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虎生威过大年·墨香滨州】大平原（二百三十）｜故乡故事——听说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的家乡惠民县胡集镇路家村，秋收之后，乡亲们农闲了，村里就会出资雇请艺人来说书。说书的一般两个人，除了说书的那个，还有一伴儿负责拿乐器行李、端茶倒水、接待等。

他们拣村中央一个空场，把鼓架好，说书的先在旁边喝水静等上人。估摸时候差不多了，就起身来到鼓前，左手拿板，右手拿鼓槌，“咚咚咚”、“啪啪啪”敲打起来。这温场的乐声好比集结号，吹得还在家里忙不停的乡亲们赶紧放下手里的碗、扫帚，拿了马扎或者板凳急匆匆赶来。有贪活的婶子大娘还拿着针线活来做。不多时，空场坐得满满当当。等的空儿，有的纳鞋底，有的缝衣服，有的嗑瓜子，有的搓旱烟，搓好叼在嘴里点着慢慢吸上一口，有的就张着双手坐在那儿，好像专等着鼓掌或拍手叫好呢。还有站在外围闲聊天的，还有依靠在柴火垛上的，比如我们几个小学生。

说的书通常是《杨家将》、《呼家将》、《薛家将》、《岳飞传》等。一部书说完也得好长时间。说书的艺术形式应该是西河大鼓。说书人主要是唱，隔不几句就会拖着很长、鼻音很重的“eng’eng”声，那么悠长，就像一个大大的句号。唱中间或前后还有念白，主要是交代故事缘起、主要人物及其关系，或者与观众互动，加强艺术效果等等。在说书人绘声绘色的表演中，有千军万马的厮杀，有父母对子女家国情怀的教诲，有少年英雄的意气风发，有儿女情长，也有丑角的插科打诨。说到高兴时，说书人鼻子眼睛都在笑；说到悲伤时，则眼睛湿润，嘴角下撇，声音也变得凝重，鼻音很重的拖腔也带了哭的成分；说到大义凛然时，便挺胸昂首，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在他的带动下，观众们时或捧腹大笑，时或拍手称快，时或掩面而泣，时或目瞪口呆。瓜子忘了嗑，鞋底忘了纳，烟蒂差点烧了手。

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小伙伴迷上了《杨家将》，据说那个来自惠民县城的说书女艺人是刘兰芳的徒弟，说得可好了。有一天听得入了迷，以至于忘了上课时间，猛然想起撒丫子跑回学校，已经上第二节课了。老师气得让在教室外面罚站，又心有不忍，改口道：谁背过乘法口诀就进去。 我因此虽然逃课也没被罚站。在教室里坐定半天，心怦怦跳个不停，还惦记着说书场上：一个同学听他爷爷讲，接下来该讲杨三郎被乱马践踏而死那段了，唉，真是惨极了，要不说老杨家是满门忠烈呢。说书人说到这段自己会哭吗？听书的大爷婶子们会气得骂娘吗？老师……哦，老师在定定地看着我，我大概用直勾勾的眼神看她很久了。

每年农历正月十二开始，是胡集镇书会。书会据说起始于元朝，至今有800余年历史。每年这个时候，各地艺人都会云集此地，打起十二分精神，使出浑身解数，明里暗里与同行一较高低。没有裁判，决定高下的，只看谁家的书场子里观众人多、叫好声响。1985年，在农村家家户户基本上还是土坯房的年代，胡集镇起高楼，专门为书会盖了曲艺厅。那一年书会达到了巅峰。全国曲艺名家姜昆、刘兰芳等都应邀而来。各条村道上行人如流水，先汇聚到大道上，再以汪洋之势汇聚到胡集镇，再以澎湃之势汇聚到曲艺厅。于是，十岁的我紧紧拽着父母的手，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水泄不通，别说回家或者去曲艺厅了，哪个方向都去不了，在原地差点被挤为肉糜。从那以后我便得了拥挤恐惧症，尤其是后来听说曲艺厅那儿挤死了一个孩子——不辨真假，只是听说——后，更加重了这份恐惧。

那年没有挤到曲艺厅跟前，更别说进去了，后来写作文获奖去里面领过一次奖，上初中时学校里组织去那里看了一场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这就是我对曲艺厅全部的印象了。

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说书艺人来的少了。某一年来了一个年轻的帅小伙，说着说着书，后来问：我给你们唱流行歌曲怎么样？你们爱听吗？小伙子一直很会跟观众互动，大家自然都说好。他于是不再说书，改唱歌：《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少年壮志不言愁》……上了岁数的觉得新鲜，青年人热血沸腾，大姑娘小媳妇心旌摇动。与之相比，说书的好似成了老一套。大概此后一两年，他不来了，说书的老艺人也不来了。

除了听说书，我和姐姐们还喜欢抱着家里枕头大小的戏匣子（收音机）沉浸式听评书。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单田芳的《三侠五义》、田连元的《隋唐演义》、刘兰芳的《杨家将》等。从北屋抱着匣子到东边的火屋，听得炒菜忘了放盐，听得母亲的呼唤变成了耳旁风。一晃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现在我是睡前打开手机在喜马拉雅上听单田芳的《白眉大侠》。但这些都没有听说书那么过瘾，令人难忘，或许是因为说书艺人惟妙惟肖的表演？或许是因为场内乡亲们的情感共振？或许是因为逃课的慌张与不被罚站的窃喜？或许都有吧。责任编辑：张子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