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睿評｜以色列總統或通路土耳其，但兩國和解之路難言樂觀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劉中民

最近，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系出現了緩和向好的積極信号。據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報道，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于1月20日緻電以色列外交部長伊爾·拉皮德，這是兩國進階外交官13年來的首次通話。2月3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将于3月中旬通路土耳其，但以色列總統辦公室尚未對此回應。埃爾多安在1月18日的新聞釋出會上還曾表示，在美國表示不支援希臘、以色列和塞普勒斯共同修建東地中海管道的計劃後，土耳其願意與以色列合作修建一條經由土耳其通往歐洲的天然氣管道。另據報道，自以色列新一屆政府成立後，埃爾多安和赫爾佐格已經通了三次電話，目前雙方正在就赫爾佐格通路土耳其進行談判。

2021年，複雜的内外因素導緻中東地區大國戰略困境加劇，“阿拉伯之春”迸發的諸多沖突得到相對緩釋，進而使地區大國關系出現積極的緩和。伊朗與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土耳其與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海灣合作委員會内部關系、阿拉伯國家與叙利亞的關系都出現了對話、緩和的積極互動。據報道，目前伊朗與沙特正在積極為複交做準備。而以色列在繼續與伊朗以及巴勒斯坦哈馬斯對抗、沖突的同時，也從外圍突破，不斷改善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在2020-2021年相繼與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實作關系正常化。

在中東地區大國關系緩和之風吹拂之際，土耳其與以色列作為兩個地位重要的地區大國，雙方上司人在2021年盡管多有改善關系的善意表示，但始終沒有落實到行動層面。在冷戰時期，土耳其是最早承認以色列并與其建交的伊斯蘭國家；伴随阿以沖突爆發，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系因巴勒斯坦問題出現摩擦，但雙方并無嚴重沖突。在冷戰結束後的20世紀90年代雙方還建立了密切的戰略同盟關系。伴随2000年以後中東和平程序受阻、巴以多次爆發沖突，特别是2002年正義發展黨上台執政後土耳其外交回歸中東，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急轉直下，雙方在巴以問題、庫爾德問題兩個彼此關切的核心問題上互相攻擊，在幾乎所有中東熱點問題上摩擦、沖突不斷。2010年和2018年，兩國曾兩次召回對方國家的大使。

盡管土以關系近日出現了緩和迹象，但土耳其外交部仍在指責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而土耳其宗教事務部組織了一次“旨在提高人們對耶路撒冷和阿克薩清真寺沖突的認識的研讨會”。

考慮到土耳其在2021年以來與沙特、埃及、阿聯酋等國家的關系均處在改善中，土耳其與以色列改善關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就土耳其與以色列近20年的關系而言，雙方的利害關系和利益糾葛，都遠比土耳其與沙特、埃及、阿聯酋等國家的關系更加複雜。兩國在巴勒斯坦、庫爾德核心問題上嚴重分歧，決定了其關系緩和的前景依然難容樂觀。

埃爾多安在一次會議上展示巴以雙方的領土變化。 半島電視台 圖

一、20世紀土耳其與以色列的合作與沖突紛争（1949-2000）

土耳其于1949年承認以色列建國，不僅是最早承認以色列建國的國家之一，也是在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中第一個承認以色列的國家。但是，由于忌憚阿拉伯國家的反對，它采取了更為謹慎的做法與以色列保持接觸。

1958年，以色列總理戴維德·本-古裡安和土耳其總理阿德南·門德列斯秘密會面，雙方達成“外圍協定”（peripheral pact），加強雙方在情報和軍事方面的合作。這一協定是以色列“外層聯盟”（peripheral alliance）戰略思想的實踐，是以色列議員巴魯赫·烏茲 （Baruch Uziel）于1948年提出的。他認為阿拉伯國家構成對以色列的最大威脅，以色列必須和非阿拉伯民族與國家發展同盟關系，建立一個比阿拉伯人更加強大的聯盟。以色列總理本-古裡安接受并發展這一思想，他主張以色列應越過敵對的阿拉伯鄰國加強與土耳其、伊朗、埃塞俄比亞等國的關系。（參見章波：《冷戰時期土耳其和以色列關系述評 》，載《西亞非洲》2010年第8期，第46頁。）土以“外圍聯盟”雖然得以建立，但由于土耳其不願意得罪阿拉伯國家，因而土以關合作仍比較低調甚至處于秘密狀态。

