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晚，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小号手朱德恩站在万众瞩目的国家体育场中，吹响一曲《我和我的祖国》，清脆悠扬的小号声响彻五湖四海，9岁的朱德恩也迅速成为媒体的焦点。
人们为这个沉着淡定的少年的出色表现点赞，而鲜为人知的是，朱德恩的成长，背后是三代人的共同追求。朱德恩出自音乐世家，爸爸是小号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小号专业教授，爷爷朱尧洲是新中国第一代小号演奏家，奶奶商澄宋是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的钢琴艺术指导、林耀基班上的专用伴奏老师。三代小号追梦者的故事，也是中国铜管乐发展的缩影。
朱德恩
冬奥童星的锻造之路
2020年，朱德恩开始了自己的第一节小号课，那年他8岁，用的乐器是世界经典的美国巴哈的19037——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小号演奏家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品牌。朱德恩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的父亲朱光。
一年之后的一天，朱光接到学校同事的电话，希望他为冬奥会开幕式推荐一位小演奏家。朱光首先推荐了13岁的梁桐，对方问，还有没有更小的学生？“再小的，就是我儿子了，能行吗？他刚开始学。”对方却没有拒绝，提议不妨试试看吧。2021年11月，朱光为儿子提交了报名视频，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朱德恩被选中了，此外还有梁桐、刘浩然，一起作为冬奥会开幕式备选小演奏家。朱德恩说：“我要加油吹，让号声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朱德恩学号仅一年多，就被选上成为了冬奥会开幕式上的三位备选小演奏家之一。这其中自然有他的天赋与耳濡目染的家学的原因，但这更与他扎实的基本功密不可分。朱光在对儿子的教学中十分重视基本功的培养，学号前期基本就是练习法国阿尔班《小号-短号教程》中基础的长音、连音、吐音练习，并不过早接触乐曲。“其实选拔的时间很紧张，恩恩学习小号不到两年，通知提交候选录音到录完上传只有三个小时，正是平时扎实良好的基本功训练，才能让他从容应对。”
朱德恩与朱光合奏波塔斯基的《圣歌》
对于演奏曲目《我和我的祖国》，朱光分析，虽然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但实际上，就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引子的小号独奏一样，对演奏者的技巧和心理素质都有一定要求。难点之一在于无伴奏演奏容易出现音准问题。音乐开始于小号独奏，这对于音准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而歌曲在器乐上演奏所要求的歌唱性，对于气息的控制来说又是一层难度，稍有不慎，旋律第二遍换气后的旋律高点就会“冒泡”。朱德恩的演奏在这些细节上都很具水准。
在冬奥会上演奏，实际上算“仪式演奏”，有别于一般的舞台演奏。朱德恩的爷爷朱尧洲曾任中国仪式音乐演奏的典范——解放军军乐团的教研室主任。对于仪式演奏的仪表，朱光也有一些特训练习：“仪式演奏不同于日常演奏，姿态必须要更加挺拔。我要求朱德恩在练习时从胳膊日常的抬起60度至70度提升到91度至92度，眼睛从小号的号口处离开，看向远处。为了纠正朱德恩的吹号姿势，我还在他的小号上‘加码’，在他的手臂下架上琴谱架，告诉他手臂不得碰到琴谱架。还给他的乐器上挂上水瓶，不断地根据训练进展往瓶里加水以增加手臂力量。此外，我还要求加强孩子的体育锻炼，让他参加跳绳、俯卧撑等一系列训练气息和臂力的运动项目。在演奏感情上，要想到是在用这首曲子向远方的朋友诉说祖国的故事，我们还会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启发他演奏的丰富感情。为保证表演万无一失，我还请同行朋友特意找来防冻的号油提前抹在恩恩的小号上。朋友送来几种号油，每一种我都自己涂在号上尝试，将乐器放在零下的室外进行试验，找到最好的一种选用。”
另一方面，演奏的真实性又是重要的一点。有好友给朱光发微信：“这真的是恩恩吹的吗，是不是找职业的演奏家录制的录音啊？”仔细听来，朱德恩的演奏并非完美无缺。他自己也坦言有几处的音准没有把控好。而最重要的，是发音一听就可以听出是学生的演奏，虽然字斟句酌，但有的音区会因为肌肉机能与技巧原因并不十分饱满。如果请一位职业演奏家录音，虽然可以通过音色与清晰度方面的模仿，表现出技巧稚嫩，但肌肉机能所造成的特有发音很难学得惟妙惟肖。在这样的仪式上，真实很重要。正如张艺谋说的，“不完美，但直抵人心，是最重要的。”
朱德恩兴趣广泛，在学习小号之前，他四岁开始和奶奶商澄宋学习钢琴，他对圆号、长号等铜管乐器也十分感兴趣。说起之后的练习规划，朱德恩拿出了《青春之舞》《玫瑰狂欢节》的管乐团小号分谱，这是他开学参加乐团合奏练习的曲目。对于未来之路，恩恩的母亲张雅楠表示，“他应该会沿着小号这条路走下去，传承爷爷和爸爸的事业，但如果有其他可能性，我们也会顺其自然。”
朱光
把优秀传统传承下去
朱光和父亲朱尧洲（摄于1982年）
1982年7月10日，朱光在总政军乐团父亲的办公室开始了自己第一次小号课。乐器是天津鹦鹉牌，型号708，那年他10岁。
