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既是得到廣泛認知感受、易于履蹈操持的大衆文化，又具有悠遠的曆史發展過程和深刻、精邃的思想内涵。從人文學術、思想效能和社會發展等多層面對“福”文化進行深入探讨，是弘揚中華文化、提升國民精神修養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
“福”這個漢字的起始可追溯到3500年前的殷商時期，甲骨文呈現中華文明最早的形态。《殷墟甲骨學》一書中羅列了不同樣式的“福”字。
另有《甲骨文字诂林》等工具書也彙編了諸多樣式的“福”字。據稱甲骨文中總共有200多個“福”字。其樣式雖不同，構成形态基本都是兩隻手捧着酒罐子舉起以祀奉的樣子。
“福”的象形文字一開始就有兩層意思：器皿符号表示生活物資的擁有，兩隻手的符号是呈現珍惜、尊崇的行為和心理——中國“福”文化最基礎的意義已經初步構成。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三千多年前的“福”字就是一項明證。除把日常生活的物質元素和精神層面的觀念意識二者結合之外，還非常難得地通過多樣的字型表現出中華大家庭的浩大、豐澹，表現出形式無限的多樣性；又在多樣性中包含着默契、融合和趨同。
商周、戰國時期，金文、鐘鼎文延續了甲骨文的表現形态。青銅金屬媒體的特點，使字型可以表現得更精緻、更富有圖案化的美感。篇幅巨大的《金文大字典》（戴家祥主編）和《精編金文大字典》（忠周主編）都荟萃了大量“福”字，其中包括一些充分圖案藝術化的“福”字。
漢字的形态因記載媒體不同而豐富多樣，早期還有一些較少為大衆所了解的文字形态——镌刻在石頭上的漢字，稱為石鼓文；镌刻在陶器和磚頭、瓦片上的漢字，稱為磚瓦陶文。《中國磚瓦陶文大字典》（陳建貢編）、《石鼓文解讀》（王美盛著）等提供了“福”字在陶石磚瓦等媒體和形狀上的表現。“福”文化早期的觀念也滲透在這些器物上，“福”文化的多樣性表現得更加突出。媒體和物體有如生活的環境，無論環境怎樣改變，“福”字總會尋求到最适合的形态，最優美的形态。甚至媒體和物體不适合漢字方正的形态時，“福”字也能有出乎意料的充分美化的表現樣式。
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多數初民種群還全然處在求食求宿的生存競争中時，殷商朝代就有200多種“福”字，繼而從甲骨文、金文到石鼓文、磚瓦陶文的不斷推進，紮紮實實邁出了中華文化的健步。骨子裡豐富多樣、相拼相比的個性，和同樣俨存在骨子裡的相依相和、相歸相一的共性都這樣标秉彰顯出來。“福”一開始就成為一種充裕的生活條件和一種敬恪、遵養的生活觀念、生活态勢的結合。
二
因媒體載體的變化多樣，漢字有了極多的形态。也正是這個時期，中華思想文化出現極大躍升，迎來了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争鳴的高潮。文字書寫的多樣性與思想觀念的多樣性形成高度的契合。還可以從人體神經機能和精神意識飛升互相關系的角度，研究這一輪中華文化巅峰的形成，這是個非常深刻、非常前沿的課題。
在這個思想文化的潮湧中，以儒家、道家、墨家與法家為主要代表的思想鑄就了中華哲學、思想文化的堅實基礎。在極為豐厚、博大的學術思想中，也包含着關于“福”文化的重要的觀念。
孔子有句名言：“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儒家思想主張禮治、主張“為政以德”。所謂賢者，就是具有德與才。德才兼備，是“百福之宗”。
儒家經典《尚書·洪範》中有“五福”之說，“五福”是指“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儒家的“五福”思想最重要之處也就是主張“德福一緻”，把道德觀與幸福觀結合在一起。《國語》中同樣說道：“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降，尤無基而後墉也，其壞也無日矣。”儒家的“福”文化觀念，從史至今就是中國最受廣泛推崇的社會生活綱領性思想。
