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亞南
加拿大卡車司機遊行：美國右翼政治向北“輸出”
連日來，加拿大首都渥太華街頭的遊行和占領運動引發了媒體關注。事件起于一月中旬，加拿大政府要求跨境卡車司機遵從防疫要求，要麼接種疫苗，要麼每次入境隔離。這一規定取消了先前卡車司機獲得的豁免權利。随後，一部分司機在1月15日發起了反對特魯多政府防疫政策的占領運動，他們駕駛卡車封鎖了首都渥太華的道路，在街頭抗議。
2022年2月10日，加拿大渥太華，卡車司機繼續抗議強制接種疫苗令。
這場抗議随後加入了更多美國和歐洲右翼政治的成分，得到了媒體的更多關注。《衛報》報道指卡車司機和其他抗議者中流傳的檔案顯示他們在傳播“富人借助大流行毀滅世界”的陰謀論。而在抗議運動中也出現了更多的符号——比如代表美國南方的邦聯旗幟等等。
美國《外交政策》雜志日前刊登了一篇對加拿大卡車司機圍堵首都的分析文章。文章作者是生活在蒙特利爾的加拿大專欄作家諾亞克斯（Taylor C. Noakes）。在文章中，諾亞克斯認為，從1月15日開始的遊行和首都圍堵，目前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帳篷運動”。盡管其一開始的目标和訴求是反對強行接種疫苗和反對防疫政策，但人群中随後加入了各種各樣的訴求，如要求特魯多政府下台，如美國的“匿名者Q”（QAnon）陰謀論和新納粹主張，此外還混合了魁北克獨立運動等各種人群。
文章指出，加拿大保守黨中，偏向激進極右的一部分政治人物正在借助支援這場運動試探水溫，測試在加拿大發動極右翼社會運動的條件。他還指出一部分加拿大主流保守派也開始更為右轉，表達出對這場運動的同情，比如前保守黨黨魁安德魯·希爾（Andrew Scheer）等人。
諾亞克斯認為，這場運動在加拿大國内有一定的支援基礎。一項民調顯示，超過30%的加拿大人認為自己和抗議者在“如何看待事情”上有相似之處。而57%的加拿大綠黨支援者和46%的保守黨支援者（這兩個政黨都不是極右黨派）對運動表示出一定的支援。此外，這場運動在加拿大籌款平台GoFundMe上也已經籌集了超過800萬加元的資金。這些都證明加拿大社會有着一定的右翼政治的基礎。
在這場運動的效應下，保守黨政府正在把政治光譜轉向更右。保守黨黨魁奧圖爾（Erin O’Toole）在近日辭職。而在其辭職之前，黨内已經有人催促他支援這場卡車司機發起的抗議運動了。這些認為應該支援運動的保守黨人士中，就包括了之後暫時代理黨魁職務的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
但也有人認為這場抗議運動并非那麼重要。加拿大作家馬爾奇（Stephen Marche）是《美國的下一場内戰》的作者。他在為《大西洋月刊》撰寫的文章中提到，他曾經預言的某種社會混亂形式在加拿大出現了。比如，在書中他設想會不會某天有一群右翼分子占領了一處公共設施，比如一段道路或者橋梁，然後沖突由此激化。結果“我的想象最近成為了現實，隻是其發生之處并不在美國的鄉村”。馬爾奇在文中稱，這些人群和特朗普的支援者有相似之處——充滿憤怒，認為自己屬于某個被社會排斥的群體。但他不認為要太重視這些人。反而是加拿大政府的比較克制的做法，沒有動用武力驅散，等待這些抗議者自己犯錯誤，是合适的。
作為加拿大人，馬爾奇聲稱這些卡車司機的行動被美國媒體誇大了。他據民調資料稱，六成加拿大人認為這次抗議很冒犯，并且沒什麼意義。資料顯示，抗議活動在最高峰的時候也隻有8000人，不是一個很大的數目。相比之下，4歲以上的加拿大人已經有88%接種了疫苗，卡車司機群體中也有85%的疫苗接種率。
