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了充分發揮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級研究機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堅強陣地功能、決策智庫功能和學術殿堂功能，加快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202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展了2020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好文章”評選活動，經過院内外專家三輪嚴格評選，從院屬各機關推薦的我院在職人員2020年發表的216篇候選文章中，評選出“好文章”50篇。“馬克思主義研究網”公衆号特聯合“新時代新思想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國際思想評論”、“科學與無神論”、“思想火炬”、“馬經青年”公衆号分期推出評選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讀者。
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時代”思想集中見于他們為“新萊茵報”所寫的幾篇時事評論文章中。他們在提出相關思想後又曾多次提及，并不斷确認自己的判斷，可并沒有引起後世足夠的重視。“太平洋時代”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熟期的成果，貫徹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迄今顯示出巨大的科學價值和戰略意義。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深入探讨他們有關“太平洋時代”的思想，對于當下局勢和未來發展可以帶來諸多有益的啟示。
從19世紀末“太平洋時代”概念正式問世以後，相關讨論逐漸增多。近半個世紀以來，相關話題也曾多次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其主要涵義是指，随着世界經濟的重心由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世界曆史也将随之由大西洋時代轉變為太平洋時代。如果說，過去的大多數讨論頂多隻是對于未來的衆多預測之一，那麼今天它已是我們正在經曆的現實。由于得到了實踐的檢驗，這一觀念進一步顯示出巨大的科學價值和戰略意義。是以，對太平洋時代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有必要進行更廣泛和深入的探讨。
學界對“太平洋時代”概念的相關研究已經十分豐富，略舉幾例以窺全豹。芬蘭貝卡·科爾霍甯（PekkaKorhonen）教授的《世界史上的太平洋時代》一文，比較清楚地梳理了這一概念的學術史。他指出，日本政治經濟學家稻垣滿次郎于1892年首次明确使用了“太平洋時代”概念。然而，他并沒有對相關讨論的最初源頭給出确定出處，隻是提及美國參議員威廉·西華德（WilliamSeward）在19世紀50年代加利福尼亞淘金熱時期寫下了相關預言。此外，他還述及世界曆史上對于“太平洋時代”的幾次讨論。1994年，王逸舟在《論“太平洋時代”》一文中細緻考察了有關“太平洋時代”的論述，考證了“文明重心西遷”的史實。在此基礎上，他對這一話題出現的原因及意義進行了分析，并讨論了有關“太平洋時代”的幾種設想及其隐含的曆史與政治文化背景差異。何芳川在1995年發表的《太平洋時代和中國》一文，論述了“太平洋時代”這一提法的不妥之處，并強調不能僅從經濟發展的次元進行評判。何芳川将這一概念的最初源頭追溯至西華德于1852年和羅斯福總統20世紀初的言論。
然而，上述研究成果都沒有提到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對于這一話題的讨論，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随着研究的深入，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論述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注意。國内已有的研究概括歸納了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時代”思想的主要内容，初步探讨了這一思想的内在邏輯和應用價值。值得進一步探讨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時代”思想是否是其曆史理論合乎邏輯的結果，或者說這一思想能否被視為馬克思曆史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其重要意義在于，如果能深入剖析其科學性，即知其是以然，則能更好地指導和把握當下的曆史程序。尤其是，在目前世界發展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追溯和思考馬克思、恩格斯當初得出這一洞見的深層邏輯，必然會對未來道路的探索帶來一定啟示。