道家思想在幸福觀方面跟儒家有相似之處，提倡物質生活欲望的限制與克制，即老子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儒家的思想建立在“入世”的社會行為之上，道家則提倡“出世”，疏離社會行為、追求個人精神境界的超越。即如葛洪進一步推論：“求長生，修至道，訣在于志，不在于富貴也。”《抱樸子内篇·道意》中這樣說：“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系于外，道存乎此，無俟于彼也。”
“不請福而福來”，這種對“福”的了解，與儒家的“五福”思想對比有很大的差別。道教提倡通過修道而獲得幸福，集中在精神超拔、德行至善的融合。這種幸福觀專注于生命過程中超越式的精神狀态。“福”是生命過程中感受到精神理想的實作，進而獲得思想意識中的滿足感。摒棄物質欲望方面的感官享受，不追求功名利祿等社會價值的實作，“心受制于奢玩，情濁亂于波蕩，于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抱樸子·道意》）
物質享有與精神享有是兩種不同的“福”，于是道家就有了二者之間關系的辯證的了解。二者之間失與得的辯證關系可以用《老子》一句名言來表達：“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清心寡欲、追求與自然之道相契的精神境界，道家的幸福觀也是一種崇高的思想境界的追求。
春秋戰國時期儒、道、墨、法等諸子百家奠定了中華文化的思想高度，在“福”文化領域也有非常博大的思想建樹。這标志了史上“福”文化的思想深度，也掀起了“福”文化在各個領域發展的潮頭。
三
迎新春過大年之時，每家每戶都要貼對聯、貼“福”字。曆史上一些程式性的文化行為，往往都有生動的典故作為注釋。貼“福”字的緣起也有多種故事，一種說是起于春秋時期的“封神榜”。姜子牙輔佐周文王伐纣勝利後，在岐山封神台上冊封立功将帥為各種神。原先是軒轅黃帝屬下的總兵柏鑒被封為清福神，姜子牙的妻子也要求封為神。姜子牙說：“我娶你為妻，窮了一輩子，那你就當窮神吧。”他妻子問：“那我管轄哪個地方？”姜子牙說：“窮神跟‘福’不能在一起，凡是有‘福’的地方你都不能去。”這事百姓都知道了，是以過年時大家都在門上貼“福”字，窮神就不會進來了。
這則故事曆來流傳很廣，民間也就有了過大年時挨家挨戶貼“福”字的風俗。故事明顯地帶有喜劇性的色彩，輕松有趣。這也是大陸傳統文化包括“福”文化的一種格調，沒有巨大的恐懼與災難元素，沒有驚吓與震懾的心理動機，帶有平和、溫婉的情調，述說一段生動的故事。聽者不用追索故事的權威性，更不用追問姜子牙這樣做對不對，姜妻這樣接受冤不冤，貼了“福”字是否真的就能驅避窮神，大家覺得就這麼回事，很順和地相信了，形成風俗習慣，而且代代相傳。
曆史上，由“封神榜”以及各種各樣由頭推演出了大量“福”文化的民間話語。由古代天文學紫微星座中的天官星演化出“天官賜福”的天官，當然是個福之神。而福祿壽三星中的福星，又是從木星演進來的。木星也叫歲星，進而被稱為福星、福神。這兩個天官在年畫、雕像等作品中的造型經常是一樣的，是以民間似乎沒有人去追問天官福星是從哪個星演化來的，或者這兩個福神是不是同一位神明。
由福星、福神而引發出了各種祈福禮俗活動。曆代曆朝都有祈福儀禮，皇帝率領文武百官沐浴齋戒，在五色土壇上祝歲祈年以求江山永福。平民百姓也紛紛在年歲節日到社廟或在自家的祭台前給福神焚香進供，祈求天年平安、合家幸福，祈福日期、典儀程式各式各樣，包括很多少數民族也有祈福的民俗活動。充溢着“福”文化意識的節慶、禮儀以及衣食住行的各種規範，使“福”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中。
春節過大年總是“福”文化深入家家戶戶的時節，各地都形成自具特色的祝福儀程。浙江紹興的年終祝福大典、溫州“攔街福”民俗活動，都是很有特色的過年習俗。尤其因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傳播非常廣，還是學生必讀的課文，魯鎮“緻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祝福儀禮，包括因祝福禮節而形成的生活氛圍、各等群眾的心理反應，都為人們所熟知。
四