朱光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朱尧洲是新中国第一代小号演奏家、教育家，母亲商澄宋是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的艺术指导教授。朱光5岁开始随母亲学习钢琴，准备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专业，而到了朱光考试的那年，学校因为资源有限减少了招生名额，答应朱光第二年入学。正是这一年的空档，朱光天天跟着爸爸上班，经常去军乐团演奏家的办公室串门，加之从小的耳濡目染，一来二去萌生了对管乐乃至小号的兴趣。近水楼台，朱光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小号学习之路。
“我的演奏生涯是围绕着学习与传承进行下去的。我上第一节小号课时，我父亲48岁，我给儿子上第一节课时，也是48岁。我现在很多教学观念都传承自我父亲。”朱光回忆到，“我那时学小号，第一个月基本没碰过号，全是练习吹号嘴，只有试验音色时偶尔上一下乐器。刚开始上号时练习长音，要求每个音必须吹够20秒。对于基本功与长音的保持性，我现在也会这样要求学生，只不过会在音色、音准上提出更多的要求。”
1984年，12岁的朱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先后师从父亲朱尧洲、冀瑞铠、柏林教授，随后顺利升入中央音乐学院本科。1999年，朱光赴芬兰西贝柳斯音乐学院攻读小号硕士。而朱光对古典音乐的发祥地——欧洲向往的种子，很小便埋了下来。朱光在音乐学院附中时，随中国少年交响乐团出访了欧洲许多国家，“当时基本一天一站。欧洲各国的文化与音乐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欧洲的朱光转易多师，汲众家之长。朱光的主课老师是西贝柳斯音乐学院西莫·兰塔宁教授（Simo Rantanen），此外，他还跟随芬兰各大乐团的老师学习。他在芬兰时每月赴瑞典跟随瑞典小号教育家博·尼尔森（Bo Nilson）学习，大师每次都长时间带朱光一起练习基本练习和乐团片段，这也让朱光养成了日后带学生一起吹奏的习惯。而转易多师的习惯也让朱光鼓励他的学生们向不同风格的专家求教。
2001年朱光考上了芬兰库奥皮奥（Kuopio）市交响乐团小号首席的工作。成为极少数海外华人小号首席之一。无独有偶，朱光回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后，他所教出的学生郭翔其后也负笈芬兰留学，并得到了芬兰国家歌剧院终身小号演奏家的职位，成为中国小号演奏家中的翘楚。郭翔认为正是当年老师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上音乐学院附中的他初三前甚至没有接触过大型曲目，都是以基本功练习为主。这也使他在后来的比赛、视奏中具备了稳定的演奏能力。
朱尧洲
新中国小号事业的“第一”
朱德恩与爷爷朱尧洲合照
与前两者系统专业的小号学习不同，朱尧洲的小号演奏是随着他的军旅生涯开始的，他的第一支乐器是汉口出的小号，质量极差，不灌水都吹不响。
“一提起军乐团，我们总会先入为主地以为演奏风格都是俄罗斯学派的，而我父亲的演奏风格，确切地说应该算老东德风格。”朱光介绍，朱尧洲先后师从指挥家、上海工部局乐团小号演奏员的黄贻均，和东德德累斯顿音乐学院的考拉切克教授。
1957年，朱尧洲参加莫斯科国际青年艺术节
1955年，朱尧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专家班，并成为解放军军乐团的独奏演员。先后演出了小号独奏曲《红军解放南沟岔》《抒情诗》《喜报》《纪念册中的一页》《野蜂飞舞》以及海顿《小号协奏曲》等。他是大陆第一位在音乐会上表演小号独奏的音乐家。上世纪60年代，人民大会堂欢迎外宾的文艺晚会上，经常由他领奏演奏小号三重奏《游击队之歌》。他还是第一位演奏、录制被誉为小号圣经的海顿《小号协奏曲》的中国演奏家，也是第一位参加国际单项比赛（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小号演奏家。1963年开始从事专职教学工作，为军内外培养了大批的小号演奏家。
谈到中国的小号演奏如何推动创作，朱尧洲回忆，“六十多年前，我的老师考拉切克教授来中国讲学，我作为解放军军乐团的一名年轻演奏员，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海顿、彪姆、阿鲁秋年等小号协奏曲，这在当时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在音乐会上表演，时而高亢、时而柔美的小号演奏令当时的许多专家教授都很惊讶：小号也能独立奏出这么好听的音乐啊！于是作曲家丁善德特地为小号创作了中国第一首小号十重奏《新疆舞曲》。作曲家梅宾用变奏曲式的手法，以陕北民歌“一杆子红旗”为主题，为小号写了中国第一首小号独奏曲——《红军解放南沟岔》，我有幸多次在军内外的重要演出中担任独奏。但在演出中，在为兵服务、为老百姓服务的演出中，战士们和老百姓经常不能完全接受，你在台上演奏，他在台下打瞌睡，后来为了让普通观众听懂小号，作曲家和我们演奏家一起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曲调编配了多首小号独奏曲，像小号三重奏《游击队之歌》、小号独奏《内蒙民歌》等都是在这个前提下创作的。”
在谈到中国人对小号的认知上，朱光认为，“如今我们生活的条件更好了，见证了恩恩10岁开始学号的历程，回顾10岁时的我，再遥想当年父亲学号的条件。我们手中的乐器变了，制造愈发精良，而我们对小号以及铜管乐器的观念认知也在渐渐发生改变。回顾我们中国人对小号的印象，最初认为那只是军号，能演奏高亢激昂的音调。而慢慢地，我们也发现小号可以演奏出非常柔美的旋律。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选择用小号去演奏一首歌曲的原因。相信这次冬奥会开幕式后，会有更多的学生学习小号，人们对小号的认识也会慢慢变丰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