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土耳其與美國同盟關系受到重挫，特别是美國受蘇聯壓力同意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飛彈，在塞普勒斯問題上警告土耳其不要出兵塞普勒斯（參見劉中民：《“不同路的盟友”：亦敵亦友、忽敵忽友的美土關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328754），使土耳其不得不轉而尋求阿拉伯國家甚至是蘇聯的外交支援，而以色列在阿以戰争中不斷攻城略地并占領耶路撒冷，也使作為伊斯蘭國家的土耳其在與以色列關系上承擔着巨大的道義壓力。

在上述背景下，土耳其于1966年停止了1958年簽署的土以秘密協定。在1967第三次中東戰争中，土耳其不允許美國通過土耳其軍事基地支援以色列，反對以色列通過武力手段強占阿拉伯國家領土，并積極向阿拉伯國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争期間，土耳其仍拒絕美國通過土耳其的軍事基地援助以色列。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伊斯蘭主義政黨——民族秩序黨、民族拯救黨等政黨，都強烈譴責以色列和猶太複國主義；1975年11月，土耳其政府支援聯合國關于把猶太複國主義列為種族主義的決議。（參見章波前揭文，第47-48頁。）

此後，土耳其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組織法塔赫建立聯系，使巴勒斯坦問題成為土以關系中的敏感議題。1974年土耳其承認巴解組織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1979年，巴解組織上司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前往土耳其，在安卡拉開設了巴解組織一個辦事處，導緻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嚴重下滑；1980年7月，以色列議會通過了耶路撒冷法案，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土耳其譴責以色列吞并東耶路撒冷，并關閉了駐耶路撒冷領事館，同時把兩國的外交關系降為二秘級。土耳其是以赢得了阿拉伯國家的支援特别是沙特的經濟援助。

但是，土耳其一直沒有中斷與以色列的外交關系，特别是兩國在安全和軍事領域的合作仍在秘密進行。兩國情報機構的秘密交往也一直在進行，土耳其仍同意以色列空軍飛機通過其領空。

20世紀80年代，美國推動中東和平，以及厄紮爾任土耳其總理後美國與土耳其關系的緩和，都為土耳其與以色列緩和關系創造了條件。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簽署和約，使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中來自阿拉伯國家的壓力大大減輕。1982年，土耳其對聯合國關于譴責以色列占領戈蘭高地的決議投棄權票；1983年厄紮爾出任土耳其總理，他主張加強土耳其與美國的戰略關系，并強調通過發展與以色列關系争取美國對土耳其的援助。在此背景下，土耳其與以色列改善關系的步伐加快。1986年9月，土耳其派大使級别的外交官至特拉維夫任代辦；20世紀80年代中期，土耳其與以色列的經貿合作和軍事安全合作不斷加強。1987年巴以沖突再起，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導緻土耳其社會中反以呼聲高漲，但這并沒有影響土耳其與以色列官方關系進一步發展。

1991年海灣戰争後美國中東霸權确立、阿拉伯世界分裂加劇、中東和平程序取得重大進展，都為土耳其與以色列改善關系創造了條件。在此背景下，土耳其與以色列重新進行大使級接觸，但也注意保持與以色列、巴勒斯坦關系的平衡。1991年12月19日，土耳其宣布同時把它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外交關系提升為大使級。

在20世紀90年代，土耳其和以色列利用冷戰後國際和地區環境變化——馬德裡和會、海灣戰争和奧斯陸協定，使雙方的關系從經濟關系為主轉變為牢固的安全夥伴關系。20世紀90年代土耳其-以色列戰略聯盟的基礎是“雙方權宜之計的結合，部分原因是雙方都認為叙利亞是一種安全威脅。”

土耳其與以色列的戰略合作主要展現為1996年兩國簽署的《土以軍事合作協定》。《協定》規定：土耳其允許以色列飛機進入其領空，允許以色列利用其機場作緊急着陸，兩國海軍船隻可以進入對方港口，舉行軍事演習等；以色列将幫助土耳其空軍實作現代化，提高土耳其現有美式戰鬥機的作戰能力。從實踐上看，合作協定簽署後，以色列國防軍幫助土耳其部隊更新了裝備，以色列空軍進入土耳其進行訓練，兩國決定聯合生産空對地飛彈，并且在地中海舉行聯合海空軍事演習。

