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競（口述） 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
劉炎（整理） 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
在北京和戴文賽先生相遇、相識
1948年的秋天，夏秋之際，我得知戴文賽先生并沒有到南京去，而是到燕京大學報到了。
李元告訴了我一個位址，同時還告訴了一個資訊：戴文賽先生這次到燕京來教書，肯定隻是一個中間過程。将來會有更固定的安排，長遠的打算，他将來完全有可能要到紫金山去。李元還透露一個資訊，說是戴文賽先生回京以後的第一件事情可能就要成家。他說你要到燕京去，很可能會見到這位未來學長的夫人。我就跟戴文賽先生寫了封信，介紹我自己，相約一時間到他家去做客。當時從北京城區到燕京大學有校車可去，我就搭校車到了燕京大學。他在燕南園，那是教授的别墅區，也就是梁思成、林徽因他們住的那樣的房子。到了戴先生的家，戴先生出門相迎，我看到後有點吃驚。因為戴文賽先生顯得比他應該的實際年齡要老一些，主要是因為他的頭謝頂了。我進到他的住宅後發現，他好像是旅行剛回來的樣子，完全是不像是就要在北京大學自己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住下的場景。行李也沒有打包，東垛一堆，西弄一箱地在那兒敞着，根本就不像有一個長久之計的那種局面。
戴先生非常熱情地歡迎我，介紹了他在英國留學時做恒星實體的光譜的工作，大學畢業論文等。當時跟戴先生談話非常廣泛，知道了他還會吹單簧管，他拿出樂譜來哼唱，我就知道他是會識讀的。在中國老一代的天文學家中，喜歡古典音樂的還是不少，但能夠識譜的，可就真是不多了。戴文賽就是一個極少有的、能夠識譜的古典音樂愛好者。這樣我跟戴先生又成了音樂領域的同好，非常高興。那次還在他家吃了晚飯，他家有一個男仆做飯。
于是，我就認識了一位大天文學家。
1952年版本的《天文學名詞》
戴先生在出國之後、回國之前就已經決定将要在天文領域紮根，在這個階段他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中國天文學會在1934年時出版了一本叫《天文學名詞》的書，這在當時世界上是有名的。有英、德、法、日幾種文字對照的，到現在已是一個文物了。
在1948年認識了戴先生之後，我得知他手邊已經積累了一些新的天文學名詞。戴先生是個有心人，早在進入天文領域之前，他已開始注意到天文學名詞的工作。他做一些天文學名詞收集的卡片，正面是中文，反面是英文，還寫上出處。這種卡片，是老一代天文學家，或者任何一個學科做科學名詞修訂時候必要的工具手段。他告訴我1934年出版的《天文學名詞》很可能要重版。
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教育事業也正在百廢俱興的時候，戴文賽先生果然編集出版了一本新的《天文學名詞》。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第一本，補充了1934年之後中文天文名詞的一大段空白，應該是功德無量的。
三種三語版式的《天文學名詞》
1957年2月，中國天文學會在南京召開建國後的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會上有一個重要的決定：要以天文學會的名義出版新中國的第二本天文學名詞詞典，希望限期兩年完成。于是新組建一個天文學名詞的審定委員會，戴文賽先生任主任，下面有兩、三位委員，都是副研究員以上的。但當時我和紫金山天文台的同僚沈良照都隻是研究實習員，還差兩檔，進不去。于是就成了委員會的從業人員。詞典的内容根據戴先生指導，由我們自己确定，有英、俄、中、三種版本。一個是英文開頭，英中俄；一個是俄文開頭，俄英中；一個是中文開頭，中英俄。這三本詞典就是我們自己給自己加了個任務。
我從1956年起，就繼續戴文賽先生在昆明還沒有完成的任務，把他的雙語對照卡片，再擴大兩種：一個是俄中，另一個是俄英，共三種卡片。當時沈良照由于身體不好，可能是呼吸的器官不太好，是以名義上是三人小組，實際上隻是我跟戴文賽的兩人小組。我把收集好、審定好的卡片帶到南京大學天文系，在與戴文賽先生吃完了午飯之後，就一起進行審定，這樣共做了兩年。
1959年時，我被調往北京天文台，就帶着這三大摞的卡片去北京。戴文賽先生非常慷慨，完全沒有說要什麼版權、版稅的，都沒有考慮，都給我了。我就把這三大摞卡片一起交到了科學出版社。由科學出版社進行名義上的審定，實際上因為有戴文賽的名聲擔着，很快就通過了。在1960年元旦之前，這三本書都出版了。應該說是按期、勝利地完成了中國天文學會交給的任務。
1959年的俄-中-英三語版式的《天文學名詞》
天文學名詞審定委員會一向被看成是一種天文公益事業，很少有談報酬之說。“出差費”，當時還沒有這個名詞。1959年這次的《天文學名詞》，大标題署的名是中國天文學會，而小标題倒成了李競和沈良照，卻沒有戴文賽。這都是上級的決定，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安排的。我總算挂了個名吧，還有了一點非常有限的稿費。
這就是在1959年向國慶獻禮的時候，中國天文學會完成的一個大的作品：三種三語版式的《天文學名詞》。這套《名詞》一直沿用到、盛行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在此之後，我跟戴先生就是山南海北，相隔長江了。共事的機會也比較少了，但是在一起開會的時機還是有的，是以跟戴先生還是常常相遇。跟戴先生相遇時我們有着一個永久不斷的話題，就是天文學名詞的審定，這是我們永遠的議題。
但是後來非常非常的遺憾，1979年時，戴先生因患肝癌不幸去世，留下了一大堆未竟的事業。他一輩子孜孜不倦，我猜測，以他的這樣的文豪，手邊可以出版的散文想必就有不少。
在此，我想借這個機會，在北京中日醫院養病的期間，叫我老伴給我錄音，回顧這從20世紀50年代初，一直到1959年最後時期的一些往事，主要是集中在天文名詞的審定上。
（2021.04）
（此文載于《天地境界 宇宙情懷——戴文賽先生紀念文集》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01）
責編：袁鳳芳
《中國國家天文》2022年1月刊
2022年天象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