在政治上，馬爾奇也看低運動可能帶來的影響。他認為保守黨已經在呼籲這些人回家，證明右翼政治在加拿大并不太可行。他尤其指出，很多媒體報道稱示威者舉出了納粹的旗幟，但他們是在指責特魯多采用了“納粹政策”逼他們打疫苗。他表示加拿大的語境和美國不同。美國的右翼遊行帶有反猶主義色彩，但是加拿大這方面并不一樣。
但無論是認為事态嚴重的分析，還是認為事态并不嚴重的判斷，不同的作者都指出在這場抗議運動中，來自美國的外界介入起到了重要作用。渥太華警方負責人斯洛裡（Peter Sloly）就表示有“成規模的”來自美國的外界因素介入。而網上支援卡車司機的聲音也是美國人居多——不僅是各路美國右翼網民，也包括了前總統特朗普和富商埃隆·馬斯克。
北愛爾蘭“血腥星期日”五十年：“現代英國法律史上最可恥的一頁”
剛剛過去的今年1月30日，是北愛爾蘭“血腥星期日”的五十周年紀念日。“血腥星期日”指的是1972年1月30日發生的一起事件。當天，在北愛爾蘭倫敦德裡（北愛爾蘭人也稱Derry即“德裡”）市的一次愛爾蘭天主教徒民族主義遊行上，英軍對沒有攜帶武器的北愛爾蘭平民開槍，導緻13人喪生。
2022年1月30日，人們紀念“血腥星期日”。
50周年紀念日引發了許多讨論。由專欄作者奧哈根（Sean O’Hagan）撰寫在主流大報《衛報》上的一篇文章，讨論了作家坎貝爾（Julieann Campbell）關于血腥星期日的新書《關于那天和後續的新曆史》（On Bloody Sunday: A New History Of The Day And Its Aftermath）。在書評中，作者指出，坎貝爾的新書通過大量采訪還原了事件的豐富細節。進入21世紀之後，為“血腥星期日”承擔責任的呼籲聲一直在繼續。2010年，時任首相卡梅倫在一份正式聲明中代表政府道歉，承認了發生在“血腥星期日”的殺戮是政府方面犯下的錯誤。而遇難者家屬們則一直試圖将涉事的英軍人員起訴到法庭。
然而，追溯曆史，“血腥星期日”中英國傘兵部隊向平民無差别射擊的行為，在最初的數十年中被解釋成了英軍合理的自衛行動。
美國左派的《雅各賓》雜志就刊文指“英國國家從來沒有為血腥星期日承擔責任”。在文中，作者指出：既然血腥星期日的事實已經清楚，為何涉事的英軍士兵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就此，文章提到，盡管英國媒體一直自稱自己是“第四權”，但在“血腥星期日”事件發生之後，英國媒體其實一度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比如，《衛報》的編輯部拒絕了前線記者的目擊，自行撰寫了一份社論，為傘兵部隊的行為開脫，并指責天主教徒遊行是非法行為。《泰晤士報》更認為“那些煽動天主教徒上街的人非常清楚他們這麼做的後果。倫敦德裡昨晚嘗到了這些後果的滋味。死去的人是其見證者”。更為難堪的是，《星期日泰晤士報》在當時收到了記者賽爾（Murray Sayle）的“血腥星期日報告”，但編輯部壓下了這份揭露事件細節的文章。令其直到30年後在《倫敦書評》正式刊出才重見天日。
文章尤其重點讨論了1972年英國政府任命的、以法官威傑裡爵士（John Widgery）為首的調查委員會。在1972年春天，這一委員會出台了他們的調查報告，認定傘兵部隊有足夠的防範理由對遊行人群開槍。這一報告其後被紐西蘭法官馬洪（Peter Mahon）稱為“現代英國法律史上最可恥的一頁”。
社會活動家希利（Joseph Healy）則在網絡雜志《Tempest》上撰文詳細梳理了“血腥星期日”的來龍去脈。他援引愛爾蘭詩人托馬斯·金塞拉（Thomas Kinsella）在事件之後寫下的詩歌：“這裡曾有個流氓/來了一隻豬吓跑了他/這裡有個人是一泡血和骨頭/他死于扔出了石頭”。50年前，令年幼的作者Healy印象極深的是，愛爾蘭人對發生在北愛爾蘭的英軍鎮壓極為不滿，數萬人聚在一起沖擊了都柏林的英國大使館，而民間有許多聲音要求愛爾蘭軍隊向北愛爾蘭開進。
