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晚，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小号手朱德恩站在萬衆矚目的國家體育場中，吹響一曲《我和我的祖國》，清脆悠揚的小号聲響徹五湖四海，9歲的朱德恩也迅速成為媒體的焦點。
人們為這個沉着淡定的少年的出色表現點贊，而鮮為人知的是，朱德恩的成長，背後是三代人的共同追求。朱德恩出自音樂世家，爸爸是小号演奏家、中央音樂學院小号專業教授，爺爺朱堯洲是新中國第一代小号演奏家，奶奶商澄宋是中央音樂學院管弦系的鋼琴藝術指導、林耀基班上的專用伴奏老師。三代小号追夢者的故事，也是中國銅管樂發展的縮影。
朱德恩
冬奧童星的鍛造之路
2020年，朱德恩開始了自己的第一節小号課，那年他8歲，用的樂器是世界經典的美國巴哈的19037——這是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小号演奏家夢寐以求而不得的品牌。朱德恩的啟蒙老師就是他的父親朱光。
一年之後的一天，朱光接到學校同僚的電話，希望他為冬奧會開幕式推薦一位小演奏家。朱光首先推薦了13歲的梁桐，對方問，還有沒有更小的學生？“再小的，就是我兒子了，能行嗎？他剛開始學。”對方卻沒有拒絕，提議不妨試試看吧。2021年11月，朱光為兒子送出了報名視訊，經過層層選拔，最終朱德恩被選中了，此外還有梁桐、劉浩然，一起作為冬奧會開幕式備選小演奏家。朱德恩說：“我要加油吹，讓号聲傳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朱德恩學号僅一年多，就被選上成為了冬奧會開幕式上的三位備選小演奏家之一。這其中自然有他的天賦與耳濡目染的家學的原因，但這更與他紮實的基本功密不可分。朱光在對兒子的教學中十分重視基本功的培養，學号前期基本就是練習法國阿爾班《小号-短号教程》中基礎的長音、連音、吐音練習，并不過早接觸樂曲。“其實選拔的時間很緊張，恩恩學習小号不到兩年，通知送出候選錄音到錄完上傳隻有三個小時，正是平時紮實良好的基本功訓練，才能讓他從容應對。”
朱德恩與朱光合奏波塔斯基的《聖歌》
對于演奏曲目《我和我的祖國》，朱光分析，雖然是一首耳熟能詳的歌曲，但實際上，就如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引子的小号獨奏一樣，對演奏者的技巧和心理素質都有一定要求。難點之一在于無伴奏演奏容易出現音準問題。音樂開始于小号獨奏，這對于音準來說是個很大的考驗。而歌曲在器樂上演奏所要求的歌唱性，對于氣息的控制來說又是一層難度，稍有不慎，旋律第二遍換氣後的旋律高點就會“冒泡”。朱德恩的演奏在這些細節上都很具水準。
在冬奧會上演奏，實際上算“儀式演奏”，有别于一般的舞台演奏。朱德恩的爺爺朱堯洲曾任中國儀式音樂演奏的典範——解放軍軍樂團的教研室主任。對于儀式演奏的儀表，朱光也有一些特訓練習：“儀式演奏不同于日常演奏，姿态必須要更加挺拔。我要求朱德恩在練習時從胳膊日常的擡起60度至70度提升到91度至92度，眼睛從小号的号口處離開，看向遠處。為了糾正朱德恩的吹号姿勢，我還在他的小号上‘加碼’，在他的手臂下架上琴譜架，告訴他手臂不得碰到琴譜架。還給他的樂器上挂上水瓶，不斷地根據訓練進展往瓶裡加水以增加手臂力量。此外，我還要求加強孩子的體育鍛煉，讓他參加跳繩、俯卧撐等一系列訓練氣息和臂力的運動項目。在演奏感情上，要想到是在用這首曲子向遠方的朋友訴說祖國的故事，我們還會對孩子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啟發他演奏的豐富感情。為保證表演萬無一失，我還請同行朋友特意找來防凍的号油提前抹在恩恩的小号上。朋友送來幾種号油，每一種我都自己塗在号上嘗試，将樂器放在零下的室外進行試驗，找到最好的一種選用。”
