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列國為了在大争之世中圖存求霸，紛紛走上變法之路，然而唯有秦國的商鞅變法最為成功也最為徹底，這也使得秦國從“諸侯卑秦”的邊陲小國一躍成為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締造者。
但，我們今天要說的并不是商鞅變法，而是讓人略感困惑的胡服騎射。
胡服騎射是趙國的變法主題，與魏、楚、韓、秦等國的變“法”不同，趙國的胡服騎射并不涉及政治、經濟改革，而是單純的軍事變革。
《史記·趙世家》曾載：“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習騎射”。字如其意，趙國的改革核心有兩點：穿胡人短衣窄袖服飾和建立騎兵建制。
單純就軍事成就而言，趙國的胡服射騎取得了脫胎換骨般的成效。
據粗略統計，從趙國被周天子冊封諸侯的公元前406年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公元前307年，趙國主動出擊他國20次，勝負參半，趙國強敵環伺的四戰之地窘境并未得到改變。
然而胡服射騎僅僅推行一年之後，趙國就猶如開挂一般，據史料記載：“二十年（前306年），王略中山地，至甯羨，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二十一年，攻中山，取丹丘、華陽、鶴之塞。王軍取部、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
到公元前296年時，趙國不僅滅亡了中山國這個困擾趙國近百年的心腹之患，而且開始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擴張，多點開花，“攻韓，至魯關下”，“擊齊，齊王敗走”，“攻魏幾，取之”，“攻魏房子，拔之”，“擊秦，大破秦軍阏與下”。
在山東諸國畏秦如虎，割地求存之時，趙國俨然成為秦國統一天下的勁敵，公認的二号強國。對此，戰國時人曾發出“當今之時, 山東之建國莫強于趙”，“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的感慨。
就連虎狼之師的秦軍，在面對趙軍之時，也占不到多少便宜，長平之戰雖然取勝，秦國卻也付出了“秦卒死者過半，國内空”的慘痛代價。在随後的邯鄲保衛戰中，趙國不僅擊潰了圍城的秦軍和趁火打劫的燕軍，還反攻打到了燕國國都。
是以，在攻伐趙國之時，秦國不得不屢屢采取離間計這種暗黑手段，調離廉頗、誅殺李牧，才最終完成了一統天下的宏願。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換了個胡服的趙國，就能強大到與商鞅變法的秦國掰手腕？
過去我們将主要的關注點都放在了“胡服+騎射”上。的确，相比于傳統的車兵和步兵，騎兵具有速度、越野和攻擊力的絕對優勢，常被譽為古代的“坦克”。趙武靈王推行胡服，歸根結底還是為了發展騎兵，畢竟，華夏服飾寬袍大袖，并不适合騎乘戰馬沖殺。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趙國雖然組建了獨立建制的騎兵部隊，但此時的騎兵還處于戰争發展史上的童年階段，局限性很大。在趙國的主要兵種排序中，騎兵仍然位列步兵和車兵之後。《戰國策》在評價趙國實力時仍冠以“今趙萬乘之強國也”，而沒有用騎兵多少來作為軍事實力的象征。
騎士的訓練緩慢，而戰馬的蓄養更是昂貴。中原馬僅适合挽駕馱載，用于騎兵作戰的良馬均需從遊牧區購進。漢朝傾舉國之力所訓練的騎兵也不過十餘萬。此時國土僅為天下七分之一的趙國，即便在趙武靈王時代，所能組建的騎兵不過萬餘騎。
據史書記載，公元前260年秦趙長平之戰時，“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銳卒和自搏戰”已充分說明，此時的40餘萬趙軍仍然是步兵占了絕對主力，就連主帥趙括突圍時帶的也隻是步兵而已。