希利分析稱，這些憤怒在1921年愛爾蘭獨立後其實積壓了五十年。愛爾蘭獨立時，北愛爾蘭所在的阿爾斯特省（Ulster）的九個郡中，天主教徒占多數的三個被劃入了愛爾蘭共和國，而新教徒占多數的六個經過投票留在了聯合王國，成為北愛爾蘭。直到1960年代，北愛爾蘭實行的都是一種代理人統治——倫敦将統治權授予北愛爾蘭的統一派新教徒精英，以確定北愛爾蘭留在聯合王國。統一派的政治人物、1921年到1940年間的北愛爾蘭總理克雷格（James Craig）就曾表示北愛爾蘭就是一個新教徒統治的地方。而新教徒對占北夫妻口比例較少、更傾向于加入愛爾蘭共和國的天主教徒實行一種類似于種族隔離和種姓制度的統治模式，并伴随着各種各樣的政治打擊和壓力。
1960年代，随着美國民權運動和歐陸的各種抗議浪潮，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也發動了自己的民權運動。這一時期主要是溫和的民族主義者主導，很多領袖有社會民主黨的背景。然而他們被新教徒主導的北愛爾蘭當局視為嚴重的威脅。1969年，主張暴力革命的、多年銷聲匿迹的北愛爾蘭共和軍武裝也開始重新出現，北愛爾蘭的局勢對倫敦而言開始變得棘手。北愛爾蘭問題意味着國家形象，尤其是在美國面前的形象——畢竟美國有大量的愛爾蘭裔精英。在這種考慮下，英軍被派往北愛爾蘭，其本意是在統一派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形成屏障，阻止族群沖突。但實際上，英軍的到場加劇了局勢的惡化，尤其是，英國陸軍一直在英帝國的各個殖民地從事鎮壓。這一點配合着北愛爾蘭當局推出的“不經審判就關押”政策，大大激化了原有的沖突。
希利認為，英帝國面對這類事件慣常的做法，是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以看似中立的方式得到倫敦當局想要的結果。1972年事件之後成立的以威傑裡爵士領銜的調查委員會，就完全站在了軍方的角度，為傘兵部隊的開火射擊開脫。其調查結果認為，傘兵部隊受到了北愛爾蘭共和軍的狙擊手和炸彈的威脅，進而有理由開火保護自身安全。這一結論在日後被更詳細的調查證明是完全沒有證據基礎的。
愛爾蘭記者奧圖爾（Fintan O’Toole）在《愛爾蘭時報》撰寫的文章中感慨五十年前的“血腥星期日”開啟了長達20多年的北愛爾蘭血腥暴力沖突，前後造成了超過3500人喪生。“在血腥星期日之後，以狂怒應對狂怒，以殘暴回應殘暴的模式确立了起來，并将在此後的20年裡延續下去”。
奧圖爾同樣認為威傑裡爵士領銜的調查報告是英國當局的重大污點。他指出，存在着兩個“血腥星期日”。第一個是1972年發生在街頭的鎮壓；第二次則是三個月之後的威傑裡爵士報告。這份報告中稱：“強烈懷疑有些人……在用武器射擊或帶有爆炸物……其他人則密切地支援他們”。
梳理曆史，奧圖爾指出，1969年北愛爾蘭沖突剛剛爆發時，英軍被派到北愛爾蘭街頭，那時天主教徒歡迎英軍的存在，認為他們能幫助分隔新教徒的煽動和策劃族群沖突的民間團體。此外，他們認為英軍要比天主教徒極為不滿的皇家阿爾斯特警察（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和阿爾斯特特别警察（B-Specials）要更為中立和專業。然而，其後英軍的行動證明了他們更多是幫助壓制天主教徒的民權運動。1971年開始北愛爾蘭當局采取了“不經審判就關押”政策試圖壓制越來越多的北愛爾蘭共和軍的暴力攻擊，但這激化了更多暴力，“不經審判就關押”制度誕生後，北愛爾蘭共和軍的襲擊活動變得更頻繁，也更暴力。軍警的鎮壓行動也更直接。在“血腥星期日”之前，已經多次出現了英軍遭遇襲擊被殺和英軍殺戮平民的情況。
