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丨三個“史密斯先生”與18世紀英帝國的全球擴張

史可鑒

大英帝國自16世紀以來的海外擴張和殖民貿易，曆來都是帝國史、殖民史和經濟史研究的焦點。近年來，西方史學界更是将研究視野擴充至亞洲，通過探究大英帝國在印度、東南亞和中國的跨文化貿易、人口流動、技術轉移和宗教傳播等議題，試圖建構起一套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全球史叙事。與此同時，中國史研究者也将目光投向清代中國與世界，透過對陸疆和海疆的曆史考察，重新審視傳統意義上的宗藩關系與朝貢貿易體制。然而，鴉片戰争前的中英關系史，特别是對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之前的中英交際與沖突的研究還比較有限。韓潔西（Jessica Hanser）的《史密斯先生到中國：三個蘇格蘭人與不列颠全球帝國的崛起》（以下簡稱《史密斯先生到中國》）從微觀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入手，深入挖掘了18世紀的三個英國商人在亞洲（中國和印度）的商業活動，從商業貿易和金融網絡的角度重新解讀了盛清中國與英帝國的經濟與政治關系。該書通過微觀史叙事，成功地将大英帝國全球版圖的擴張同清代的“廣州體制”勾連起來，既展示了18世紀帝國擴張和貿易網絡的内部運作，亦揭示了跨越英、印、中的金融信貸體系對清代廣州貿易體制的威脅和沖擊，進而為馬戛爾尼訪華乃至中英鴉片戰争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解讀。

本書的作者韓潔西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曆史系的助理教授，她的研究主要關注16-19世紀大英帝國在印度洋和中國南海的全球貿易和殖民活動。本書是在其耶魯大學的曆史學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完成的。對于西方讀者而言，該書的标題“史密斯先生到中國”令人眼前一亮，因為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部在西方家喻戶曉的電影名作《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不過，本書中的“史密斯先生”并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同名同姓的英國商人，他們都叫“喬治·史密斯”。18世紀下半葉，他們皆頻繁地往來于印度和中國，其行商軌迹也被記錄在諸多檔案史料之中，包括中國史研究者所熟知的格林堡《鴉片戰争前中國通商史》、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等，甚至還出現在清代軍機處的檔案中。韓潔西注意到，由于“喬治·史密斯”這個名字在18世紀的英國實在太過常見，後世的曆史學家很容易将三個人混為一談。經過細緻的考證，韓潔西重新梳理了三位史密斯的生平，并按照他們工作和生活的貿易口岸将他們分别稱為“馬德拉斯的喬治·史密斯”（約1730—1791）、“廣州的喬治·史密斯”（1746—1808）和“孟買的喬治·史密斯”（1737—1790）。三位史密斯在亞洲的商業冒險構成了全書三條叙事主線。

三位喬治·史密斯的商業活動正是大英帝國在亞洲擴張曆史的縮影。近年來，西方學界的帝國史和殖民史研究着重強調個體對帝國擴張的作用，因而商人、傳教士、殖民者、士兵和外交官等都被納入帝國史的研究範疇。如艾莉森·蓋姆斯（Alison Games）的名作《帝國之網》（The Web of Empire）就強調，早期現代英國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海域的擴張就有賴于上述不同群體所共同構築的一張以跨文化貿易和知識生産為特征的無形之網。到了18世紀，這張“帝國之網”随着東印度公司殖民和商業活動向東擴充，大英帝國的貿易版圖也深入到了亞洲海域。不過，三位史密斯先生似乎隻是這一過程中的邊緣人物，因為他們一直是遊走在中英貿易間的散商（private trader）。所謂“散商”，即指那些未經東印度公司許可而在亞洲海域做生意的商人（在不同研究語境下又稱“私商”、“自由商人”或“港腳商人”）。自17世紀，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獲得政府授權，壟斷了與印度、東南亞、日本和中國的貿易，私人未經東印度公司許可是不能在亞洲海域從事貿易的。然而，高額的貿易利潤還是吸引了大量私商铤而走險，他們選擇繞過東印度公司而與亞洲商人直接建立貿易關系，更何況大多數時候東印度公司在很多海域無法實作絕對的壟斷。事實上，從事散商貿易的犯險者不在少數。西方學界近來對東印度公司研究已經開始重視那些不受東印度公司雇用的商人，如2018年由範岱克（Paul Van Dyke）、蘇珊·史楚普（Susan Schopp）等編輯出版的論文集《公司之外：廣州貿易中的散商視角，1700-1840》（Beyond the Companies: The Private Side of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0）即是上述研究視角的成果之一，而本書作者韓潔西的論文《中印間的散商》亦收錄其中。通過将這些看似邊緣的散商群體置于故事中心，這些研究挑戰了那種以英國、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主導的亞洲海上貿易叙事。韓潔西指出，遊離在壟斷貿易之外的散商與東印度公司有着實質且密切的聯系。三位史密斯先生的故事還揭示，18世紀下半葉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貿易和金融網絡的維系越發嚴重地依賴散商的金融活動，因為散商所代表的私人資本可以有效地填補東印度公司在亞洲貿易（特别是茶葉貿易）中出現的金融缺口。