一、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時代”思想的幾個層面
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并沒有明确使用“太平洋時代”這個提法，但他們的論述與後世使用的“太平洋時代”概念的内涵有高度契合之處。兩位經典作家關于“太平洋時代”的論述，集中見于他們為《新萊茵報》所寫的幾篇時事評論文章中。其中，最早的一篇是恩格斯于1849年2月撰寫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一文，載于《新萊茵報》第222和223号。他的論述雖然極其簡略，但已經能看出“太平洋時代”思想的大體輪廓。其餘幾篇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執筆的時評，分别載于《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1850年2月第二期、1850年4月第四期和1850年5—10月第五、六期上面。這三篇時評内容極為豐富，包含了“太平洋時代”思想的理論邏輯和背景資訊。由于這幾篇文章涉獵範圍頗為廣泛，下文将從幾個層面逐一進行分析總結。
第一，伴随着世界經濟體系的持續擴張，世界經濟的中心一直在不斷遷移。1848年，加利福尼亞發現了金礦，成千上萬的人開始湧向那裡。面對淘金熱的驟然出現，恩格斯觀察了數月之後就敏銳地指出:“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國佬迅速地開發那裡的金砂礦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時間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開展廣泛的貿易，建立許多大城市，開辟輪船交通，鋪設從紐約到舊金山的鐵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觸現代文明，在曆史上第三次為世界貿易開辟新的方向，那有什麼不好呢?”這裡并沒有對所謂的“第三次”進行詳細闡釋。大約又過了一年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進一步說明:“加利福尼亞的黃金流遍美洲，流遍亞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區，甚至把最倔強的野蠻民族也拖進了世界貿易，拖進了文明。世界貿易第二次獲得了新的發展方向。世界貿易中心在古代是推羅、迦太基和亞曆山大裡亞，在中世紀是熱那亞和威尼斯，在現在以前曾經是倫敦和利物浦，而現在則是紐約和聖弗朗西斯科、聖胡安-德尼加拉瓜和萊昂、查格雷斯和巴拿馬。世界交通樞紐在中世紀是意大利，在近代是英國，而目前則是北美半島南半部。”在以上論述中，他們高度宏觀地概括了曆史事實，不過主要是立足于西方的曆史程序進行的分析闡述。地中海沿岸是資本主義萌芽的地方，最早的世界經濟中心主要圍繞這一地區不斷遷移。随着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和地理大發現，世界經濟中心發生了第一次重大轉移，即轉向了大西洋沿岸。繼而，随着加利福尼亞淘金熱的發展，世界經濟中心即将發生第二次重大轉移，即轉向太平洋沿岸。在他們看來，發現金礦這一“美國最大的事件”的意義“将比美洲大陸的發現還要大得多”。
第二，太平洋地區将要崛起，而大西洋地區将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歐洲在過去幾百年間必須繞道好望角或合恩角才能與太平洋地區進行貿易，而打通巴拿馬的捷徑阻力重重。可是，一發現金礦之後，美國人蘊藏的巨大創造力仿佛施了魔法一般，在極短時間裡集中于一個方向上，打通了前往太平洋的交通運輸線。有了捷徑，誰還會繞道好望角或合恩角“加利福尼亞的黃金和美國的不斷努力，将使太平洋兩岸很快就會同現在從波士頓到新奧爾良的海岸地區那樣，人口也那樣稠密、貿易也那樣友善、工業也那樣發達。”在這種情況下，資本的狂熱投機随之興起，而太平洋地區貿易必然蓬勃發展。那麼，可以預見到的必然結果就是:“太平洋就會像大西洋在現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紀一樣，起着偉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線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現在的地中海那樣隻起一個内海的作用。”