此外，兩國經濟與社會交往也日益加深，旅遊業和貿易不斷增長。1999年土耳其發生大地震後，以色列迅速提供了官方和私人援助，獲得了土耳其的好感。2000年，以色列和土耳其簽署了一項協定，允許以色列從土耳其購買水資源，并簽署了第一個促進科學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有美國的研究報告評價說，冷戰期間“以色列和土耳其的關系更多是權宜之計的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而從1992年到2000年，雙方的關系進入了蜜月期”。

二、21世紀以來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的長期危機與和解難題（2000-2016）

2000年底爆發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2002年的選舉勝利都動搖了土耳其和以色列的聯盟，因為埃爾多安任總理後，反對以色列在土耳其日趨意識形态化和政治化。例如，2004年，在以色列暗殺哈馬斯上司人艾哈邁德·亞辛後，埃爾多安譴責這是“恐怖行為”（terror act），并且譴責以色列在加沙的“國家恐怖主義”（state terror ）行徑。盡管如此，雙方外交關系以及民事和軍事合作仍得以維持。

以色列從加沙撤軍曾導緻以色列與土耳其關系短暫改善。2005年5月，埃爾多安通路以色列——這是他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的唯一一次通路，他還邀請以色列總理阿裡埃勒·沙龍通路安卡拉。2005年9月，土耳其促成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首次公開官方會談，被外界視為土耳其尋求推進地區斡旋外交的重要成果。

但是，哈馬斯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選舉中勝利，以及随後哈馬斯上司人和土耳其政府官員在正義與發展黨總部舉行會晤，打破了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間的平衡。加沙暴力沖突更新和2006年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的戰争，導緻土耳其對以色列的輿論譴責和群眾抗議活動高漲。盡管如此，以色列和土耳其的關系仍然得以保持。在2007-2008年，土耳其甚至斡旋了以色列和叙利亞之間的秘密談判。

2008年是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的分水嶺。在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通路土耳其，并與埃爾多安讨論以色列與叙利亞關系三天後，以色列對加沙發動“鑄鉛行動”（Operation Cast Lead），這次行動不僅結束了以色列與叙利亞的和平程序，更改變了以色列與土耳其的關系。埃爾多安認為以色列的做法是對他個人的侮辱，更是對雙邊關系的緻命打擊。也正是因為這一特殊原因，在随後舉行的2009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埃爾多安與以色列總統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公開發生沖突。

此後，雙方外交言辭沖突更趨激烈，土耳其方面稱以色列在加沙的行為是“種族滅絕”，而以色列稱将承認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亞美尼亞人的行為是“種族滅絕”。當時，土耳其與以色列的外交紛争已經影響到雙方的軍事合作。例如，土耳其阻止以色列參加安納托利亞之鷹（Anatolian Eagle）軍事演習，美國和意大利退出演習以示抗議，導緻演習被取消。

2010年5月發生的“藍色馬爾馬拉”号（Mavi Marmara）事件是土耳其與以色列雙邊關系曆史上的第一次沖突事件，兩國是以撤回駐對方國家的大使，導緻雙方外交關系陷入停滞達六年之久。“藍色馬爾馬拉”号是由土耳其伊斯蘭非政府組織——人道主義救濟基金會（Insani Yardım Vakfım[IHH]）購買，參加加沙救援船隊、尋求打破以色列對加沙海上封鎖的最大船隻。由于該船未聽從以色列海軍的警告，以色列國防軍突擊隊對其進行襲擊，導緻10名土耳其活動人士（其中一名是美國和土耳其雙重國籍公民）死亡。事件發生後，美國的斡旋也無果而終，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系降到代辦級，兩國關系進入了長期的動蕩期和疏遠期。

2015年以來，中東地區形勢的變化促進了以色列和土耳其關系的和解。

首先，兩國在叙利亞的共同利益增強，兩國政府都從尋求叙利亞政權更疊轉向了更加看重自身利益。土耳其的首要任務是防止在叙利亞出現一個庫爾德自治區或獨立國家，以色列則極力避免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在其北部邊境建立反對以色列的基地。

