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徐蕭
2022年2月11日淩晨，知名媒體人曹景行在上海病逝，享年75歲。
媒體人，是曹景行身上最突出的身份，也是這兩日報道和紀念文章中談及最多的。但在複旦大學曆史系教授金光耀看來，曹景行首先是個讀書人，這是他的底色。家事國事事事關心下，他飽覽群書，又使他成為一個胸懷天下的文化人。而做媒體，是他踐行這兩重身份、服務社會的具體方式。
“他人生中的每一個階段的選擇，都和他讀書人的底色息息相關。”金光耀說道。
金光耀和曹景行交往長達四十餘年，兩人有着深厚的情誼。他們不僅是大學同學、室友，還是在同一農場務農的知青。此外，兩人畢業工作後，雖然一在新聞媒體行業，一在高校曆史專業，但仍然保持了密切的交流，在口述史領域，還進行過深入合作。
2月12日上午，金光耀對澎湃新聞記者深情回憶了曹景行的下鄉、讀書歲月。在他看來，這兩段經曆，為曹景行日後在新聞媒體行業馳騁，打下了堅實基礎。
2020年10月，曹景行到複旦大學做節目。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回母校。圖檔由金光耀提供。
一地插隊，一同聯考，一起體檢不及格被刷下來
1971年，剛剛國中畢業的金光耀響應号召，自願上山下鄉，前往安徽黃山茶林場務農。在那裡，曹景行已經待了三年，工作内容從扛木頭、挑擔子、種水稻，到下工廠中的房間。
“從春至夏的農忙日子，每個早上，天還沒亮，就被廣播喇叭驚醒，天黑好久才收工回到宿舍，癱在床上就起不來，常常連洗把臉的力氣都沒有了，沉睡不了幾個小時，又被廣播喇叭驚醒。一個星期七天，連續幾個星期沒有一天的休息。” 在為《知青部落》一書撰寫的文章中，曹景行曾這樣描述那段歲月。
金光耀共享了這樣的經驗：早上6點半起床，7點出工，中午有人把飯送到田頭，他們就在外面吃完再幹活。下午5點下班，吃飯、洗漱完已經是晚上七八點了。
不過在茶林場，金光耀和曹景行并沒有太多交往，“互相了解，但不是很熟”，反而是和成為曹景行妻子的蔡金蓮接觸較多，因為蔡金蓮當時是場部政宣組長。
1978年，黃山茶林場考上大學的知青離開農場時，與場上司的合影。金光耀（第三排右四）、曹景行（第二排右三）、蔡金蓮（第一排右三），三人都被複旦大學錄取。圖檔由金光耀提供。
直到1977年10月21日，收音機裡播放的一條新聞，改變了兩人的命運，也改變了上百萬甚至千萬人的命運。那一天，中國決定恢複聯考。
恢複聯考的消息，讓金光耀看到了希望。曹景行當然也很激動，但相對“淡然”了許多，沒有把考大學當成改變命運的機會，而是覺得，有個讀書機會就試一下。
但是他們也都抓緊一切時間進行複習準備。那時，曹景行已經是一個農機廠廠長，每天忙到晚上10點以後，在蚊帳裡看一兩個小時書。金光耀白天幹活間隙，和一同備考的人聚在一起，互相提問。晚上10點熄燈後，在油燈底下繼續複習到很晚。就這麼複習了一個月，倆人都過了分數線，拿到了體檢的資格。
冰天雪地裡，他們坐着大客車去縣城體檢。醫生問曹景行一年來得過什麼病，他很老實地說得過肝炎，“一個不及格圖章就上去了。”金光耀則是因為血壓稍微高了一點，也被擠了出去。
“我身體算是很好的，力氣大又強壯，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有高血壓，也壓根兒就沒有血壓的概念。” 金光耀也不是很明白，幹重體力活都沒問題，為什麼腦力勞動就不行了。
實際上，77級報考人數之多，是遠超預期的，相關部門不得已認證初試、體檢等關卡重重篩選，嚴格到無以複加。盡管這樣，錄取率之低仍是難以想象的。
不過第二次的機會很快到來。1978年9月，曹景行、金光耀、蔡金蓮收到了複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曹、金被曆史系錄取，蔡則是進了化學系。
“我們都想報理科，大家都覺得，學文科還是有點風險的，都想避開。”曹景行覺得來不及複習理化，隻好封包科了。“文科中，曹景行對曆史學比較認同，覺得以後無論做什麼，曆史都是最基礎的。我呢，隻有國小五年級的水準，考理科不現實，想着有學上就行，就看分數上哪個最有可能，就報了哪個。”金光耀說。
