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刊》主編李少君有個響亮的名号——“自然詩人”。這個名号從何而來？好像來自于中國人民大學的楊慶祥教授。《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6期上的一篇文章《在自然和肉身之間——關于李少君的詩歌》，作者就是楊慶祥。
李少君（圖檔來源于網絡）
楊慶祥教授在這篇文章裡說，“如果從‘詩’與‘畫’的角度讨論李少君的詩歌，或許我們可以把李少君了解為一位現代的‘自然詩人’”。由此，李少君“自然詩人”的稱号就深入人心了，他自己也好像挺滿意這個稱号的。
2022年1月21日，中國詩歌網釋出了一篇文章，《李敬澤：人與自然、人民與生态——在《十月》生态文學論壇和《詩刊》自然詩歌論壇的發言》。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說，他比較偏向于“生态文學”這個說法。
圖檔來源于中國詩歌網
李敬澤在文章裡提到了謝靈運、陶淵明、王維，說他們都是“自然詩人”的典型代表。但是在他們“自然寫作”的背後，其實還有階級背景和立場問題。王維的“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在“人閑”、“夜靜”的背後，一定有廣大的不閑和不靜。
然後，還說他當編輯的時候，很怕詩人或散文家寫自然、寫山水、寫鄉土，說有些人一提起筆來就“鄉紳”附體。“他要是穿越到東晉，肯定一頭紮到謝靈運身上，到唐代，就是王維，紮到陶淵明身上也是個小鄉紳啊，要不然他就拐個彎，飛過太平洋，撲到梭羅身上去了，反正他不會撲到千年前一個普通農夫身上。”
李敬澤（圖檔來源于網絡）
“日本的柄谷行人早就提醒我們，自然風景并非純然客觀之物，是通過主體的認知裝置生産出來的。”李敬澤說，這就是“存在決定意識，你在什麼位置上是什麼人，決定了你看見什麼風景，風景是你的鏡子。”
在李敬澤副主席看來，“自然寫作”很容易“鄉紳附體”。“人與自然的關系不能等同于‘我’與自然的關系，從‘我’出發回到‘我’”。而生态則不一樣，“‘生态’包含着總體性，是人與世界關系的總和，你可以說‘我與自然’，你說‘我與生态’就很怪，生态所對應的一定是廣大的人群乃至人類。”
生态“當然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但這個人不僅是審美的、内面的‘我’，它同時必須是‘大我’，必須建構起更為自覺、更為主動的社會主體。”是以，在李敬澤副主席看來，生态寫作比自然寫作更廣、更高，是“大我”與自然的統一。
我們先不讨論李敬澤副主席的這個觀點是對是錯，不過，号稱“自然詩人”的李少君，聽到了李副主席的這段話，會不會覺得有些尴尬？李副主席說自然寫作有“鄉紳氣息”，那在他眼裡，“自然詩人”李少君是不是就是典型的鄉紳模樣？
原本楊慶祥說李少君是“自然詩人”，其實是對他的誇獎，李少君也受用了幾年。沒想到十年之後，突然來了個李敬澤，偏偏看不慣“自然詩人”。關鍵是，他還是作協副主席，這就有點讓李少君難堪了。
我看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楊慶祥教授再寫一篇長篇大論，論證一下李少君其實是“生态詩人”，那就“完美”了。從“自然”到“生态”，其實也費不了多大勁，就是一篇文章而已。這對于楊慶祥教授來說，那就是小菜一碟。
楊慶祥（圖檔來源于網絡）
是以，現在的“著名詩人”們，最好不要輕易弄上個高帽戴在頭上。也許會一時風光，但說不定那一天，這頂帽子就變得尴尬了。戴着也不是，摘掉也不是，讓人哭笑不得，反而成了個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