除了共同的散商身份，三位史密斯還都是蘇格蘭人。這并不是曆史的巧合。事實上，在東印度從事貿易的英國人中，蘇格蘭人是英格蘭人的四倍有餘。相較于英格蘭而言，蘇格蘭一直被視為英帝國中貧窮且叛逆的邊緣地帶，亞洲貿易的高額利潤和根植于蘇格蘭曆史中的遷徙文化和冒險精神促使大量的蘇格蘭年輕人在18世紀中葉前往東印度和中國追逐财富，而三位史密斯皆是他們中的一員。如果他們無法在東印度公司轄下尋到雇傭機會，便會轉而成為像三位史密斯一樣活躍在東印度和中國的散商。清代的檔案文獻中很少會對參與廣州貿易的蘇格蘭人與英格蘭人做出區分，而是将他們統稱為“英咭唎人”。韓潔西的研究則試圖凸顯蘇格蘭人在18世紀中英貿易間的特殊作用。她指出，以三位史密斯為代表的蘇格蘭散商幾乎都是亞當·斯密“自由貿易”經濟思想的擁趸，而亞當·斯密本人也是蘇格蘭人。更重要的是，蘇格蘭散商與遠在倫敦的政治高層保持密切的通信聯系，甚至通過這種政治聯系将他們在遠東的貿易需求轉化為帝國的政治議程。例如，馬德拉斯的史密斯和廣州的史密斯都積極地就東印度和中國的自由貿易事務向亨利·鄧達斯建言獻策，後者是18世紀後期英國政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首相威廉·皮特的親密顧問和盟友。這兩位史密斯先生對東印度公司在遠東的壟斷貿易大加抨擊，他們對在華貿易的描繪也極大地影響到英國執政高層對中國的認知。馬德拉斯的史密斯和廣州的史密斯都向亨利·鄧達斯建議派遣一個赴華使團以解決他們在華的貿易和債務問題，而這一提案正是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使團的雛形。

那麼，這些名不見經傳的蘇格蘭散商是如何在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貿易之外建構起一個連接配接英國、印度和中國的全球貿易和金融網絡的呢？他們又是如何在印度洋海域掀起一場“商業革命”，繼而影響和改變世界的曆史程序的呢？這一切還需要從大英帝國的茶葉貿易和東印度殖民活動說起。18世紀中葉，中國的茶葉已經從一種奢侈品成為英國各個階層的日用消費品。巨大的茶葉進口量和消費需求使得與中國的茶葉貿易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最為有利可圖的業務。不過，要從中國的廣州購入茶葉，東印度公司需要足夠大量的白銀進行支付。由于東印度公司可以出售給中國的産品乏善可陳，它也就無法通過向中國出口擷取足夠的白銀。長期以來，東印度公司不得不通過向中國出口美洲的白銀以彌補貿易逆差，而這一做法在英國國内飽受批評。随着1757年英國在印度的普拉西戰役獲得勝利，東印度公司試圖将其在印度殖民掠奪所獲得的白銀彙往中國，以填補公司在廣州的資金缺口。然而，殖民過程中高昂的軍事和行政成本使得公司在印度的諸轄區同樣無力滿足公司在廣州巨額的白銀需求。就在此時，以散商為代表的私人資本成為東印度公司的救命稻草。在印度的殖民活動也使得許多東印度公司的員工迅速緻富，他們大多通過與印度當地統治者的“禮物饋贈”或私人協定而中飽私囊。通常，在印度的英國人可以選擇将賺取的财富彙回英國，并投入到較為穩妥的地産投資中。然而，地産投資每年3%—4%的回報率遠低于當時其他的再投資選項。例如，向印度商人貸款的資金回報率可以高達25%。而最賺錢的投資還是以散商為主導的港腳貿易。所謂“港腳貿易”，特指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在印度、東印度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該貿易方式僅限于亞洲海域，其貿易的商品通常會由東印度公司做出限定，參與港腳貿易的船隻亦不隸屬于東印度公司，但通常會獲得東印度公司的執照航行于印度和中國之間。投資港腳貿易風險巨大，因為投資者需要面對海難所帶來的船貨兩失的風險，不過一旦貿易成功，又可以帶來高達100%的回報。韓潔西的研究顯示，許多在印度的英國人都通過散商代理人，将資金投入到高風險高回報的港腳貿易。以史密斯為代表的散商們将其印度客戶投資或委托的貨物運往廣州和東南亞，并在出售貨物後将所得利潤存入東印度公司設立在廣州的财庫。這樣一來，大量的印度私人資本透過散商代理的港腳貿易流入東印度公司的廣州财庫，極大地滿足了東印度公司在茶葉貿易中的流動性需求。同時，東印度公司的廣州财庫會向散商們開出彙票，散商們在印度的委托人可憑此彙票在東印度公司的倫敦财庫獲得兌付。正是這種散商主導的港腳貿易維系着18世紀下半葉茶葉和白銀在中英之間的流動，而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洋開辟的商業帝國也越發地依賴港腳散商所提供的流動資金。

