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Joan Didion: The Center Will Not Hold 》劇照。
去年，我們曾經釋出過一篇譯者何雨珈關于傳奇作家瓊·狄迪恩的書評——《美國書店被偷最多的書，是她寫的》，那時她還沒有離開這個世界。去年12月23日，她在紐約曼哈頓家中去世，引來許多人的悼念。
如果你讀過她的文字，就能夠了解為什麼盡管她性格如此特立獨行，但仍然被無數人喜愛。她的一生，承受着失去的苦痛，也堅持着冷靜的記錄。她文字裡迸發的光芒，不會因為她的離開而消逝。
是的，許多讀者會一直懷念她。
作者 | 宋爽
在《白色相冊》中，瓊·狄迪恩寫道：“乞力馬紮羅山屬于歐内斯特·海明威，密西西比州的牛津屬于威廉·福克納……檀香山的很多地方一直屬于詹姆斯·瓊斯（美國小說家，代表作《越南日記》）……一個地方永遠屬于那些聲稱它最難、最為之魂牽夢繞并不斷地撕裂它、塑造它、渲染它、極端熱愛它的人，以至于，他們在自己的想象中重新創造了那個地方。”
“而加利福尼亞，屬于瓊·狄迪恩。”《紐約時報》著名書評人角谷美智子這樣評價她。
《The White Album》
Joan Didi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90-10
薩克拉門托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首府，但很多人卻以為首府是洛杉矶。19世紀中期，所有想要一夜暴富的人全都湧了進來，因為這裡發現了黃金。淘金狂潮讓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一度躁動非凡，第一條橫貫美國大陸的鐵路終點站就建在此處，這裡也成為加州最早的自治市。
1934年，狄迪恩出生在薩克拉門托的一個共和黨家庭，在這裡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期。狄迪恩的父親從事保險業和房地産投資，後來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軍隊中度過。他們時常搬家，緻使她從未有過長期在一所學校上學的經曆。她在2003年出版的回憶錄《我來自何處》中寫到，這種生活，讓她覺得自己永遠是個局外人。
1972年3月18日，瓊·狄迪恩與她的打字機。 (圖/Jill Krementz)
20世紀50年代，狄迪恩在《時尚》雜志贊助的 “巴黎大獎賽”（Prix de Paris）寫作競賽中獲得第一名，并在《時尚》得到了一份工作。她搬去紐約，在雜志社工作了7年，從宣傳文案撰寫幹到了特寫編輯。
在這裡，狄迪恩的寫作受到了嚴格的訓練。“在8行标題中，所有的東西都必須奏效，每個單詞，每個逗号。”她後來說道。
她在《時尚》工作期間，寫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奔跑的河流》（1963年），講述了一個來自薩克拉門托的家庭解體的故事。這本書裡引入了她後來寫作中的主題——暴力、恐懼，以及對世界失去控制的體驗。
20世紀60年代，狄迪恩正好二十來歲，她出現在了正确的時間和地點，并一舉成名。
《Run River》
Vintage，1994-04
加利福尼亞
狄迪恩的加州不是每個人都戴着飛行員太陽鏡、有按摩浴缸、在羅迪歐大道上揮金如土的加州，而是西部。
她在《我來自哪裡》一書中展示了西部的意象和氣概：“如果你是加州人，你應該展現出勇氣，殺死響尾蛇，繼續前進。”
狄迪恩的加州以現代加州為背景，這裡充斥着無聊的社交名流、迷失的嬉皮士。和她的寫作對象不一樣，她住在高檔社群，這裡沒有嬉皮士——街道兩邊是都铎風格的房屋，那些白色的、殖民地風格的、有廊柱的豪宅。
