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當中國讀者談論捷克文學時，首先想到的是米蘭·昆德拉（1929-）。但對于捷克人來說，bohumil Hrabal（1914-1997）似乎代表了更正宗的捷克品味。昆德拉在1980年代中期被翻譯成中國，引發了中國知識界的閱讀熱潮，但捷克文學翻譯家楊樂雲發現赫拉巴爾更受捷克讀者的歡迎，是以在1993年她首次翻譯了赫拉巴爾的《獨自一人太吵了》和幾部短篇作品，發表在《世界文學》上。
捷克有着深厚的酒吧文化傳統，Hlabar就像一個坐在啤酒館小桌子旁的熟人，給你帶來無數奇特的故事。他故事的主角大多是處境艱難的小人物，這些"時間垃圾堆"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現的詩意和善意，是他小說魅力的源泉。赫拉巴爾的處女作《海底珍珠》寫于1963年，享年49歲，講述了12個關于普通人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改編自《海底明珠》的電影成為捷克新浪潮電影的開場作品，從此他的文學作品成為新浪潮電影運動的重要推動力。
昆德拉曾經宣稱，如果有人想在蘇聯占領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命名這個時代，他必須稱之為"赫拉巴爾時代"。到目前為止（1997年，赫拉巴爾在醫院的悲慘死亡、自殺或腳步聲已成為一個謎），這位捷克作家的77部作品已在全球33個國家以27種語言發行，十幾部被引入中國。為什麼赫拉巴爾著作中普通捷克人的故事如此震撼人心？他的作品如何代表純粹的捷克品味？這些關于我們今天生活的故事是什麼？在北京國際書展（BIBF）期間，該劇的導演、文學評論家石岩、《世界文學》和《藍色東歐》的主編很高興在SKP RENDEZ-VOUS書店交流和分享與Hlabar相關的閱讀故事。
<h3>與中國知識分子不同，赫拉巴爾站在底層，擡頭仰望。</h3>
"對我來說，所有這些普通的，看起來很普通的人都是衡量一切和事件的标準，"赫拉巴爾曾經說過。"在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他沒有走下坡路，而是選擇在一個勤奮的環境中工作，努力過下層階級勞工的生活。赫拉巴爾做過推銷員、倉庫經理、鋼鐵制造商、廢紙回收工、舞台設定員等，這些職業也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有記者曾在一次采訪中問他寫作的秘訣，他的回答是："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觀察人們的生活，不惜一切代價參與任何類型的生活。"
他創造了"巴比特爾"這個詞，以在他的小說中定位普通人。在巴比代爾的短篇小說集中，他形容他們是那些仍然能夠通過"靈感鑽石的眼睛"看世界，在灰色生活中發現美的人，他們仍然可以在困難時期笑着發現生活和世界的意義。"他們喜歡幻想，他們用幽默，他們說誇張和荒謬的事情，但想象力足以将不愉快的現實轉化為審美享受。
《太吵寂寞》中的廢紙包裝工韓佳，無疑是"鮑比代爾"的典型代表。他在廢紙回收箱工作了三十五年，在一堆廢紙中撿起珍貴的書，然後把它們帶回地下室的家中，在那裡他繼續閱讀。他的"身體裡滿是文字，突然變成了一本百科全書式的字典"，在垃圾紙堆裡的生活，是他的"愛情故事"。他一點一點地談到了他對書籍的熱愛，談到了文明毀滅的痛苦和怨恨，以及在某些時刻，他與夫妻一起回憶起童年的記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或許可被視為赫拉巴爾的忏悔。自1954年以來，他一直在垃圾回收箱工作，并且早就發展了這個主題，甚至說："我活着就是為了寫這本書，我推遲了死亡來寫它。"
在談話中，他提到赫拉巴爾的小人物地位與捷克文學傳統有關，他對憤世嫉俗和謙遜人物的寫作與中國作家截然不同，後者大多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一般來說，智力寫作往往是一個被忽視的視角，但赫拉巴爾可以站在底層，從向上看開始，最後表達人類的痛苦，關于人類的共同感受，俯視整個世界。至于赫拉巴爾的寫作特質，他形容這介于哈希克和卡夫卡之間，"哈希克對世界來說是一個笑的人，對卡夫卡來說，整個世界都在戰鬥，就像他頭上的一塊大石頭，兩者都被赫拉巴爾占據了，他是一位偉大的作家。"