曹景行曾表示，從茶林場到大學的旅途，是一次“爬坡”，也是一次成長。通過聯考，這批年輕人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如果鄧小平不是在那個時間複出，如果座談會直到最後一天都沒有人提出改革考試制度，如果沒有這麼多的偶然性，我們的人生就會完全不同。”
“我們這些讀大學的，真的是很幸運很幸運。正好時代給了這個機會，我們抓住了這個機會。如果沒有抓住，真的不敢想。”回憶往昔，金光耀充滿感慨。
開玩笑叫他“老狗”，實際是讀書典範
1978年聯考，黃山茶林場有十多個上海知青考上了大學，考到複旦大學的隻有他們仨。巧的是，到學校報到、搬進宿舍後，金光耀發現，又和曹景行分到了一起。
那年，曹景行已經31歲了，是班上年紀最大的那一撥，同一宿舍的張國偉，就比他小了十多歲。是以大家都叫他“老曹”，調皮的背後還會叫“老家夥”。
“還有一個，大家開玩笑時還會叫他‘老狗’，因為學英語了，從‘old dog’那來的。”金光耀說道。
玩笑歸玩笑，同學們對曹景行實際上是十分敬佩的。一來曹景行是老大哥，又是班長，對大家十分關心照顧，二來他的知識、經驗、視野，在同學們當中出類拔萃，大家對他真有點如其名字一樣，“景行行止”。
他們這批從農場過來的學生，當時都有工資。曹景行每月從農場能領到40餘元工資，是同學眼中的“富豪”。扣除掉吃飯和家用的開銷，結餘20多元，曹景行全部用來買書。
金光耀還記得，因為順路，是以領工資的任務就由他來承擔。很多時候，他騎着曹景行的自行車，到虹口區溧陽路的茶林場駐上海辦事處領來三個人的工資，先到南京西路曹家，再回到靜安寺自己家。
有錢買書，當然也得會買會讀，曹景行就屬于會買會讀的。他是“老高中生”，因為家學緣故，得以閱讀大量書籍。在茶林場，“可以看的書都看光了”，他就讀《毛選》《馬列選集》，很多知識都是從裡面的注釋學到的。是以曹景行的起點，不是一般同學可比的，很多書其他同學剛接觸，可他早就讀完了。
“我們入學以後，教科書是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郭沫若的《中國史稿》，想更進一步，就讀範文瀾的《中國通史》，曹景行都讀完了。”在金光耀看來，那時候曹景行讀書，是有自己的節奏和方法的，有意識地系統閱讀原典，“從前四史開始，然後是《通鑒》。”
是以曹景行說什麼書好，同學們就跟着去買，用張國偉的話，簡直是“指哪打哪”。入學不久，曹景行買了20本《資治通鑒》，幾乎天天手不釋卷。張國偉“也依葫蘆畫瓢，特地趕到福州路上海書店，花三十塊錢背回了整套《資治通鑒》”。金光耀覺得太貴，但也确實覺得好，就買了三冊《通鑒紀事本末》，“便宜一點，但也算和《通鑒》挂上鈎了吧。”
很快金光耀發現，跟着曹景行讀書是不容易的，一來他閱讀速度快，二來自己要補的東西太多，很多文學名著都沒看過，而且像《傷痕》這樣轟動一時的新作品，讓他們趨之若鹜。
“景行行止”的另一個例子是他愛聽古典音樂，常常在宿舍一邊看書，一邊聽。久而久之，宿舍裡很多同學也都愛上了交響樂。後來同樣成為資深媒體人的張國偉回憶，1979年3月，小澤征爾率領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來滬演出，“那天晚上，我們幾個同學哪兒也不去，就守着一台破收音機，欣賞實況轉播。後來我們畢業了，都成了交響樂迷，常常在音樂廳裡不期而遇。”
學英語也是。入學複旦前，曹景行花半個月時間，又重讀了自己的中學英語課本，這讓他在入學後的英語摸底考試中，成為全班僅有的兩個拿到60分以上分數的人，可以免修基礎班，直接上專業英語。
盡管基礎好一些，但英語對曹景行一樣是巨大的挑戰。他依然有自己的方法：不要像其他人一樣去學文法，而是先啃下了《英漢小辭典》，接着就直接去讀原版的韋爾斯《世界史綱》。在他的影響下，寝室其他人也都去找《世界史綱》，但是圖書館就那麼幾本。金光耀實在找不到，曹景行就跟他說，“随便找一本通史，不管是啥，從頭翻到底，對你都是有幫助的。”這樣做了後，金光耀發現自己的英語水準确實上升了。