在1月30日的示威中，北愛爾蘭警方和英國軍方采取了阻止示威者到達預定地點的戰術政策。奧圖爾指出，回到現場，人們會無法了解傘兵部隊為何要直接開火，畢竟軍警方面其實裝備了足夠的防暴設施和武器如水炮、催淚彈等。傘兵部隊卻向前攻擊，前後射出了超過100發子彈，己方并無人受傷。
在“血腥星期日”之後，北愛當地和倫敦之間的政治信任被摧毀。“殘暴和掩飾的結合……一種反過來戰争到死的論述有了市場。在北愛爾蘭無法回避的政治複雜性面前，人們太容易喪失耐心并轉向一種原始的邏輯——‘在他們殺死我們之前，先殺了他們’。”許多年輕的民族主義者放棄了原先的溫和立場，轉而加入了北愛爾蘭共和軍從事武裝沖突。從此也出現了北愛共和軍對無辜的新教平民的無差别襲擊。他們策劃了1972年7月貝爾法斯特的導緻超過100人受傷，9人死亡的“血腥星期五”襲擊事件。
進入21世紀，布萊爾時代推動的“薩維爾質詢”（Saville Inquiry）曆時十二年，最終釋出調查結論，指出“血腥星期日”事件中英國軍方沒有充足的開火理由。遊行運動中看不到北愛爾蘭共和軍的參與。換言之，被槍殺的是無辜群衆。然而，這一結論并沒有伴随着對當時開槍軍人的追責程式。對遇難者的緬懷并沒有開啟對責任的梳理和審判。正如在《雅各賓》雜志的文章結尾處指出的那樣，在21世紀初，把血腥星期日的真相公之于衆的努力遇到了很大的政治壓力。在20世紀90年代末，英國政府和北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已經達成了妥協，在一個較為平和的政治局勢下，倫敦沒有意願去承認過去的錯誤，其更願意無視這段曆史的存在。直到五十年後的今日，“追責”仍未能實作。
參考文獻：
1. "Paranoia and Alarmism: Canada Truckers’‘Intelligence Reports’ Hint at Mindset", The Guardian, 20220210
2. "Why Are Canadian Protesters Flying Confederate Flags?", Taylor C. Noakes, Foreign Policy, 20220209
3. "When the Rage Came for Me", Stephen Marche, The Atlantic, 20220212
4. "On Bloody Sunday by Julieann Campbell review", Sean O’Hagan, The Guardian, 20220130
5. "The British State Has Never Been Held Responsible for Bloody Sunday", Daniel Finn, The Jacobin, 20220130
6. "Bloody Sunday - 50 Years of British Injustice in Ireland", Joseph Healy, The Tempest, 20220201
7. "Bloody Sunday, the 10-minute Massacre that Lasted Decades", Fintan O’Toole, The Irish Times, 20220130
責任編輯：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