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虎生威過大年·墨香濱州】大平原（二百三十）｜故鄉故事——聽說書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我的家鄉惠民縣胡集鎮路家村，秋收之後，鄉親們農閑了，村裡就會出資雇請藝人來說書。說書的一般兩個人，除了說書的那個，還有一伴兒負責拿樂器行李、端茶倒水、接待等。

他們揀村中央一個空場，把鼓架好，說書的先在旁邊喝水靜等上人。估摸時候差不多了，就起身來到鼓前，左手拿闆，右手拿鼓槌，“咚咚咚”、“啪啪啪”敲打起來。這溫場的樂聲好比集結号，吹得還在家裡忙不停的鄉親們趕緊放下手裡的碗、掃帚，拿了馬紮或者闆凳急匆匆趕來。有貪活的嬸子大娘還拿着針線活來做。不多時，空場坐得滿滿當當。等的空兒，有的納鞋底，有的縫衣服，有的嗑瓜子，有的搓旱煙，搓好叼在嘴裡點着慢慢吸上一口，有的就張着雙手坐在那兒，好像專等着鼓掌或拍手叫好呢。還有站在外圍閑聊天的，還有依靠在柴火垛上的，比如我們幾個國小生。

說的書通常是《楊家将》、《呼家将》、《薛家将》、《嶽飛傳》等。一部書說完也得好長時間。說書的藝術形式應該是西河大鼓。說書人主要是唱，隔不幾句就會拖着很長、鼻音很重的“eng’eng”聲，那麼悠長，就像一個大大的句号。唱中間或前後還有念白，主要是交代故事緣起、主要人物及其關系，或者與觀衆互動，加強藝術效果等等。在說書人繪聲繪色的表演中，有千軍萬馬的厮殺，有父母對子女家國情懷的教誨，有少年英雄的意氣風發，有兒女情長，也有醜角的插科打诨。說到高興時，說書人鼻子眼睛都在笑；說到悲傷時，則眼睛濕潤，嘴角下撇，聲音也變得凝重，鼻音很重的拖腔也帶了哭的成分；說到大義凜然時，便挺胸昂首，劍眉倒豎，虎目圓睜。在他的帶動下，觀衆們時或捧腹大笑，時或拍手稱快，時或掩面而泣，時或目瞪口呆。瓜子忘了嗑，鞋底忘了納，煙蒂差點燒了手。

有段時間，我和幾個小夥伴迷上了《楊家将》，據說那個來自惠民縣城的說書女藝人是劉蘭芳的徒弟，說得可好了。有一天聽得入了迷，以至于忘了上課時間，猛然想起撒丫子跑回學校，已經上第二節課了。老師氣得讓在教室外面罰站，又心有不忍，改口道：誰背過乘法口訣就進去。 我是以雖然逃課也沒被罰站。在教室裡坐定半天，心怦怦跳個不停，還惦記着說書場上：一個同學聽他爺爺講，接下來該講楊三郎被亂馬踐踏而死那段了，唉，真是慘極了，要不說老楊家是滿門忠烈呢。說書人說到這段自己會哭嗎？聽書的大爺嬸子們會氣得罵娘嗎？老師……哦，老師在定定地看着我，我大概用直勾勾的眼神看她很久了。

每年農曆正月十二開始，是胡集鎮書會。書會據說起始于元朝，至今有800餘年曆史。每年這個時候，各地藝人都會雲集此地，打起十二分精神，使出渾身解數，明裡暗裡與同行一較高低。沒有裁判，決定高下的，隻看誰家的書場子裡觀衆人多、叫好聲響。1985年，在農村家家戶戶基本上還是土坯房的年代，胡集鎮起高樓，專門為書會蓋了曲藝廳。那一年書會達到了巅峰。全國曲藝名家姜昆、劉蘭芳等都應邀而來。各條村道上行人如流水，先彙聚到大道上，再以汪洋之勢彙聚到胡集鎮，再以澎湃之勢彙聚到曲藝廳。于是，十歲的我緊緊拽着父母的手，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什麼叫水洩不通，别說回家或者去曲藝廳了，哪個方向都去不了，在原地差點被擠為肉糜。從那以後我便得了擁擠恐懼症，尤其是後來聽說曲藝廳那兒擠死了一個孩子——不辨真假，隻是聽說——後，更加重了這份恐懼。

那年沒有擠到曲藝廳跟前，更别說進去了，後來寫作文獲獎去裡面領過一次獎，上國中時學校裡組織去那裡看了一場電影《媽媽再愛我一次》。這就是我對曲藝廳全部的印象了。

忘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說書藝人來的少了。某一年來了一個年輕的帥小夥，說着說着書，後來問：我給你們唱流行歌曲怎麼樣？你們愛聽嗎？小夥子一直很會跟觀衆互動，大家自然都說好。他于是不再說書，改唱歌：《血染的風采》、《十五的月亮》、《少年壯志不言愁》……上了歲數的覺得新鮮，青年人熱血沸騰，大姑娘小媳婦心旌搖動。與之相比，說書的好似成了老一套。大概此後一兩年，他不來了，說書的老藝人也不來了。

除了聽說書，我和姐姐們還喜歡抱着家裡枕頭大小的戲匣子（收音機）沉浸式聽評書。袁闊成的《三國演義》、單田芳的《三俠五義》、田連元的《隋唐演義》、劉蘭芳的《楊家将》等。從北屋抱着匣子到東邊的火屋，聽得炒菜忘了放鹽，聽得母親的呼喚變成了耳旁風。一晃那是幾十年前的事兒了，現在我是睡前打開手機在喜馬拉雅上聽單田芳的《白眉大俠》。但這些都沒有聽說書那麼過瘾，令人難忘，或許是因為說書藝人惟妙惟肖的表演？或許是因為場内鄉親們的情感共振？或許是因為逃課的慌張與不被罰站的竊喜？或許都有吧。責任編輯：張子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