讀書機會來之不易，是以那時的學生都很珍惜。張國偉說，班裡50個同學，每個人都埋頭讀書，隻有晚上10點熄燈後沒辦法，就開“卧談會”，“其他時間幾乎都在看書，就連洗腳時也在看書。”
“在農村荒廢了十年，大學四年，我除了讀書，沒有别的想法。”曹景行曾表示。是以盡管是班長，除了必須要組織的活動外，他從不主動舉辦活動，自己也不參加社團，不參與外界的活動。就這樣，四年時間，他比學校要求的多修了五十幾個學分的課程，比如國際政治、世界經濟之類的。
曹景行自己也曾說，大學時候積累的知識，對其日後做新聞很有用，做新聞評論的底子，都是在大學時打下的。“如果當時隻是讀單一的專業，知識面就比較狹窄了。”
媒體人、文化人，底色是讀書人
大學畢業後，曹景行進入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從事美國和亞太經濟現狀研究。後到香港，先後任《亞洲周刊》副總編輯、《明報》主筆、《中天新聞頻道》總編輯、鳳凰資訊台副台長兼言論部總監，主持了《時事開講》《口述曆史》等節目。
金光耀本來也想做編輯、記者這樣的文字服務性工作，但被配置設定到上海市化工局黨校，很不願意，立即決定考研。1983年，他考上了複旦大學曆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研究所學生，師從餘子道研究中國近代史，碩士論文做的是陳納德與美國空軍。碩士畢業後留在了校曆史系任教，自此走上了學術之路。
盡管兩人畢業後的發展道路不同，但因為舍友加同一農場知青，曹景行可能是同學中，金光耀聯系最為密切的。金光耀碩士論文要做陳納德與美國空軍，與他交換意見，曹景行就覺得這個選題很好。
2001年秋天，當年在安徽黃山茶林場插隊的人碰在一起，讨論着要為農場編一本集子，記錄下來那個時代的曆史。這項任務就交給金光耀和朱政惠這兩個做曆史的人。集子編纂過程中間，曹景行也積極參加讨論。最後，《知青部落：黃山腳下的一萬個上海知青》以照片集的形式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曹景行特意撰寫了文章。
後期，曹景行從香港回到上海後，兩人見面增多，還一起做起了口述史，在複旦大學成立了口述曆史研究中心，曹景行和金光耀擔任雙主任。2008年，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他們共同策劃主持的上海改革開放口述史《親曆》出版。
“他先是做紙媒，後來又去做電視，兜兜轉轉，最終又落腳在了曆史這塊。”在金光耀看來，曆史與新聞關系密切，“新聞就是以後的曆史嘛”，而曹景行做新聞，始終帶着曆史眼光，“會比沒有（這種眼光）的要深入一些。”
2020年7月25日，曹景行和金光耀做客大夏讀書會·麗寶系列講座，圍繞難忘的青春歲月，以“1978·青春爬坡——從茶場到大學”為主題做了個活動。本來要做五期，但因為曹景行身體狀況不佳，最終沒能繼續下去。
2020年7月，曹景行、金光耀做客大夏讀書會·麗寶系列講座。
病中，金光耀幾次去家中看望曹景行，“今年年初一我去看他，當時他感覺還可以，我也覺得他（狀态）還可以。聊了一個多小時，我還說你以前幫人家做口述，現在我幫你做，過一段時間，等你感覺再好點時，我帶學生一起來，把你講的這些做一個口述記錄。他聽着點頭微笑。”談及這次最後的見面，金光耀很是唏噓，“還是很突然。”
盡管這兩日新聞報道和紀念文章，都更多着眼于曹景行的媒體人身份，但在金光耀眼裡，曹景行首先是一個讀書人，“一個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讀書人，一個求知欲特别旺盛，什麼書都想讀，什麼知識都要吸收的讀書人。”
“然後讀了這麼多書，是以他書卷氣很濃重，胸懷很寬廣，興趣也很廣泛，從這意義上講，他是一個文化人。”金光耀說，在這個基礎上，做新聞媒體，成為他實踐這兩重身份、服務社會的具體方式。
“他人生不同階段，每一次的選擇，都跟他讀書人的身份息息相關。這是他的底色。”金光耀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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