更大的問題在于戰馬的補充，上文提到，騎士的訓練周期長，但戰馬的補充難度更大。衛青、霍去病北擊匈奴時，14萬馬匹損失了11萬，漢朝不得不規定隻有中家以上的子弟才有資格成為騎兵。什麼叫“中家子”？據《居延漢簡》記載：中家，須有田五頃，馬五匹，牛兩頭，牛車兩輛，馬車兩輛，宅一區，奴婢三人。
是以，趙武靈王的軍事變革，絕非穿上胡服騎上戰馬就能讓趙國戰力變強這麼簡單。
事實上，胡服騎射的背後，是趙武靈王“百金之士”兵制的推行。所謂“百金之士”，即“能破敵擒将者賞百金”，這是中國曆史上募兵制的雛形。
戰國時代，列國普遍實行義務兵制，士兵出征需自備車馬衣着，就連秦軍也不例外。湖北省雲夢出土的戰國末期秦國士兵黑夫和驚的家書，記錄了秦滅楚之戰時，普通秦軍士兵向家裡索要錢财和衣物的内容。
是以，早期魏國的軍事改革和後來的商鞅變法，均在義務兵基礎上增加了獎勵機制。比如魏武卒一旦中選，可以免除全戶的搖賦和田宅的租稅，而秦軍則直接把軍功與爵位挂鈎，這種做法對于激發士兵戰力發揮了明顯作用，以至于秦軍作戰時“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唯恐落後。
但相比免徭役和進爵，趙國“百金”獎勵的刺激作用顯然更為直接。史載，趙奢從邯鄲統兵救阏與城（山西和順）時，“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算下來一日行軍接近200裡，甚至超過了魏武卒。李牧在對抗匈奴時，靠“百金”頃刻招募到5萬士卒。
不僅如此，趙國募兵的範圍還擴大到了遊牧區。早在變革初期，趙武靈王在原陽設騎邑，胡服騎射第二年，趙武靈王命“代相趙固主胡，緻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于西河而緻其兵”。
“緻其兵”，即招引、招募的意思，這種招募自然也是有償的。
趙國對胡兵的招募，也得到了考古發現的佐證。
在農耕區和遊牧區交界地帶的蔚縣代王城、宣化小白楊、涼城毛慶溝早期戰國墓葬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大量泡飾、連珠飾以及鹿、馬、虎等動物牌飾的諸胡文化遺存，表明此時趙國北部區域仍為遊牧族群所盤踞。
而到了戰國中期的墓葬群中，上述地區考古發現的器物組合、形制以及埋葬習俗已與邯鄲趙文化核心區相同，這也印證了趙武靈王時代北滅中山、西略胡地的記載，表明此時原本盤踞在忻定盆地一帶的遊牧族群被趙國驅逐。
但到了戰國中晚期墓葬時，忻定盆地、岢岚縣窯子坡、内蒙古和林格爾土城子卻發現了兩種不同文化族群交錯的情況，如發掘的涼城水泉27座戰國墓葬，有7座是南北向的帶有木制葬具的墓葬（農耕），有20座為東西向的帶有牛羊頭骨的墓葬（遊牧）。原平還一次出土了2180枚刀币，2223枚布币。
戰國晚期這種奇特的墓葬現象，凸顯的正是大量胡人應募進入趙國成為“雇傭兵”的曆史場景。現藏于上海博物館的“匈奴相邦印”，經考證出自戰國晚期的趙國，所折射的也是趙國與昔日宿敵匈奴微妙的“合作”關系。
可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并非僅僅改進了軍事裝備和作戰方式，而是有着與商鞅變法軍功賜爵異曲同工的變革舉措。
隻不過，秦國優勢在于坐擁關中和成都平原兩大産糧區，故而秦法重農抑商。而趙國的優勢卻在于“重商輕農，仰機利而食”，商業的異常繁榮為趙國提供了募兵所需的靡費。
但可惜的是，冷兵器時代的戰争歸根結底比拼的是人口和糧食的儲備，趙國的胡服騎射雖然實作了軍事上的突飛猛進，但這種優勢卻未能同步應用于農業發展，一旦戰争周期延長，趙國府庫不足的劣勢就會瞬間凸顯。
秦趙長平大戰相持達三年之久，家門口作戰的趙軍卻出現了“趙無以食，請粟于齊”的狀況，就是一大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