其次，土耳其和以色列在遏制和防範伊朗方面擁有共同利益。兩國長期以來一直擔心伊朗，2015年美國與伊朗達成核協定，伊朗在叙利亞和伊拉克地區影響力上升，加劇了以色列和土耳其對伊朗擴張的擔憂。

最後，東地中海油氣田發現後，開發和管道建設使土耳其與以色列擁有共同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土耳其大約60%的天然氣進口自俄羅斯，土耳其2015年11月擊落俄羅斯轟炸機事件，促使土耳其認識到了擺脫對俄能源依賴的重要性，認為有必要在地區内尋求其他能源夥伴，而東地中海油氣田的發現為土以合作提供了契機。

在上述因素影響下，土耳其和以色列代表于2015年12月簽署了初步的關系正常化協定，其中包括為“藍色馬爾馬拉”号事件受害者提供2000萬美元賠償基金，以及以色列從土耳其引渡一名哈馬斯進階上司人。2016年6月底，雙方簽署了和解協定。據報道，該協定主要内容包括：除了補償，以色列将允許土耳其在加沙進行基礎設施（如醫院、電站和海水淡化設施）建設；為維持長期盟友關系，土耳其緻力于通過法案，不再向以色列國防軍索賠；土耳其承諾，不允許哈馬斯從土耳其領土上對以色列進行任何恐怖主義或軍事活動。

當然，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的核心障礙并沒有得到解決，雙方都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政策。土耳其放棄了要求以色列解除對加沙地帶封鎖的要求，以色列也接受了哈馬斯在土耳其的繼續存在。

三、目前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中的利益交彙和利益沖突（2016年以來）

2016年底，以色列和土耳其關系正常化是一個重要的裡程碑。但兩國關系中的沖突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雙方的關系既存在利益交彙，也存在利益沖突，而且異常複雜。在利益交彙領域，兩國政府在經濟、能源、安全領域都有合作，但雙方關系仍然面臨着多重障礙，兩國政治上司人與公衆之間的不信任，尤其是雙方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庫爾德問題以及土耳其與以色列、塞普勒斯和希臘在能源問題上的嚴重分歧，都是雙方關系中的結構性沖突。

1.經濟利益是雙方最大的利益交彙

在2010年至2016年，土以外交危機使雙方經濟合作受到了一定沖擊。在“藍色馬爾馬拉”号事件後，在土耳其經營的以色列公司數量有所減少，有33%的以色列公司停止了在土耳其的營運。但是，以色列和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區分處理經濟和戰略關系。盡管兩國當機了外交關系，雙邊貿易仍有所增加。随着兩國關系緩和，雙邊貿易一直在上升。到2017年，以色列是土耳其的十大出口市場之一，而土耳其是以色列的第五大貿易夥伴，僅次于美國、英國、中國和荷蘭。

以色列的另一經濟利益是土耳其向以色列航空公司重新開放航空市場。恢複以色列航空公司飛往土耳其的航班為以色列帶來了實質性的經濟利益。此外，以色列和土耳其在旅遊業領域共同利益巨大。“藍色馬爾馬拉”号事件、土耳其恐怖襲擊都曾影響雙方的旅遊，導緻遊客嚴重下降，2016年以後才有較大恢複。

2.能源合作領域利益交彙與分歧共存，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土耳其與以色列圍繞東地中海的油氣合作受到複雜政治、安全、經濟和技術因素制約，這些因素涉及其他幾個可能參與東地中海天然氣開發的國家。

2010年，在以色列海岸發現利維坦氣田（Leviathan gas field），估計擁有4700億至62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該氣田的開發可能需要耗資約40億美元。針對與土耳其的能源開發和管道建設合作，以色列有兩派主張：支援者認為，土耳其市場在技術上可行，經濟上有利可圖，土耳其存在對天然氣供應多樣化的需求；懷疑論者強調，建設從利維坦氣田到土耳其的海底管道，需要估計20-40億美元成本，潛在政治沖突使保護管道面臨嚴峻挑戰。建設以色列-土耳其管道的另一主要因素是塞普勒斯的作用。塞普勒斯官員已經明确表示，除非與土耳其的沖突得到解決，以色列支援塞普勒斯的立場，否則他們不會允許該管道通過他們的專屬經濟區。2017年7月，土耳其與塞普勒斯的和平談判破裂，以色列-土耳其管道的政治障礙進一步加劇。

