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養動物中，黃牛、綿羊和山羊具有特别的意義，因為它們不僅能提供肉、皮和骨等初級産品，也能提供奶、毛、畜力等次級産品，在衣食住行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是第一産業的主力，為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提供原料和動力；在舊大陸西側甚至有次級産品革命，是青銅時代城市化和複雜社會興起的經濟基礎(Sherratt, 1983)。
黃牛（本文僅指普通牛）、綿羊和山羊起源于西亞，公元前4千紀晚期黃牛從伏爾加河中下遊的顔那亞文化區出發經歐亞草原到達阿爾泰-薩彥山脈的阿凡納謝沃文化區，并零星傳播到東北地區和甘青地區；但這一波傳播隻是昙花一現，并沒在中國社會留下深刻的烙印。公元前3千紀晚期，由于4.2ka氣候變冷變幹事件（距今約4200年），阿爾泰地區塞伊瑪-圖爾賓諾跨文化現象（公元前2200-1900年）起源地的先民，向西方和南方擴散(Nichols, 2021)，導緻阿爾泰地區的切木爾切克文化南下(林梅村, 2015)，然後黃牛的傳播在阿爾泰山南部餘脈分為東西兩路，東路通過額濟納河通道大約在距今4200年到達黃河上遊地區，西路通過東天山大約在距今4000年到達塔裡木盆地塔克拉瑪幹沙漠的深處，參與形成了小河文化特有的奶酪文化；在此過程中黃牛與綿羊、冶銅技術很可能是同步傳播。第二波黃牛傳播，速度極快，短期内就席卷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甯夏客省莊二期文化、陝北石峁文化、内蒙古朱開溝文化、晉南陶寺文化、中原龍山文化晚期等黃河上遊和中遊地區的若幹遺址(Lu, et al., 2017, 呂鵬 and 袁靖, 2018, 蔡大偉, et al., 2018, 胡松梅, et al., 2022)。
黃牛的第二波傳播示意圖（1.顔那亞文化區，2.阿凡納謝沃文化區，3. 塞伊瑪-圖爾賓諾跨文化現象的起源區域；虛線為第二波傳播的路線）圖檔由作者提供，底圖來自https://maps-for-free.com/
4.2ka氣候事件産生了世界範圍的沖擊；古代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及印度河谷文明的消亡，以及中國長江中遊石家河文化、長江下遊良渚文化、黃河下遊山東龍山文化、内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的式微，都與之相關(方修琦、孫甯, 1998, Ran and Chen, 2019, Renfrew and Liu, 2018)。然而陝北地區和晉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并沒有因為氣候惡化而走入低谷，對應區域的石峁文化（距今約4300-3800年）和陶寺文化（距今約4300-3900年），反而大步邁向早期國家。在此過程中，以黃牛、綿羊等食草動物為主的牧業在先民的環境适應政策、社會複雜化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進而有效應對4.2ka氣候事件帶來的挑戰。
在食物生産方面，利用黃牛、綿羊，中國先民開辟了一條新的生産型食物鍊，可以大規模開發之前難以利用的草地資源，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剩餘，緩解了日趨緊張的人地關系；尤其是奶的大規模開發，可以在不屠宰動物的情景下為先民持續提供蛋白質、糖類和脂肪等營養物質。動物的死亡年齡結構分析表明，飼養家羊在石峁文化中存在擷取奶的現象(楊苗苗, et al., 2017)，我們對陶器吸附的脂肪酸單體碳同位素分析也表明陝北寨峁梁遺址先民有消費牛（羊）奶的現象。在食物結構方面，陝西、山西等地古代人骨骨膠原碳同位素的曆時性統計分析表明，在距今4500-4000年之間存在一個碳同位素值達峰然後下降的拐點，研究者認為可能是麥類作物引入的結果(Cheung, et al., 2019)；然而，植物浮選的結果表明，這個時期該區域麥類作物的發現極少甚至沒有(趙志軍, 2020, Sheng, et al., 2021)；是以，碳同位素值的拐點更可能是因為先民消費了以C3植物為食的牛羊肉或奶；這些蛋白質的攝入，将改善營養狀況，增強先民體質。顯然，牧業增強了先民的生存優勢，提升了人類社會的韌性。
在輕工業方面，牧業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比如皮革業和骨器制造業；我們通過ZooMS分析（基于質譜的動物考古學）就發現石峁遺址骨制口簧的原料是牛骨。在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晚期存在擷取羊毛的現象(楊苗苗, et al., 2017, 李志鵬, 2014)，毛紡業已經興起。輕工業規模得以擴大。
在建築業、運輸業、采礦業和重工業方面，黃牛的負重或拉車功能，可以提高食品、陶器、食鹽等輕工業産品、重工業原料和礦石的運輸效率。在黃牛引入之前，中國先民缺乏馴化的大牲口以供驅使；黃牛的引入，讓先民的動力選擇主要由人力轉向畜力，中國最早的“中軸建城”城址——河南淮陽平糧台遺址出土了中國最早的雙輪車轍遺迹（不晚于距今4200年），可能牛車已投入使用（呂鵬，2021）；在陶寺遺址，飼養黃牛可能是為了牽引力(博凱齡, 2011)。值得注意的是，黃牛引入後，石峁遺址興建了皇城台，陶寺遺址中期階段修建了280萬平方米的大城，這種大型基建工程必然會利用黃牛的負重功能，解放人力提高工作效率。動力的更新無疑會便利人員的流動和資源的流通。
盡管粟作農業仍然是北方地區生業經濟的主體，但引入牛羊而引發的牧業革命會刺激生産力大發展和生産關系的調整，促進人口增長、貨物交流，增強不同地域的聯系，加劇家庭/人群間的财富不平等、社會分工和分層等，進而降低了當時人類社會進入早期國家的門檻。黃牛的作用是如此之重要，這可能是黃牛在第二波傳播中很快成為祭祀用牲的原因，進一步強化神權或王權的地位。
公元前4千紀的次級産品革命促進了近東地區和歐洲的城市化和複雜社會的興起，而公元前3千紀晚期的牧業革命是中國早期國家誕生的催化劑，二者珠輝玉映。對牧業在黃河流域的傳播、利用和影響尚有廣闊的學術空間，亟需深入開展動物考古、動物DNA、沉積物DNA、環境考古、牙結石和陶器有機殘留物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多角度揭示黃牛與中國先民的互動關系。
作者：楊益民
作者機關：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考古學與人類學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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