然而，三位史密斯們所參與的商業活動并不僅限于上述彙兌代理業務。他們和其他蘇格蘭散商很快尋找到新的投資标的——金融信貸，并通過高風險高息貸款将18世紀下半葉印度和中國的資本市場連接配接起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中英貿易基本在廣州一口進行，官府通過“十三行”對廣州的中外貿易進行管理。廣州的史密斯很快發現，廣州的行商們同樣手頭拮據，而從事茶葉貿易的他們經常需要向内地的茶商和種植者預支現銀。但是，清代中國的内地信貸市場和機制并不能滿足行商們的資金需求，高達36%的年借貸利率令行商們望而卻步（同一時期英格蘭的商業貸款年利率通常在5%左右）。廣州的史密斯和其他的散商們看到了商機，他們将港腳貿易中所獲得的現金貸給廣州的行商，而年利率隻設為清代法定借貸利率的一半左右。由此，外商資本成為行商借貸融資的首選。到18世紀70年代，幾乎所有的港腳散商都向廣州的行商發放了大量貸款，而這些資本的所有者都是散商們在印度的英國委托人。這些債務關系還進一步在二級債券市場幾經轉手，還款利息疊加，行商的債務風險也越累越高。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清代軍機處檔案中，行商張天球與顔時瑛供述道：“因一時不能付還，伊亦不甚催逼，遂将利銀一倂作本換票，收執内有‘本夷不來，将票輾轉兌付’，他夷亦照此将利作本加增換票，疊滾加息二十餘年，是以積至如許之多。”最終，當廣州的行商無法償還外商貸款時，一場金融危機爆發了。

這場金融危機在18世紀70年代末爆發，幾大行商因資不抵債而相繼破産，中文史料和研究稱之為“商欠”。中國史學界對廣州體制下行商“商欠”的研究已經頗為成熟，并已經充分認識到“商欠”對“廣州體制”的沖擊以及同鴉片戰争的内在聯系。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鴉片戰争止的八十餘年間，廣州的“商欠”事例時有發生，嚴重者有近20起之多。然而，“商欠”不僅僅是商業糾紛那麼簡單，由于散商們使用其英國委托人的資金放貸，當貸款無法被償還時，整個金融信貸網絡上的債權人都被卷入到風險之中。廣州的史密斯和其他在廣州的英國債權人要求面見廣東巡撫和海關監督，以解決行商的欠賬問題。當他們發現這種請求無望時，以史密斯為代表的英國債權人開始尋求國家層面的調停。1779年9月，英國海軍的軍艦抵達廣州，并在一年後再度停抵廣州。領頭的潘頓艦長受到廣州的史密斯等人委托，試圖以炮艦外交的方式要求廣州官府強制執行行商們的債務合同。這一潛在的軍事和外交沖突之是以長時間未被中國史研究者關注，是因為官方的檔案中隐去了軍艦到來的資訊。在呈報乾隆皇帝的奏折中，廣東巡撫李質穎和海關監督圖明阿對英國海軍軍艦的到來隻字未提，而是将潘頓等人統稱為“夷商”，并将“商欠”問題的出現全部歸咎于行商的貪婪。巡撫李質穎擔心沖突加劇，決定由官府出面同廣州的史密斯等進行債務協商以平息事态。官府協調解決“商欠”問題，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然而，英國的散商們對廣州官府給出的債務償還方案并不滿意，因為償還金額遠遠低于他們的預期。債務糾紛雖然被壓制下來，但散商們對債務安全和自由貿易的訴求卻并沒有降低。