另一方面，演奏的真實性又是重要的一點。有好友給朱光發微信：“這真的是恩恩吹的嗎，是不是找職業的演奏家錄制的錄音啊？”仔細聽來，朱德恩的演奏并非完美無缺。他自己也坦言有幾處的音準沒有把控好。而最重要的，是發音一聽就可以聽出是學生的演奏，雖然字斟句酌，但有的音區會因為肌肉機能與技巧原因并不十分飽滿。如果請一位職業演奏家錄音，雖然可以通過音色與清晰度方面的模仿，表現出技巧稚嫩，但肌肉機能所造成的特有發音很難學得惟妙惟肖。在這樣的儀式上，真實很重要。正如張藝謀說的，“不完美，但直抵人心，是最重要的。”
朱德恩興趣廣泛，在學習小号之前，他四歲開始和奶奶商澄宋學習鋼琴，他對圓号、長号等銅管樂器也十分感興趣。說起之後的練習規劃，朱德恩拿出了《青春之舞》《玫瑰狂歡節》的管樂團小号分譜，這是他開學參加樂團合奏練習的曲目。對于未來之路，恩恩的母親張雅楠表示，“他應該會沿着小号這條路走下去，傳承爺爺和爸爸的事業，但如果有其他可能性，我們也會順其自然。”
朱光
把優秀傳統傳承下去
朱光和父親朱堯洲（攝于1982年）
1982年7月10日，朱光在總政軍樂團父親的辦公室開始了自己第一次小号課。樂器是天津鹦鹉牌，型号708，那年他10歲。
朱光出生于音樂世家，父親朱堯洲是新中國第一代小号演奏家、教育家，母親商澄宋是中央音樂學院管弦系的藝術指導教授。朱光5歲開始随母親學習鋼琴，準備考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鋼琴專業，而到了朱光考試的那年，學校因為資源有限減少了招生名額，答應朱光第二年入學。正是這一年的空檔，朱光天天跟着爸爸上班，經常去軍樂團演奏家的辦公室串門，加之從小的耳濡目染，一來二去萌生了對管樂乃至小号的興趣。近水樓台，朱光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小号學習之路。
“我的演奏生涯是圍繞着學習與傳承進行下去的。我上第一節小号課時，我父親48歲，我給兒子上第一節課時，也是48歲。我現在很多教學觀念都傳承自我父親。”朱光回憶到，“我那時學小号，第一個月基本沒碰過号，全是練習吹号嘴，隻有試驗音色時偶爾上一下樂器。剛開始上号時練習長音，要求每個音必須吹夠20秒。對于基本功與長音的保持性，我現在也會這樣要求學生，隻不過會在音色、音準上提出更多的要求。”
1984年，12歲的朱光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先後師從父親朱堯洲、冀瑞铠、柏林教授，随後順利升入中央音樂學院大學。1999年，朱光赴芬蘭西貝柳斯音樂學院攻讀小号碩士。而朱光對古典音樂的發祥地——歐洲向往的種子，很小便埋了下來。朱光在音樂學院附中時，随中國少年交響樂團出訪了歐洲許多國家，“當時基本一天一站。歐洲各國的文化與音樂氛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歐洲的朱光轉易多師，汲衆家之長。朱光的主課老師是西貝柳斯音樂學院西莫·蘭塔甯教授（Simo Rantanen），此外，他還跟随芬蘭各大樂團的老師學習。他在芬蘭時每月赴瑞典跟随瑞典小号教育家博·尼爾森（Bo Nilson）學習，大師每次都長時間帶朱光一起練習基本練習和樂團片段，這也讓朱光養成了日後帶學生一起吹奏的習慣。而轉易多師的習慣也讓朱光鼓勵他的學生們向不同風格的專家求教。