第三，這一轉變的直接動力來自于國際航運的發展及其後果，即太平洋地區的日益一體化。當時，美國的西進運動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是一件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大事件，不僅大大加速了西部的開拓程序，還對世界貿易産生了空前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它的意義在于加利福尼亞豐富的礦藏對世界市場上的資本起了推動作用，使整個美國西海岸和亞洲東海岸都活躍起來，使加利福尼亞和所有受加利福尼亞影響的國家形成新的銷售市場。”此時，他們還不可能知道，澳洲在1851年初也将發現金礦，将淘金熱推向新的高度。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就加入了澳洲發現金礦的因素，并斷言資本主義社會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他們看來，随之而來的交通網絡建設将使太平洋成為最重要的大洋。“由于加利福尼亞的發展，必須建立全新的世界交通線，将來這些交通線的作用很快就會超過所有其他交通線。通往太平洋（太平洋實際上隻是現在才被打開并将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洋）的主要貿易路線今後是經過巴拿馬地峽。”不僅如此，太平洋地區的聯系将會日益緊密。“加倍發展大西洋上的運輸，開辟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洲、紐西蘭、新加坡、中國跟美國聯系起來，把環球旅行時間縮短到四個月。”簡言之，太平洋的時空縮小了，地區貿易将變得比過去更加頻繁。
第四，認識清楚世界曆史變動的趨勢之後，人們可以能動地加速或延緩曆史程序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提醒歐洲人不能被新世界奪走優勢地位。“舊歐洲的工業和貿易如果不願意像16世紀以來意大利的工業和貿易那樣衰敗，如果不願讓英國和法國變成今天的威尼斯、熱那亞和荷蘭，就必須作出巨大的努力。”可見，雖然世界曆史的發展趨勢是明确的，但并非一點都不可更改。在這個程序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有充分的發揮空間。當然，他們的論證目的是為了推動歐洲的社會革命。“歐洲的文明國家要避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在工商業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可能就是進行社會革命，這個革命現在還不算晚，還能夠根據現代生産力所促成的生産本身的需要來變革生産方式和交換方式，這樣，就可以創造出新的生産力，保證歐洲工業的優勢，進而彌補地理上的不利條件。”對于今天的人們而言，此論述的關鍵在于，地理因素并不是推動世界曆史轉變的決定性力量，發展新的生産力才是根本。
二、“太平洋時代”思想與馬克思曆史理論的關系
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早已經存在重視水的交往媒介作用并将之與曆史中心的變遷和文明程序聯系起來的觀念。1820年，作為現代地理學創始人之一同時又是曆史學教授的卡爾·李特爾（Carl Ritter）就曾提出過一套“文明三階段”理論。他認為，人類文明的第一個階段是大河文明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内海文明階段（如地中海地區），第三階段是海洋文明階段。在他看來，正是歐洲人引領的大航海時代将人類社會推向了最高階段。黑格爾在19世紀20年代的一系列演講中，也強調了地理環境特别是水對曆史的巨大作用。他認為，曆史的中心必然會從東方向西方轉移。這兩位學者當時都是柏林大學教授，且都在學生中有着廣泛的影響。我們沒有必要将“曆史中心的轉移”和“地中海時代——大西洋時代”等相關思想的原創性歸功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有關“太平洋時代”即将到來的意義卻很可能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洞見。最明顯的證據是，他們在文章中隻專門強調了一件事是他們首先提出來的，即加州金礦的發現所造成的深遠影響。他們寫道“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使美國的繁榮達到了頂點。我們在本刊第二期就已經指出（早于歐洲的一切期刊）這一發現的特殊意義和它給世界貿易帶來的必然結果。”從邏輯上看，“太平洋時代”的到來正是發現金礦給世界貿易帶來的必然結果之一。
而且，德國學術界關注遙遠的太平洋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并不奇怪。我們知道，歐洲人對太平洋的争奪早在16世紀就開始了。這種争奪最初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後來英國和法國加入進來。1812年，英國和美國的海軍已在太平洋進行過數次交手。1816年左右，俄國也曾一度觊觎太平洋。此後直到1845年，美國海軍在太平洋共進行了25次航行。1840年，英國在太平洋西岸挑起了第一次鴉片戰争。在這樣的背景下，就不難了解，地緣政治學的創始人、德國人文地理學家弗裡德裡希·拉采兒（Friedrich Ratzel）在《政治地理學》的序言中還專門提到，他的老師李特爾已經充分注意到地理學的“政治方面”。是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幾篇時評中所論述的一些思想，在歐洲特别是德國學術界應該已有先聲，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僅把加州發現金礦一事的意義與影響歸功于自己。那麼，他們有關“太平洋時代”的思想是否是馬克思曆史理論邏輯上的必然結果呢？
