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旅行家約翰·湯姆遜鏡頭中的福州女性（1870年）
《王家女公子：中國小記》封面
《一個周遊世界者的遠東漫遊記》封面
1842年鴉片戰争結束後福州開埠，福州成為晚清重要的對外交流視窗。維多利亞時代的商人、傳教士、使節和旅行家接踵而至。他們對這個“風景如畫的港口”極感興趣，留下不少和福州相關的書寫。
小說家劉易斯·溫菲爾德（Lewis Wingfield 1842—1891）在1887年出版以福州為背景，講述福州人故事的中長篇小說《王家女公子：中國小記》（The Lovely Wang： A Bit of China），該作214頁，塑造出一位晚清封建時代的女性主義者。小說叙述者“我”是中國人，叙述者和作者國籍不同、各自獨立；叙述者站在晚清中國的立場，稱傳教士或英國人為“野蠻人”（barbarians）。
溫菲爾德其人
溫菲爾德出身于倫敦的貴族家庭，求學于伊頓公學和波昂大學。和同時代的美國作家馬克·吐溫一樣，溫菲爾德具有冒險精神，其職業生涯跌宕起伏。
他在倫敦的劇院當過演員，做過外派記者報道普法戰争，然後專注于繪畫，畫作亦在英國皇家美術學院的藝術展上展出，後來成為劇院的服裝設計師。40歲左右時，他開始小說創作，一生創作出大約10部長篇小說。
他的創作方式也頗有個性。一般而言，小說家都喜歡遠離康拉德所謂的“破壞性因素”，在隐居狀态下創作；偶爾會有少數小說家願意近距離接觸這些因素。但是，沒有哪位作家像溫菲爾德如此肆無忌憚地投身于這些“破壞性因素”。
《牛津國家人物傳記詞典》這樣描述：“溫菲爾德行為古怪，比如裝扮成‘黑人吟遊詩人’去德比賽馬會、在濟貧院過夜、和流浪者一起露宿以及在瘋人院當服務員等。”
對他而言，生活體驗對文學創作必不可少。他的兩部和東亞有關的小說展現了這種創作觀。1886年至1888年，他遊曆晚清中國和日本，成為一個“周遊世界者”，然後創作出《王家女公子：中國小記》、《越生的詛咒：古日本記事》（1888年）兩部小說和散文作品《一個周遊世界者的遠東漫遊記》（1889年）。
此遊記中有兩篇與福州相關，第一篇是《永福寺》，記述作者遊覽方廣岩寺；第二篇為《福州醫院》，記述一位蘇格蘭醫生在中洲島建立一家西式醫院，給福州人實施一些小手術，但醫院最後卻被縱火者燒毀。
福州浪漫喜劇
維多利亞時代有關福州的書寫，其中絕大部分是遊記，比如探險家理查德·科林森的《福州府見聞》（1846年）、傳教士施美夫的《五口通商城市遊記》（1847年）、傳教士兼漢學家麥都思的散文《鼓山》（1855年）、英國旅行家兼攝影師約翰·湯姆遜的插圖遊記《福州和閩江》（1873年）以及一位匿名作者發表在文學雜志《一年到頭》的《福州街景》（1881年）。
以福州為背景的小說較少。1875年7月，一位匿名作者在文學雜志《康希爾雜志》發表題為《建橋記：一則中國傳說》的短篇小說。該作12頁，講述閩江萬壽橋（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Ages）的建橋經過，其中前半部分是對觀音菩薩化身少女募集造橋經費這個民間故事的改編。
1898年，小說家麗絲·波姆出版中篇小說《多布森的女兒：中國通商口岸故事》，該作72頁，講述英國茶商多布森的私生女沙嘉在福州的不幸遭遇。
《王家女公子：中國小記》則是一部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現實主義喜劇小說，叙述了女主人王梅花（Plumbloom）的愛情故事——清乾隆年間，福州（Foochow，福州話拼音）閩江的中洲島上有一位黃姓富商，膝下一兒一女。女兒18歲，兒子16歲，名黃楚。黃商人此時行商不順，債台高築，全家人把希望寄托在女兒和永福縣（Yuen－Foo，即永泰縣）王縣令的公子王玉的聯姻上，希望不久女兒嫁入王家，王縣令能出手相救。
然而，王玉雖然才20歲，卻沉疴難起，困于病榻。王縣令無奈之下請求黃家把女兒送到王家，希冀王玉見到她能轉危為安。形勢所迫，黃商人準備送女兒入王家，但是黃夫人和黃太夫人堅決反對。黃商人自己也有所顧忌，就讓貪玩厭學的兒子黃楚裝扮成姐姐，和媒婆魏夫人去王家。
兩人坐船沿着永福河（即大樟溪）來到王縣令府邸。黃楚在見到王玉之前，遇見王縣令的女兒王梅花，并對她一見鐘情。王梅花嬌俏活潑，性格像假小子。接着，黃楚見到卧榻不起的王玉，王玉此時病得有點糊塗，認為和“黃小姐”成親可以沖掉晦氣，決意留下“黃小姐”。但王玉病重難起，于是要求妹妹梅花到時替自己和“黃小姐”拜堂。兄意難違，同時梅花對這位沒過門的“嫂子”也有莫名的好感，便應允下來……