東地中海油氣開發背後更大的問題是各方的政治博弈。“藍色馬爾馬拉”号事件後，以色列與塞普勒斯和希臘的關系一直在加強。2017年12月，以色列與塞普勒斯、希臘和意大利簽署了一項協定，探索建設1200英裡的東地中海管道（EastMed）項目。以色列也一直在探讨與約旦、埃及進行合作。是以，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系深受土耳其、以色列、希臘、塞普勒斯、埃及各國的複雜關系以及美國、俄羅斯等大國影響的制約。

3.巴勒斯坦問題和庫爾德問題是雙方政治關系的核心分歧

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以來，土耳其和以色列圍繞巴勒斯坦問題的沖突沖突不斷更新，而巴勒斯坦内部法塔赫和哈馬斯之間的派系競争導緻土、以、巴三角關系複雜化。土耳其與以色列關于巴勒斯坦問題的分歧集中在兩個主要領域——加沙和東耶路撒冷。2018年5月，美國駐耶路撒冷大使館啟用，以及2018、2021年兩次加沙沖突爆發，都使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更趨緊張。

土耳其對以色列的要求之一是解除對加沙的封鎖，而以色列要求土耳其停止在其領土上庇護哈馬斯上司人。有美國學者認為，由于正義與發展黨支援哈馬斯的母體組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是以哈馬斯、穆斯林兄弟會與土耳其的關系并不是基于共同利益，而是基于共同的意識形态。一些以色列官員認為，哈馬斯的軍事部門成員仍在在土耳其開展活動，并獲得正義與發展黨的财政支援。是以，土耳其與以色列圍繞哈馬斯的分歧是涉及正義與發展黨意識形态的深層次沖突，而以色列則把土耳其對哈馬斯的支援與支援伊斯蘭激進主義、影響巴勒斯坦政治程序相聯系，進而使雙方敵意不斷加深。例如，2018年5月加沙發生沖突後，埃爾多安和時任以色列總理内塔尼亞胡之間的外交報複和尖刻語言攻擊，便是這種沖突的集中表現，雙方甚至是以再次召回駐對方國家的大使。

東耶路撒冷問題是土耳其與以色列沖突的另一焦點。土耳其不斷指責以色列試圖改變耶路撒冷和聖殿山的現狀，以色列則譴責土耳其在政治上積極支援東耶路撒冷的伊斯蘭主義組織。2017年12月，埃爾多安反對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其态度比其他任何穆斯林國家上司人都要強烈。而内塔尼亞胡則譴責埃爾多安和土耳其對庫爾德人、内部異見人士和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政策。

美國蘭德公司的報告認為，土耳其-以色列的中長期關系将主要受到巴以問題的影響，兩國在政治和安全領域的緊張關系很難改變，其緊張與緩和的頻率也将與巴勒斯坦問題的周期性爆發與緩和同步。由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關系短期内難以改善，土耳其與以色列關系短期内出現重大變化也不太可能。盡管兩國都威脅要切斷雙方關系和互相驅逐大使，但雙方的關系不會完全破裂。

庫爾德問題是土以關系中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色列一直與伊拉克庫爾德人保持着謹慎的軍事、情報和商業聯系，部分原因是為了建立對抗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和伊朗的緩沖區。2014年6月，内塔尼亞胡成為首位表示支援在伊拉克北部建立獨立庫爾德國家的國家上司人；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庫爾德人舉行獨立公投前，内塔尼亞胡強烈支援伊拉克庫爾德地區政府（KRG）舉行獨立公投，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特别是埃爾多安的強烈不滿。

總之，土耳其與以色列的利益交彙和利益沖突盤根錯節，錯綜複雜，既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國内政治等問題，又涉及地區事務和一系列域内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複雜博弈。雙方在經濟、能源、安全領域都會維持一定合作，但在一系列政治和安全議題上的戰略分歧，以及近二十年來積累的深刻不信任，都使雙方的徹底和解難言樂觀。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曆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

責任編輯：朱鄭勇 圖檔編輯：張同澤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