受了某些由“文化傳統”及“社會階層”共成的價值觀，并履曆了階層性的社會互動經驗過程，進而塑造了某種“意識形态”；這是第二層的存在情境。最後，從選擇性幅度而言，文學家又由于其文學觀念及活動所自主選擇、承受的“文學傳統”與“社會交往”，而互應相求地歸屬于所認同的文學社群；這是第三層的存在情境。第一層存在情境受到“地域民族”的限定，第二層存在情境受到“社會階層”的限定，第三層存在情境則受到“文學社群”的限定；而這三層空間性的存在限定，又都同時受到時間性的“文化傳統”限定。在如此結構複雜的存在情境中，文學家以其所涵養習成的“意識結叢”表現為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怎麼可能從曆史性的“總體情境”、“動态曆程”切離出來而挂空、孤立、抽象地認知？中國古代士人階層的文學創作及其相關思想，從來都不曾與文化、社會、政教、學術脫離關系而孤立發生、存在過。
近些年來，“總體情境”與“動态曆程”是我在反思、批判“五四知識型”之後，為了推展中國古典人文學術研究之诠釋視域轉向而提出的本體論預設。這不是前無所因的新創，卻是解除“五四知識型”之迷蔽的良方。張教授撰寫此書，并沒有明确提出這樣的理論；但是，其實際操作卻與我的理論不謀而合。他研究東漢文學思想史，既将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互相參照而觀之，更将文學置入政教、經學、谶緯之關系網絡所形成的“總體情境”與“動态曆程”中，聚焦在“士人心态”，切實地依據文史哲各種直接相關的原典文本，進行分析诠釋而獲緻論證效果。此書從研究對象的本體、人文知識的本質與研究方法所做自覺或不自覺的預設觀之，張教授的實際操作成果，的确與我近些年的學術理念不約而近似。這可由《緒論》中的自述獲知資訊，他說明本書的研究目的是：描述東漢二百年間的文學思想的演進曆程，根據文學創作、作家創作活動和文學觀念實際發展的自然段落，并結合政局、社會和思想文化演變的情勢，把整個東漢時期劃分為三個曆史時段，力求準确深入地揭示各個曆史時段的文學創作傾向，及其文學思想内涵，進而整體上對東漢時期文學思想的演進軌迹及其文學思想特質，做出系統的切實的描述。
張峰屹著《九流十家：思想的争鳴》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張教授此書的優質，可“大體”如是觀之。至于局部的創見，我還可略點一二。近些年，不少學者研究中國古典人文學術，往往不能對原典文本耐心地長久涵泳，反複細讀深究以炖出“一品鍋”豐饒、醇厚的美味；而将學術研究、撰寫論文當作“漢堡”快餐，原典文本閱讀不到一二遍，隻是一知半解，了無創發之見，就急着套借似懂非懂的理論，短時間粗制濫造一篇論文；遊談無根地發抒與原典文本實不貼切的空論，而自诩為新潮。對于這種學術風氣，我甚不以為然，時常警示年輕學子：研究古典人文學術，“原典”文本具有“優先性”，必須長久涵泳，反複細讀深究。自己所提出創發性的論點，都必須能經由原典文本的分析性诠釋去證成，才是有效的結論；别人的論點僅供參考，作為對話或駁議的對象而已。至于外植的理論，即使能與自己的論題相應，也隻能當作前提性的假設，以此理論的觀點為基礎，演繹推闡自己所提出的論點。自己所提出的論點，最終還是必須依據原典文本的分析性诠釋去證成，此之謂“論證”；未經“論證”，僅是從主觀立場籠統表述意見，甚至帶着意識形态或情緒，妄斷或評價，這一類立場主義、觀點主義的“論述”，都不是嚴格的學術，隻宜在學院外的文化、社會或政治運動場合發聲。原典文本具有作為論證依據的優先性，這是建立嚴格學術的基本法則。張教授此書，所提出若幹改變前人成說而自出機杼的創見，都是從原典文本的分析性诠釋所獲緻；書中關于班固對漢代《詩》學思想的開拓，以及“氣命”論基礎上的王充文學思想，就是很好的範例。
一個懷抱學術理想的學者，踽踽于寂寞的學術途中，必然是以學術作為終身志業，其終極關懷永遠都是一座可望而尚未抵達的燈塔，帶引着他不停地前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一直很欽羨柏拉圖活到八十幾歲，不曾停歇地著述，最後死在還正執筆寫作的書桌上。張教授雖不年輕，卻也還不太老；這部費時數年的《東漢文學思想史》，當然是邁步學術途中重要的裡程碑，卻應該不是最後一部著作。我比張教授癡長幾歲，早已年逾古稀，卻至今還著述不辍，預期近些年将有幾部體系完整的專著出版；同時也引領期盼張教授的下一部大作。這是學者踽踽于寂寞的學術途中，尚可互相期勉、慰藉的溫情。
二〇二一年四月，辛醜暮春
顔崑陽序于花蓮藏微館
作者後記
拙著《西漢文學思想史》出版後，得到了不少前輩先進和時賢同道的謬獎。于是，我備受鼓舞，立志接續撰寫《東漢文學思想史》。其間，不斷有師友督促：“《東漢文學思想史》什麼時候出版？”深感鞭策和情誼。無奈我生性閑散，凡事往往憑興趣和沖動而為。喜歡焚膏繼晷地讀書，偶有心得就随手書諸書頁邊眉；其中可作文章者，則自然梳理成文。但是不願受外力逼迫，也不想給自己限定時量去做學術研究，尤其對系統叢雜的“大工程”總是心存天然的畏懼和抵觸。是以單篇論文相繼發表了一些，而心心念念的《東漢文學思想史》專著，卻遲遲不能成稿。