加利福尼亞州。/unsplash
作家米歇爾·迪安在《狄迪恩——新聞探索與女性主義》中寫到,狄迪恩突然發現了一條适合自己的路。20世紀60年代的加州是搜羅“狗血”故事的絕佳之地，能讓狄迪恩寫出一些跌宕起伏的長篇報道。
狄迪恩也意識到，寫作素材正向她湧來。她将視線鎖定在了那些迷失的邊緣人群，并讓反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為大衆所熟知。
讀者們愛上了狄迪恩，她很快就成為了一代偶像。
1968年，《向伯利恒跋涉》出版。這本關于狄迪恩在加州的經曆的雜文集日後成為新新聞運動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她的第一部非虛構作品。
《向伯利恒跋涉》
瓊·狄迪恩 著，何雨珈 譯
中信出版集團·北京時代華語，2021-6
狄迪恩很會寫作，這點人人皆知。但她更擅長在寫作中加入自己的感受和記憶，并且不怎麼在乎新聞報道中嚴肅、中立和冷靜的準則。狄迪恩的寫作風格被歸結為著名的 “不帶個人色彩的個人色彩”，這是她的訣竅，也是她的把戲。
她喜歡用繁冗的細節來充實故事，用大量的引語來增加現場感，隐喻同樣必不可少——知識分子們都熱衷于此。
狄迪恩希望讀者看到她的書就能身臨其境，感受到書中描寫的現實世界的混亂感——那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試圖建立藝術新秩序的藝術家，還有美國社會所經曆的劇烈動蕩。《紐約時報》對《向伯利恒跋涉》作了高度評價，稱其“優雅、複雜、微妙、諷刺”。
普利策獎得主路易斯·梅南在《瓊·狄迪恩的激進主義》中認為，《向伯利恒跋涉》算不得一個标準的新聞作品，因為狄迪恩沒有進行真正的采訪報道。
狄迪恩在書中真實地呈現了人們談話中的輕率和愚蠢，與之交談的嬉皮士們說了一大堆“好極了”（俚語“groovy”）的話，并重複使用了“flower power”（一句口号，起源于加州伯克利，是反越南戰争運動的一個象征）這種陳詞濫調。
紀錄片《伍德托斯克音樂節》劇照。1969年4月29日伍德托斯克音樂節開幕，各路嬉皮士彙聚于此，音樂節的主題是“和平、反戰、博愛、平等”。
她把自己融入現場，把人們體驗到的困惑内化為她個人的困惑，她要的就是這個感覺。梅南表示：“她正在把自己置于危險之中，她可能會被卷入深淵，成為一個迷失的靈魂。”
狄迪恩看到了諸多令她困惑的事情——為什麼父母會把孩子遺棄在高速公路的隔離帶上，為什麼哈萊姆區的青少年會在晚上的中央公園為非作歹，為什麼中産階級男人會對年輕女孩進行性掠奪，最重要的是，為什麼媒體關注這些故事。
梅南認為，狄迪恩的寫作沒有展現出更深層次的東西。他表示，狄迪恩明白，在“了解”故事的層面上，她的作品是失敗的。她能用X射線般的眼睛看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也能做到讓她的讀者看見，但狄迪恩卻無法對其作出解釋。
狄迪恩和當時的媒體誇大了嬉皮士和他們所代表的一切，事實上，這些人隻是社會思潮中不起眼的一部分。但這一時期的新聞報道給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即20世紀60年代末，每個人都堕落。
1968年，當《向伯利恒跋涉》出版時，媒體對于青年的堕落不再關注。對此，梅南譏諷地寫道：“這是一種生活方式，不是一種生活。”
狄迪恩的第二本著作《順其自然》幾乎是她在好萊塢和拉斯維加斯的真實寫照。
《Play It As It Lay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5-11