19世紀40年代中後期，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唯物史觀。1849年下半年，歐洲大陸上的革命之火日漸黯淡。馬克思、恩格斯到倫敦着手籌辦一份新雜志《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以總結革命的經驗。這份雜志經曆了各種磨難之後，最終于1850年3月6日在漢堡出版了第一期。然而，在1849年11月29日，雜志出版了第五、六期合刊以後，再也沒能繼續下去。
這一時期，馬克思、恩格斯撰寫了大量政論文章，有關“太平洋時代”的思想也包含在這些文章裡面。其中一組關于法國革命的評論，恩格斯在1895年将其以“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為題出版了單行本。恩格斯專門為此書寫了一篇導言，恩格斯在導言的一開始就指出：“目前再版的這部著作，是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一段現代曆史的初次嘗試。在‘共産黨宣言’中，這個理論曾被大體地應用于全部近代曆史；在馬克思和我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中，這個理論曾被經常用來解釋當時發生的政治事件。”由此可見，有關“太平洋時代”的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熟期的成果，完全貫徹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在提出“太平洋時代”思想以後，馬克思、恩格斯還多次回顧并堅持他們的判斷。1851年，恩格斯在緻馬克思的信中寫道：“環行世界的航運半年後将獲得廣泛的發展，我們關于太平洋将在世界航運中躍居首位的預言會實作得比我們預料的還要快。”1857年，馬克思又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美國危機妙極了（我們在1850年11月的述評中就已經預言過它一定會在紐約爆發）。”1860年，為了澄清對他的歪曲，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文中再次強調：“我在1850年給美國作的這種預測，已由1857年的商業大危機完全證明了。”
1895年，即将走向生命終點的恩格斯，在生前最後一篇文章中仍不忘提及年輕時所寫的那幾篇時評。他再次回顧了文章中的一處錯誤，即有關新革命即将到來的判斷。盡管他們已經在最後一篇時評中，根據最新的經濟材料放棄了這種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之處不在于他們不犯錯誤，而在于他們總能從切實的實際分析中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如此看來，如果關于“太平洋時代”的論述有什麼問題的話，那麼恩格斯在45年後同樣會坦率承認。然而，他卻以毋庸置疑的語氣繼續寫道：“然而這是我們所必須作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幾篇文章中對于事變所作的解釋，那裡所确定的種種因果關系，都絕對沒有什麼需要改動的地方。”顯然，恩格斯對于時評中有關“太平洋時代”的論述直至晚年都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在距離時評的發表已經過去170年之久的今天，人們已不再使用将來時态而改用進行時态描述“太平洋時代”。我們除了歎服偉人的遠見卓識之外，還想知道他們這些思想背後的邏輯。雖然“太平洋時代”思想并非起源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排除黑格爾等前輩的啟發之功，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得出相關認識的路徑卻是完全不同的。從方法論角度而言，這一思想是曆史唯物主義邏輯的必然結果。
三、“太平洋時代”思想的曆史唯物主義邏輯
根據人類社會在時間和空間中的不同發展方向，曆史唯物主義可以被分解為兩個次元一是曆時或縱向的次元，主要指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态理論；二是共時或橫向的次元，主要指馬克思的“世界曆史”理論。本文讨論的“太平洋時代”思想，是這兩個次元的交彙和統一。為什麼“太平洋時代”必将到來？它又會如何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從理論上對此作出系統論述。
曆史唯物主義認為，在人類社會早期階段，各個民族和地區由于山川阻塞，交通不便，處于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狀态，因而人類的曆史隻是民族和地區的曆史。但是随着生産力的提高，交通工具更新換代，原來彼此隔絕的狀态逐漸被打破，原始、封閉和分散的區域曆史日益轉變為現代、開放和整體的世界曆史。這個過程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曆史是結果”。