在閱讀赫拉巴爾的過程中，路人最動人的，就是筆下小個子的神性和自我救贖。在《太吵寂寞》中，韓佳被一台印刷機中的工廠機器所取代，"潛意識裡，他完成了進入出版社的過程，把自己變成廢紙袋，帶着書去天堂，這是一種救贖的形式。"在小說《車廂》收錄在《嚴密監視的火車》一書中，孤獨的已故老人喂養了一群小貓，小心翼翼地照顧，但最終，因為貓咪過度繁殖而不得不選擇淘汰幾隻，進而陷入自責，直到事故逐漸平息。與此同時，殘忍的細節對貓的殺戮和面對面，老人始終保持着一顆忏悔的心，也是救贖。
在《太吵鬧的孤獨》一書中，赫拉巴爾寫了很多關于憐憫和憐憫的文章，他寫了關于耶稣，關于康德和他的道德秩序，關于老子和"世界是不友善的"。在一章中，韓佳清理了兩天的地下室，殺死了數百隻小老鼠。他記得，那些馴服的動物"沒什麼可求的，隻是啃着書本，在一堆廢紙上築巢，繁殖後代"，幼崽們蜷縮着身體，想到了在集中營裡死去的夫妻，一個來自措卡的小女孩，她會在寒冷中睡在他旁邊。韓佳對此深感悲痛，"天不仁慈，但也許還有比這條路更有價值的東西，那就是慈悲和愛，我忘記了，忘記了。"
<h3>與昆德拉不同，Hlabar在政治動蕩的歲月中一直存在</h3>
Hlabar所代表的捷克風味超越了"Babidale"生活方式及其所包含的捷克精神。
1968年8月，蘇聯飛機、坦克和武裝士兵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新當局制裁了那些不想公開支援占領的作家，并加強了對媒體的控制，以清除民主化。在極權主義政治中，許多對捷克共和國的未來感到絕望的知識分子流亡國外，尋找新的出路，其中包括中國讀者所熟知的米蘭·昆德拉。。赫拉巴爾也未能幸免于審查，他的作品被禁止.C，新的和出版的書籍被強行銷毀。他沒有離開捷克共和國，而是和妻子一起住在布拉格郊區一間樹木繁茂的小屋裡，孜孜不倦地寫作，認為這是重獲生活尊嚴的最佳方式。在政治動蕩中，他選擇出現在捷克文學中。
在20世紀，作家在當地文化中的存在和缺席是他們身份和概念的重要象征。在這個次元上，昆德拉和赫拉巴爾之間的對比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赫拉巴爾在捷克文學中的地位。在法國流亡後，昆德拉選擇用法語寫作，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折磨極權主義政治，以限制人性。他認為，昆德拉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捷克斯洛伐克高度意識形态的土地的産物"，他的創作與他前半生的經曆密切相關，而"離開這片土地後，他的創作更多地依賴于慣性和想象力"。相比之下，赫拉巴爾堅持用母語寫作，與政治保持距離，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上，把自己所有的人生經曆都變成文學，靜靜地講述每一個故事背後的故事。當然，寫作立場不能判斷創作的優劣，但從某種意義上說，赫拉巴爾保持着純文學的高尚。"當整個世界都在下沉，當環境在下沉時，他将捷克文學的連續性和完整性保持在高水準......Hlabar首先是捷克作家，其次是世界作家。"
他認為，這種純粹的寫作來自赫拉巴爾的自信，他将其描述為"在面對世界的過程中，我比世界更強大，我比世界更強大"。當赫拉巴爾不知道他的作品是否會出版時，他堅持以極大的耐心寫作，他的作品向後代證明，無論他們被政治環境蒙上多少年，他們讀起來還活着。關于赫拉巴爾的純潔，他高興地補充說，"捷克作家在寫作上有很強的抵抗意識，并且經常有将文學作為武器的意圖，"他曾經與伊萬·克利馬（Ivan Klima）聊天，後者沒有否認。但與赫拉巴爾不同的是，他可能從更純粹的内在驅動力出發，這使得他的作品"更加自然和精神上的美麗"。此外，他對捷克語的使用非常出色，每個單詞都足以讓讀者發笑或陷入沉思。
但是，一個作家在今天是否被廣泛閱讀，不僅取決于他在祖國的重要性。今天中國讀者讀赫拉巴爾的原因和意義在于，他是我們今天需要讀的作家，讀完後能引起深深的共鳴。另一方面，赫拉巴爾對中國作家的意義在于，他不斷努力活在底層，在寫作上毫不妥協，這是當今中國作家，特别是80後作家所缺乏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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