在好萊塢，狄迪恩變得勤于社交，她對此并不精通，但卻不得不這麼做。狄迪恩周旋于舞會、酒會和那些無聊的慈善晚宴，和羅納德和南希·裡根、比利·懷爾德、娜塔莉·伍德等政要、明星交好。
《順其自然》中有大量爛俗的情節和人物。那個時代，舊好萊塢已經逝去，新好萊塢尚未到來，狄迪恩處身于這個漫長的過渡期，她再次感到迷茫和焦慮。
在《向伯利恒跋涉》和《順其自然》之後，狄迪恩重新評估了自己作為記者的實踐，以及自己對美國生活、政治甚至道德判斷的了解。她決定要得到她在嬉皮士身上沒有得到的東西。
她将矛頭對準了自己。在《奇想之年》和《藍夜》中，讀者們看到了一個癡迷于描寫自己的女作家。
我，我，我
狄迪恩曾在母校做過一次演講，名為“我為什麼寫作”（Why I Write）。她首先指出，你在這三個詞中将聽到的聲音是“我，我，我”（“Why I Write”這三個詞語中都包含“I”的發音）。
她繼續說道：“我寫作完全是為了發現我在想什麼，我在看什麼，我看到了什麼，它又意味着什麼，我不想要什麼，我害怕什麼。”
作家芭芭拉·格裡祖蒂·哈裡森在1980年發表的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瓊·狄迪恩：唯一的脫節》中稱狄迪恩為“神經衰弱的雪兒（美國女歌手）”，其風格是“一堆把戲”，其主題“永遠是她自己”。
2011年，《紐約雜志》報道說，這些批評“幾十年後仍然讓狄迪恩惱火不已”。
“她的才能是描寫出文化的情緒，”美國作家凱蒂·洛芙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狄迪恩設法通過她自己極為特殊的個人寫作來表達20世紀60年代和 70 年代的精神。她與那個時代完美契合，略帶偏執、有些歇斯底裡，并且高度感性。”
非虛構作家弗朗辛·普羅斯評價狄迪恩的寫作特質：“她在書中使用了一種以前從未有過的聲音——西方的、女性的、焦慮的。”
普羅斯列出了狄迪恩在其寫作生涯中涉及的所有地方和主題，包括加利福尼亞、紐約、夏威夷、薩爾瓦多、拉斯維加斯、邁阿密、約翰·韋恩（美國影星）、帕蒂·赫斯特（美國傳媒巨頭赫斯特的孫女）、越南、中央公園慢跑者、黑豹黨（美國黑人社團）、總統選舉、紐特·金裡奇（美國政治家）、多麗絲·萊辛（英國作家）、女權主義、嬉皮士、電影、書籍和新聞。
“在所有這些話題和地點的背後，是她沉穩、機敏、悲哀和焦慮的聲音，”普羅斯說，“（她作品中的）每句話都有一種觸電般的焦慮，這是讓人們廢寝忘食的原因。你在等待一些電光火石的出現，然而沒有，是以繼續往下讀。”
梅南則認為，在評價狄迪恩的作品時，将她的情感解讀為時代的反映，并想象她“總是為我們說話”是一個常見的錯誤，因為這根本不是她展現自己的方式。
《藍夜》
[美] 瓊·狄迪恩 著，何雨珈 譯
時代華語國際 |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5
實際上，狄迪恩隻是在為自己說話，她關心時代和她關心自己沒什麼二緻，她想不明白的事情，大多數人也想不明白，但人們以為狄迪恩可以，而實際上，她可能也不行。人們越來越發現，狄迪恩不像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她很奇怪，而這就是人們想讀她作品的原因。
然而，由于狄迪恩厭惡采訪，我們很難得知她内心深處究竟為何。她的采訪回答慘不忍睹，通篇充斥着“我不知道”這類廢話。狄迪恩确信，讀者從采訪中學不到任何東西。“采訪的問題對我來說無關緊要。”她說。
“我把畢生都獻給了寫作。”狄迪恩寫道，“作為一名作家，自孩提時起，在我的文字還遠遠沒有化作紙上的鉛字時，我腦中便形成了一種觀念，認為意義本身居于詞語、句子和段落的韻律之中；我還掌握了一種寫作技巧，将我所有的思考和信念隐藏在越發無法穿透的文字虛飾背後。我的寫作方式是我的存在方式，或者說已經成為了我的存在方式……我隻有超越詞語才能找到意義。”