今天看來，以“地中海時代”代表人類文明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似乎有點以偏概全。何芳川曾指出，這種說法“完全忽視了與希臘、羅馬文明同樣璀璨的古代東方諸文明，忽視了人類古代文明多元化的曆史實際。嚴格地說，如果将地中海視為希臘、羅馬文明圈的區域性中心，則更為公允。同樣，東亞文明圈和印度洋文明圈也各有其區域性的中心。但如果按照上述“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視角，将“地中海時代”作為人類曆史分散發展階段的一種通俗的稱謂，也不是一無是處。
同理，“大西洋時代”的說法雖不能免除“歐洲中心論”的嫌疑，卻也正确傳遞出了“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程度進一步加深的涵義。“大西洋時代”之是以成為現實，并非源于地理大發現，而是因為近代大工業的推動。先不說最新的考古發現與DNA證據已表明，在哥倫布之前，美洲已經被多次“發現”。要不是近代大工業的推動，哥倫布的“發現”将成為無源之水，美洲隻會再次歸于沉寂。也就是說，推動“地中海時代”向“大西洋時代”轉變的深層原因是生産力的發展。
正是近代大工業的誕生，為“世界曆史”的形成提供了直接動力。馬克思指出，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态”。“大西洋時代”指的正是這樣一種各民族國家由分散發展階段轉而開始進入普遍聯系、互相依賴的發展階段。盡管各民族國家在這個階段的聯系與依賴程度遠沒有今天這麼廣泛和深入，但與“地中海時代”相比，确實存在質的不同。
随着大工業的不斷發展，世界各民族之間聯系和依賴的程度持續擴大和加深。大工業充分展現了生産力革命性的力量，“現代大工業以這種集中的力量到處打破民族的藩籬，逐漸消除生産、社會關系、每個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點”。這個程序的結果之一，就是形成一個全球性的世界市場和世界體系。從此，每個民族都成為這個體系的一個單元，都不可能自外于這個體系，或者說，脫離這個體系而存在。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他們常常用“交往”“世界交往”等概念來形容今天普遍所見的全球化狀況。“亞洲、澳洲和美國之間的頻繁交往要求開辟從巴拿馬和聖弗朗西斯科至廣州、新加坡、悉尼、紐西蘭和太平洋的最重要停泊地桑威奇群島的規模巨大的新航線。特别是澳洲和紐西蘭，由于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亞的影響，發展得比太平洋所有其他地區都快。”這種日益頻繁的交往，必然會将世界上最大的、同時也是最後的一片海域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真可以說，自從有了這種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時候起，地球才開始成為圓的。”浩瀚的太平洋地區加入世界市場後，世界體系的重心自然要向太平洋地區移動，世界貿易中心和交通中心都将随之發生轉移，隻不過這個過程不會一蹴而就，必然會經曆漫長而曲折的演進過程。
今天，我們已經見證了一個事實，美國、中國和日本這三大經濟體分列太平洋兩岸，全球矚目的金磚國家也基本上都圍繞在太平洋周邊地區，亞太經合組織（APEC）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也不斷上升。大緻上可以認為，太平洋地區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重心。早在1995年，跨太平洋貿易已超過跨大西洋貿易，而今天前者已是後者的兩倍左右。于是，我們可以确認，世界曆史上的“太平洋時代”終于到來了。
曆史唯物主義還有一項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各民族國家之間彼此聯系的深度和廣度并不一緻，是以，互相之間的交往對各自的社會生活産生了程度和範圍不同的影響。“這些影響對于它們的發展可能是加快其程序，可能是改變其方向，也可能是延緩其速度，促使其倒退，甚至是打斷整個民族的發展，還甚至導緻其徹底滅絕。”這種不平衡性表現在，強大的國家會突然衰落，而相對落後的國家會迅速崛起。大英帝國就是很好的例子，20世紀初的人們很難想象它不久就會分崩離析。是以，世界經濟的中心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它一定會随着世界曆史的發展而不斷遷移。其中最具決定性的力量，就是生産力的發展。
西方學者已經注意到，目前的“太平洋時代”表現出一種明顯的趨勢——“人們更多地關注亞洲國家的合作”。2000年，“和平學之父”約翰·加爾通（Johan Galtung）曾分析認為，美帝國将在2025年崩潰。到了2009年，他根據形勢的演變，又将崩潰的時間縮短了五年，即2020年。加爾通著作等身，享有世界聲譽，其預言不可等閑視之。且不管未來到底如何，以上觀點或許意味着，世界經濟的中心将由太平洋東岸向太平洋西岸轉移。