全書内容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福州城為背景，介紹男主人公黃楚的家庭背景和黃家的困境，為情節發展作鋪墊；第二部分以永福縣為背景，叙述王梅花和黃楚的相識、相戀和錯配婚姻；第三部分描寫黃楚出逃王府、淪落京城，而王梅花知道真相後不畏艱辛、矢志尋夫，最後兩人在福州成親。
他者中的自我
《王家女公子：中國小記》的扉頁上寫道：“這部小說較長的描述了中國人的家庭生活以及那個國家貴族家庭的禮儀制度。”但對中國的認知是通過福州進行的。
溫菲爾德筆下的福州形象，涵蓋人物、服飾（新娘的紅蓋頭）、器具（紙錢、香火、花轎和帆船）、工藝（白錫工藝品）、習語（稱媒婆為白蟻、新夫人、苦力、馬夫、壽枋、心頭發毛和行将就木）、禮儀（拱手、作揖、跪拜和九叩）、餐飲（婚禮上的烤豬）、習俗（沖喜、纏足、重男輕女、賣身、已婚婦女盤發、燒香念經、過節祭祖、清明節掃墓和清官離任遺愛靴）以及地理景觀，對閩江中洲島一帶、大樟溪沿岸的描寫尤為細緻。
此外，小說還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
首先，小說具有進步的女權主義思想。就情節而言，小說和《醒世恒言》中的《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相似，都有“弟代姊嫁，妹替兄娶”的情節。但小說展現了一個不囿于世俗道德觀念的獨立女性形象，這種女性形象在當時晚清封建社會顯得難能可貴。王梅花不惜違背傳統的道德觀念，也要遵從自己的内心呼喚，呈現出不向命運妥協的勇氣。
小說多次強調王梅花的男性特質，叙述者通過王家的乳母這樣描述王梅花：“她前身定是個男子，沒在陰間待夠時間，轉世投錯胎成為女子。深思熟慮之後，她終于醒悟，這就是問題的根源。這世上很多女子本應是男子，反之亦然。她的獨立和活潑身不由己……不幸的是，作為女子，她聰慧過人。她又不願嫁人為妻，這是可怕的污點。因為女子的第一義務就是出嫁。
“‘你多關心王玉吧，’梅花總是這樣懇求，‘讓我聽天由命吧，适合我的男子必定與衆不同，也許我永遠也找不到一個适合自己的。一位女子竟欲主宰自己的命運，這可能讓人震驚。但我就是生而如此——誰都改變不了這點。或許我前身是一隻海鳥、樹上的松鼠或者蒙古山脈上的野山羊。’”
王梅花女扮男裝，在茫茫人海中尋夫的情節，更讓人見識其為愛情表現出來的無畏與勇敢。溫菲爾德對晚清女性和愛情的歌頌，與同時期英文作品中把晚清女性描述成深閨婦人截然不同，展現了作者獨特的中國女性觀。溫菲爾德似乎在晚清社會看到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伴侶式婚姻”——婚姻以自由意志和愛情為基礎，而非是擷取經濟好處或提升社會地位的權宜之計。
其次，小說的非殖民主義叙述。19世紀後半葉，不列颠帝國急劇擴張，殖民地遍布全球，号稱“日不落帝國”。同時，英國對晚清中國的政治制度、傳統宗教、倫理思想和社會習俗更加蔑視。于是，當時以晚清中國為背景的英文小說常常以海上劫掠、神秘寶藏以及清朝酷刑為話題。
一些英國小說家，比如喬治· A·亨提、哈利·柯林伍德以及威廉·C·達維都大力宣揚英國人的民族優越感，并對英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擴張表現出極大熱情，他們将晚清中國作為大英帝國的據點之一，在這些據點上嫁接他們的小說。于是，這些小說基本上都帶有殖民主義色彩。
《王家女公子：中國小記》則無此缺點。這從小說的情節、主題和人物塑造可以看出，也展現在小說獨特的叙述方法。大多數此類小說和遊記用第三人稱叙述，叙述者是異國人，叙述者和作者文化同源、合二為一，把晚清看作一個“異托邦”。《王家女公子：中國小記》的叙述者“我”卻是中國人，這種叙述角度的改變看似平淡無奇，其實說明英國人對晚清中國的認識和了解有個漫長的嬗變過程。此時的認識達到新層次：他們開始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自我審視；通過這種自我審視，他們其實進一步認識了晚清。
托馬斯·G·塞爾比，一位長期在廣州一帶傳教的英國傳教士，在1901年出版著作《中國人眼裡的我們》（As the Chinese See Us），也是由英國人站在晚清的立場進行自我審視。（鄭鴻升 文／圖）
（作者機關：福建工程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