遲遲不能成稿，其實還有學術難題擋路的原因，這就是漢代的谶緯思潮。全面披閱、深入體會東漢的文史哲史料，我深切地感到，如果不明白谶緯的來龍去脈及其社會影響，勢不能切實理清東漢文學思想的面貌。于是，轉而進入漢代谶緯的思想世界。在反複閱讀、揣摩明清以來曆代學人整理的谶緯輯佚著作，以及有唐以來曆代學人考論谶緯的成果之後，眼前真是一片茫然！不僅谶緯文本（佚文）錯亂不定、真僞莫辨，曆代學者講論谶緯也是自說自話、莫衷一是。谶緯原典文獻的輯校，沒有可靠的整理本（即便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的《緯書內建》，也是多有誤漏，難為依據）；何為谶緯、谶緯的性征、谶緯的起源衰頹以及谶緯的社會文化影響，這些互相關聯密切的基本問題，沒有大體一緻的清晰的認知。至于支撐谶緯思想的背景知識系統，以及谶緯與其他相關知識思想之間的糾結關聯，更是鮮有問津。不明白谶緯思想的這些基本情狀，僅以傳統經學的視角去考量東漢文學思想，顯然不能完全切合東漢文學的實際。在潛入漢代社會曆史情境，沉浸谶緯思潮多年之後，我逐漸對這個社會思潮有了比較貼近的認知，谶緯的本相、思想特征及其源起演進、社會文化影響的情狀，更加清晰了一些。于是，我陸續撰寫了略成系列的若幹篇論文。其中主要的幾篇，收入2014年11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兩漢經學與文學思想》之中。
大抵弄清了漢代的谶緯思潮之後，我開始撰寫《東漢文學思想史》。時光荏苒，雜事糾纏，又過了四年多，2019年4月17日，這本書的初稿終于完成了。可是，就在12天後的4月29日，我敬愛的恩師羅宗強先生溘然仙逝。巨大的悲痛之馀，便是悔恨！恨自己的疏懶拖沓，未能在恩師生前奉上書稿請教。恩師主持修撰的《中國文學思想通史》，命我撰寫《秦漢文學思想史》卷，這本書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未能得到恩師的批評指教，遂成永久的遺憾！
為本書作序的顔崑陽先生，是台灣學界的前輩巨擘。2013年4月，拙著《西漢文學思想史》的修訂本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崑陽先生即慨贈大序。在那本書的《後記》裡，我曾寫道：“先生之學術建樹和勳績，非晚生後學所能置評；惟有兩點深切感受，不吐不快：其一，先生之學術視野宏闊而深邃，由先秦而及六朝、唐宋，由文學史而及文學理論史、美學史，直至近年緻力于建構‘中國詩用學’，轉愈精深；與此同時，先生還兼擅古典詩詞、現代散文和小說之創作，真非一般書齋學者所可倫比。其二，先生樂于提攜後進，獎拔鼓勵後學的些微創意，無私膏潤中國學術的傳承和發揚，此亦非俯視獨造的學者所可比拟。”多年過去了，我對崑陽先生的這種感受愈發深切。尤為欽仰不已者，先生已曆杖國之年，而學術思想之敏銳精切，學術開拓之勁力熱忱，依然不減當年，且日益成熟深邃！近十馀年，先生深湛地反思百年來的人文學術研究史，先後出版了《诠釋的多向視域》《反思、批判與轉向》《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等多部巨著，堪稱振聾發聩！據我粗淺的學習體會，先生的這些論著，精準透徹地指出了“五四知識型”的兩大弊端：一是武斷片面地切割學術領域，使人文學術研究片面化、靜态化、單一因素化、抽象概念化；二是盲目借用西人的思想方法，以“‘單向視域’投射暴力式的論述”，作主觀肆意的闡釋。這些偏執的思想方法和研究路徑，必然導緻持見的偏頗和膚淺，不切實際。是以，先生大力倡導“文化總體觀”的學術視域，主張進入“曆史語境”及其“動态曆程”，去真切體會、同情了解曆史的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首先作“第一序”的“描述”和“诠釋”。先生精深的學術思想，破而能立，不僅清掃了“五四知識型”給當代人文學術研究造成的種種迷障，且也同時訓示了正确的進路。我完全贊同先生的學術理念和研究進路，心有戚戚焉。先生在《序》裡說：“此書并沒有明确提出這樣的理論；但是，其實際操作卻與我的理論不謀而合。”提攜我為學術同道，這是對我最大的獎賞和鞭策！
拙著的出版，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杜東嫣女士的熱情接納和悉心安排！感謝責編龍偉業先生精專而辛苦的工作！
張峰屹
2021年5月8日
于南開大學範孫樓之研究室
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編輯：徐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