1784年，另一起在廣州的偶然事件将中英貿易的脆弱性暴露無遺，它就是著名的“休斯夫人”号事件。作為“休斯夫人”号的貨監（即大班），本書的第三位主人公孟買的喬治·史密斯深深牽涉其中。1784年11月24日，名為“休斯夫人”（Lady Hughes）号的英國商船停泊在廣州城附近。該船在鳴放禮炮時誤傷到旁邊的中國舢闆，造成兩名中國人死亡。事後，孟買的喬治·史密斯被逮捕，而鳴炮的英國炮手被乾隆皇帝下令處死。關于該事件的研究，陳利《帝國眼中的中國法律：主權、正義與跨文化政治》（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已有深入的辨析，該案也長期被視為英國在擺脫中國法律管轄并獲得治外法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韓潔西進一步指出，對英國炮手的死刑更使當時将中國描繪為野蠻的“東方主義”論調甚嚣塵上。“休斯夫人”号事件突顯了英國散商在華貿易中的司法訴求。他們意識到有必要在中國建立一個不受中國官府幹涉和法律管轄的居留區，而這在後來也成為散商們就赴華使團一事向英國政界高層遊說的重要事項。

發生在廣州的“商欠”危機和“休斯夫人”号事件，共同揭示了18世紀中英貿易在金融、政治和司法等層面的不穩定性。韓潔西指出，這種不穩定性在當時英國和印度的貿易間同樣存在，但中國和印度在面對英國的貿易和殖民擴張卻有着不同的命運。在印度，英國的散商們也向印度的本土商人和領主提供貸款，也同樣面臨類似于廣州的“商欠”危機。然而，印度的“跨文化的信貸很快轉化為一種殖民債務”，私人信貸産生的債務危機成為帝國進一步殖民印度的契機。這些遊走在帝國邊緣地帶的散商們在面對債務風險和跨文化沖突時，會選擇向倫敦的政府遊說甚至施壓，将他們的經濟和政治訴求轉化為更為激進的帝國幹預。在廣州，英國的散商們面對更為強勁的對手，但他們嘗試将殖民印度的經驗如法炮制地施加在中國身上。他們希望通過派遣使團，使英帝國能夠擺脫在遠東遇到的經濟和政治阻力。但這個嘗試并沒有成功，而是為數十年後的中英鴉片戰争埋下了引線。

《史密斯先生到中國》是近年來西方史學界一部非常精彩的微觀全球史著作。它通過對曆史中三個個體人物的追蹤叙事，巧妙地勾勒出18世紀大英帝國在亞洲貿易和金融網絡的運作。在研究方法上，該書将全球史和微觀史的優勢有機地結合起來。德國曆史學家漢斯·梅迪克（Hans Medick）曾指出，那些看似邊緣甚至微小的事件或人物可能具有全球性的意義，世界曆史存在于微觀史之中。三位史密斯先生無疑是大英帝國的邊緣人物，但他們那些純粹謀求利益的經濟活動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進而改變英帝國和清帝國的曆史程序。微觀史并不是碎片化的曆史，其精妙則在于以微觀的視角探尋常态化曆史叙事中的那些“例外的常态”（normal exceptions）。三位史密斯先生正是英國對華貿易中不同尋常的存在，其背後所隐藏的私人資本及金融網絡也挑戰了以東印度公司和行商為中心的廣州貿易史研究。和其他微觀史的著作一樣，該書力求将深刻的曆史分析寓于引人入勝的叙事之中，讀者們可以從中看到其導師史景遷的影響。豐富的叙事背後離不開大量的史料支援。本書使用了多個國家和多個語種的檔案史料，并從中抽絲剝繭探尋到三位史密斯先生的蛛絲馬迹。其中，關于三位史密斯先生的個人、家庭和社交生活的叙述，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對18世紀的日常生活史、女性史、家庭史研究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責任編輯：于淑娟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