評論家約翰·倫納德無奈地表示：“40年來，我一直在試圖弄清楚為什麼她（狄迪恩）的句子比我或你的好。答案是節奏，它們向你襲來。”
狄迪恩認為句子的結構對她的寫作至關重要。在《紐約時報》的文章《我為什麼寫作》（1976年）中，她寫道：“改變句子的結構會改變句子的意思，就像照相機的位置會改變被攝物體的意思一樣，單詞的排列也很重要。”
她深受海明威簡潔文字風格的影響，海明威教會了狄迪恩句子在文本中的重要性，她還受到亨利·詹姆斯的影響，認為他寫出了“完美、間接、複雜的句子”。
易碎品
1968年夏天，狄迪恩經曆了精神崩潰，在随後的精神病評估報告中，她被診斷為眩暈和惡心發作。直到1972年，在經曆了慢性偏頭痛之後，狄迪恩被确診為多發性硬化症。這場疾病伴随了她一生。
狄迪恩非常消瘦，她就像《奔跑的河流》中的女主角莉莉·麥克萊倫一樣，有着“驚人的虛弱”（身高5英尺2英寸，體重95磅）、“極端的纖細”。狄迪恩的朋友卡爾文·特裡林開玩笑說：“她看起來不像是在碼頭工作。”
狄迪恩很矮小，每個見到她的人都會首先意識到這點。她有細小的骨骼、手指和四肢。媒體寫道：44歲的狄迪恩“是個女人，但僞裝成一個年輕女孩的身體”。
狄迪恩的臉上總是彌漫着悲傷，這種悲傷由來已久，人盡皆知。1977年，時尚記者薩莉·奎因在麥迪遜酒店與當時42歲的狄迪恩見面喝茶，此時，狄迪恩剛剛出版了《祈禱書》。
所有人都以為狄迪恩和她的作品氣質相仿，比如絕望、憂傷，下一秒就要流眼淚。然而，奎因發現，狄迪恩是個“喜劇演員”，她很逗樂。“我不知道人們為什麼說我很傷感。”狄迪恩聳聳肩，笑了起來。
狄迪恩對陽光極為敏感，即使在室内，她也會戴上遮住半張臉的巨大墨鏡。狄迪恩的聲音中有一種南方腔的柔和，她認為這是在薩克拉門托高中學來的口音，她的聲音如此溫和而低沉，以至于人們常常要抻着脖子聽她說話。
總而言之，狄迪恩給人的印象非常“易碎”，她有着東方人身上那種内斂的女性氣質，經常穿着長裙，裙子就像挂在她身上一樣，松松垮垮但又不失格調。年輕時，她有一張漂亮的知識分子式的面孔，智慧、尖銳又清新。事實上，在時尚領域，狄迪恩始終占有一席之地——2015年，狄迪恩還受到思琳（Celine）的邀約，拍了一個墨鏡廣告。
在近50年的時間裡，狄迪恩熱潮一直存在。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着迷于她的腔調和表達方式，以及最重要的——時尚感。“那張手夾香煙卧于雪佛蘭跑車上的照片，既将狄迪恩的凝視保留了下來，又賦予了狄迪恩更多的凝視。”《紙張》（Paper）雜志寫道。
“狄迪恩式女性”成為了知名的文學形象：那些被男人們的承諾耽誤了的女人，她們沿着公路穿越整個國家，努力抹去過去帶來的痛苦。這些女人因離婚、癌症或自殺失去了自己的男人，她們的孩子玩世不恭。狄迪恩式女性是社會的局外人，但也是幸存者。
在《向伯利恒跋涉》中，狄迪恩精心将自己描繪成一個和書中的人物一樣熟悉邊緣生活的人。她寫到自己“神經不好”，喝“杜松子酒和熱水來緩解疼痛，用右旋安非他命（中樞神經刺激劑）來緩解酒勁兒”。
現實中卻絲毫看不出她的生活有任何“邊緣”特質。當《華盛頓郵報》的記者采訪狄迪恩時，她正坐在書房裡，她的家有時尚雜志所吹捧的一切——舒适、有序而優雅，沙發上覆寫着印花棉布，壁爐台上擺放着蘭花和瓷質的大象，以及數十個裝有家人和朋友的照片的相框。
2006年3月1日，瓊·狄迪恩在紐約。（圖/Steve Pyke）
狄迪恩的生活很完美，但家裡餐廳的窗簾似乎出了點問題，因為那些褶皺呈現出的完美的幾何形狀引發了她的偏頭痛，她告訴記者，自己正打算再做一套新窗簾。
今 日 話 題
你怎麼看待嬉皮士運動？
本文首發于《新周刊》605 期
原标題：瓊·狄迪恩：她從未為時代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