四、“太平洋時代”思想的現實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當初對舊歐洲發出警告，強調必須創造出新的生産力，如此方可避免丢掉優勢地位。可是曆史事實是，美國從19世紀末期開始迅速崛起，在生産力的創新方面一路狂奔，在經濟、軍事和社會文化諸方面逐漸超越歐洲，終于在二戰之後登上全球霸主的地位。毫無疑問，這是世界曆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今天的世界又一次站在了大變局的門口，結合“太平洋時代”思想和前述史實，可以得到許多啟示。
第一，要想加速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必須從生産力的創新方面下功夫。目前還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太平洋時代”的到來一定意味着世界經濟中心會自動轉移到中國。人們大概不會忘記，20世紀80年代，日本曾一度熱議“太平洋時代”“亞太時代”“西太平洋時代”等話題，以及《亞洲可以說不》一書中的“亞洲時代”和“亞洲世紀”等表述。可是，曆史并沒有朝着日本人希望的方向發展。前文已經說明，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取決于一定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已經闡明，要“根據現代生産力所促成的生産本身的需要來變革生産方式和交換方式，這樣，就可以創造出新的生産力”。中國唯有朝着這個方向踏實努力，為生産力的發展創造更加優越的條件，才能不重蹈日本人的覆轍。
第二，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實作的，其間充滿了曲折與變數，甚至危機重重。大國興衰的原因之是以衆說紛呈，主要是因為涉及的變量太多。而且，對于同樣的曆史事件，政治家和學者們會選擇差異巨大的描述方式，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無論如何，明智的國家都會選擇不斷增強自身實力，以不變應萬變。毋庸諱言，大陸目前正處于社會沖突多發的發展階段，某些社會領域還有待完善與提高。是以，在相信曆史規律的同時，也要積極補齊科技短闆，大力解決民生問題，做好應付各種突發事件的準備。
第三，當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已大大超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時代，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必然會表現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點。由于核威懾的存在，大規模戰争沖突很大可能會被排除。采取非軍事方式如貿易戰阻撓曆史程序，将成為優勢地位國家的主要手段，而經濟競争可能成為世界經濟中心轉移的主要途徑。創造新的生産力的競争是公平與和平的方式，也是最可取的方式。大陸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經濟領域奉行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積極維護世界各國人民的福祉。這種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和“命運共同體”的全新理念，都反映出“太平洋時代”可能具有的新特點。
第四，通過非和平的手段阻止世界經濟中心轉移的企圖，必然遭到失敗。将世界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已經成了現代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馬克思曾明确指出：“各個互相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程序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産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曆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曆史。”如此高度一體化的“太平洋時代”，大國之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互補和深度融合的利益格局，鼓吹“脫鈎論”等開曆史倒車的行徑，隻會遭到曆史無情的碾壓。
綜合以上論述，再來看近幾年國際上的種種事态，我們就會有更深刻的體會和更清晰的認識。大陸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目的都是為了提高整個亞洲乃至全世界的生産力。這種充滿自信的公平競争态度，充分顯示了大陸推動大國之間正和博弈的意願，這種态度無疑是當今世界經濟複蘇的積極因素。大力開發海南自貿區的最新舉措，進一步加強了順應曆史潮流的正面形象。與此相反，某些國家逆曆史潮流而動的種種作為，隻會嚴重損害國家的形象和實力。大陸應當更加從容和理性地面對這種情況，深刻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太平洋時代”思想，不斷從中汲取強大的智慧和力量，按照曆史發展的規律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