“福”這個字走出文字學的界域，成為影響面廣闊無際的一種視覺符号。除住宅居所外，很多戶外空間和風景名勝地界，也都崇顯着巨大的“福”字，并衍生出各種節慶式的“福”文化活動。湖南常德桃花源自古有“福天洞地”之美譽，景區桃花觀前廳的福壽碑吸引過很多遊客。桃花源每年舉辦“福”文化節“五福臨門”系列活動，有“巨龍降福”“仙境迎福”“盛世唱福”等環節，展示桃花源的傳統文化、民間藝術和民俗文化。樂山大佛涪翁碑廊名人書法作品中有一方草書體“福”字石碑前，總有諸多遊客駐足觀賞。“泰山王母賜福”書法石刻也稱“瑤池賜福”“姻緣之福”。泰山風景區紅門廣場的單字“福”書法石刻，被譽為泰山第一“福”。成都北郊新都寶光寺山門前照壁牆上一米多見方的石刻“福”字，也是吸引很多遊客的景點。知名度最高的當數北京前海西街恭王府的萬福園，園區内有1萬個各種各樣的“福”字雕刻，其中最受關注的當屬康熙題寫的“福”字碑。
恭王府屬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機關，是清代規模最大的王府院落，曾經是和珅的府第。和珅有一塊巨大的康熙“福”字碑，宣稱是天下第一“福”字。和珅府邸被抄沒時，“福”字碑被埋藏在假山中。過了近百年，清朝被推翻後，石碑重新被發現。
遍布各地、曆朝曆代的“福”字，承載着大陸博大的曆史文化元素。就如恭王府的“福”字碑，它記載了清朝的起落興衰，記載了帝王用心得失，記載了惡人終得惡報的道德規律。這些史實以故事的形式廣為傳播，極大地豐富了“福”文化的内涵和意義。
“福”字的書寫，在曆代書法家充滿藝術個性的發揮下，楷、行、草、隸、篆等各顯其美，民間彙內建的“百福”書法大全，也帶來了足足的福氣。
“福”字以書法、雕刻、衣飾等形式營造出覆寫範圍極廣的“福”文化視覺符号，進而又以多種形式延伸拓展，形成“福”文化的符号體系。具象的福神圖畫和塑像雕像，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而分布範圍更廣的是“福”的象征圖案——借諧音的動物蝙蝠構造成“福”的一個符号系列。在這個符号系列中，蝙蝠漸變成非常多樣的圖案，有的還加上錢币、壽桃、雲彩等圖案，使“福”的含義越加豐富。這個符号系列，雕刻在房屋的窗門、柱礎、牆壁、梁脊上，成為幾乎無所不在的住宅院落的裝飾。
另一個符号系列是福結，或稱為中國結。福結是用絲、棉、麻等紋路美觀的線材，加上玉佩、挂墜等配件，編出優雅美觀、用途多樣的挂件。起先其圖形近似于篆體“福”字，是以稱福結。後發展出多種樣式，有“福壽雙全”“雙喜”“鳳麟呈祥”“萬事如意”“吉慶有餘”等。福結用途也很廣，在服裝、商品裝飾、場地布置以及節慶活動場面的布置等都越來越經常用到。
五
地理環境、地域名稱上“福”文化的展現，當然以福州為最。福州史上曾用過東冶、晉安、晉平、閩州、泉州、建安等多種名稱，唐朝開元十三年（725年），因州郡西北有福山的緣故，始稱福州。
全國有多處以“福”字入地名的，貴州福泉市、雲南福貢縣、湖南長沙開福區、山東煙台福山區，南京則有福陵裡、福真街、福興街、福景路等等。福州作為一個大城市命名并連帶形成閩東一大片以福字冠名的地域——福清縣、福安縣、福鼎縣、永福縣（後改稱永泰縣）。現今福州市區帶福字的街道、道路、村鎮的地名就有60多處。
福州群眾總以生活在“有福之州”為傲，自然環境、氣候風水、生态物種、飲食特産、家業房間等等，處處有福、件件得福。2021年3月24日，在福建考察調研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福州福山郊野公園福榕園，對正在這裡休閑健身的福州市民說出了“七溜八溜，不離虎糾”。曆來用方言流傳的這句話，迅速傳遍全國大江南北。
習近平總書記這次考察調研中，在福山郊野公園觀景平台，聽取城市生态公園規劃建設、城市水系綜合治理情況彙報，乘坐電瓶車實地了解郊野福道風貌，到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察看并詢問企業技術創新發展情況。這次考察調研給“福”文化極為強大的推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把“福”文化的内涵與意義作了高度的概括總結，用最響亮的語言指出“福”文化在新的曆史時期的現實意義：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産黨的事業，讓人民生活幸福是“國之大者”。這在最高的思想層面上給我們指明了“福”文化進一步發展的走向及其意義。（作者系福建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來源：福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