2001年朱光考上了芬蘭庫奧皮奧（Kuopio）市交響樂團小号首席的工作。成為極少數海外華人小号首席之一。無獨有偶，朱光回母校中央音樂學院任教後，他所教出的學生郭翔其後也負笈芬蘭留學，并得到了芬蘭國家歌劇院終身小号演奏家的職位，成為中國小号演奏家中的翹楚。郭翔認為正是當年老師為他打下了紮實的基本功——上音樂學院附中的他初三前甚至沒有接觸過大型曲目，都是以基本功練習為主。這也使他在後來的比賽、視奏中具備了穩定的演奏能力。
朱堯洲
新中國小号事業的“第一”
朱德恩與爺爺朱堯洲合照
與前兩者系統專業的小号學習不同，朱堯洲的小号演奏是随着他的軍旅生涯開始的，他的第一支樂器是漢口出的小号，品質極差，不灌水都吹不響。
“一提起軍樂團，我們總會先入為主地以為演奏風格都是俄羅斯學派的，而我父親的演奏風格，确切地說應該算老東德風格。”朱光介紹，朱堯洲先後師從指揮家、上海工部局樂團小号演奏員的黃贻均，和東德德累斯頓音樂學院的考拉切克教授。
1957年，朱堯洲參加莫斯科國際青年藝術節
1955年，朱堯洲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上海音樂學院專家班，并成為解放軍軍樂團的獨奏演員。先後演出了小号獨奏曲《紅軍解放南溝岔》《抒情詩》《喜報》《紀念冊中的一頁》《野蜂飛舞》以及海頓《小号協奏曲》等。他是大陸第一位在音樂會上表演小号獨奏的音樂家。上世紀60年代，人民大會堂歡迎外賓的文藝晚會上，經常由他領奏演奏小号三重奏《遊擊隊之歌》。他還是第一位演奏、錄制被譽為小号聖經的海頓《小号協奏曲》的中國演奏家，也是第一位參加國際單項比賽（1957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的小号演奏家。1963年開始從事專職教學工作，為軍内外培養了大批的小号演奏家。
談到中國的小号演奏如何推動創作，朱堯洲回憶，“六十多年前，我的老師考拉切克教授來中國講學，我作為解放軍軍樂團的一名年輕演奏員，在他的指導下學會了海頓、彪姆、阿魯秋年等小号協奏曲，這在當時已經很不容易了。我在音樂會上表演，時而高亢、時而柔美的小号演奏令當時的許多專家教授都很驚訝：小号也能獨立奏出這麼好聽的音樂啊！于是作曲家丁善德特地為小号創作了中國第一首小号十重奏《新疆舞曲》。作曲家梅賓用變奏曲式的手法，以陝北民歌“一杆子紅旗”為主題，為小号寫了中國第一首小号獨奏曲——《紅軍解放南溝岔》，我有幸多次在軍内外的重要演出中擔任獨奏。但在演出中，在為兵服務、為老百姓服務的演出中，戰士們和老百姓經常不能完全接受，你在台上演奏，他在台下打瞌睡，後來為了讓普通觀衆聽懂小号，作曲家和我們演奏家一起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曲調編配了多首小号獨奏曲，像小号三重奏《遊擊隊之歌》、小号獨奏《内蒙民歌》等都是在這個前提下創作的。”
在談到中國人對小号的認知上，朱光認為，“如今我們生活的條件更好了，見證了恩恩10歲開始學号的曆程，回顧10歲時的我，再遙想當年父親學号的條件。我們手中的樂器變了，制造愈發精良，而我們對小号以及銅管樂器的觀念認知也在漸漸發生改變。回顧我們中國人對小号的印象，最初認為那隻是軍号，能演奏高亢激昂的音調。而慢慢地，我們也發現小号可以演奏出非常柔美的旋律。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會選擇用小号去演奏一首歌曲的原因。相信這次冬奧會開幕式後，會有更多的學生學習小号，人們對小号的認識也會慢慢變豐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