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蘭芳：說書人是明白人

劉蘭芳：說書人是明白人

本刊記者/黃衛 鮑安琪

發于2022.1.24總第1030期《中國新聞周刊》

“我覺得他們這樣是沒到一定程度，你要真到了一定程度就不會有什麼‘偶像包袱’了。演員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觀衆捧着你，你是好演員；不捧着你，你什麼都不是。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劉蘭芳說。

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78歲的劉蘭芳和老伴王印權手挽手、拖着一隻拉杆箱就來了。盡管隻需要錄一個訪談短視訊，她還是習慣性地備好了兩件外套，以便根據背景闆顔色來挑選，箱子裡還有扇子、手絹等說書藝人的幾件寶。

她曾經“紅得是山崩地裂”，也曾身居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曲藝家協會主席之高位，但她說，越是這樣，你越不能端着，因為就端着最不值錢。

“說書人是明白人。因為我是講曆史的，縱觀曆史看得太清楚了，你上多高摔多重。有些人就是不懂得這個道理。”她說。

“小老藝人”

熟悉劉蘭芳的人都知道，她天天熬夜，每天晚上都在改稿或者背詞兒。她的這種習慣，是當年在鞍山曲藝團學藝時養成的。

1959年，15歲的劉蘭芳考入鞍山市曲藝團，成為一名學員。

當時鞍山是全國著名的“鋼都”，中國鋼産量1/4出在鞍鋼，每到晚上燈火鋼花相映，經濟繁榮。40裡鋼城，40萬鋼鐵大軍，每天三班倒，且單身職工居多，每天總有人聽書，是以鞍山興起了說書熱。市裡有大小21個茶社，說書人紛紛從河北、天津等地趕來，鞍山市曲藝團這個自負盈虧的民間演出團體名角彙聚。劉蘭芳和1956年進團的單田芳都是團裡的年輕學員。

（2019年11月，劉蘭芳從藝60周年，在江蘇南京播講《嶽飛傳》片段。圖/受訪者提供）

被稱為“師爺”的趙玉峰是“趙派”西河大鼓創始人、曲藝大家。每天早晨6點，他像鬧鐘一樣準時地用大煙袋來敲學員宿舍的窗子，領着他們去練功，吃完早飯再給他們念“書梁子”（指評書的故事梗概），開蒙之書是《三俠五義》。劉蘭芳記得很快，字都寫飛了，一天能記下一萬字。

劉蘭芳進團前是學東北大鼓的，是以正式拜團裡唱東北大鼓的孫惠文為師。但她還有一位沒有正式拜門的恩師，就是盲人弦師閻春田。閻春田發現她用功，嗓子好，唱得有情感，就提議她有空時來他家，幫她“歸置歸置”。

此後她每天吃完早飯，就到閻春田家去“遛嗓子”。開始弦要低，唱開之後音高再一點一點地漲上去，這樣才能養嗓子。他家立櫃上有面大鏡子，劉蘭芳就每天對着大鏡子練身段。怕打鼓聲音大擾鄰，閻春田讓她拿櫃子當鼓敲，她就天天怼那個櫃子。終于有一天，閻春田說：“好了，你的鼓打得可以了，和弦子能合上了。”那時櫃子已被她打出了一個深坑。閻春田笑說，等她成了角兒，得賠他一個新櫃子。

1962年劉蘭芳出師，成了一名正式演員。她随團去外地巡回演出，第一站是遼甯錦州。說書一般都是連續說“一轉兒”，由正月十五到端午節、端午節到中秋節、中秋節到正月十五分别為一轉兒，一年三轉兒。劇團在錦州說了一轉兒，再北上黑龍江鶴崗，她挂牌說《精忠說嶽》。

書是老師教的，但老師就教40分鐘左右的書梁子，可一場有兩個半小時，剩下的時間全靠自己編。一開始，她說得太快了，給她伴奏的閻春田提醒她，她光跑梁子了，“肉”太少，要她别緊張，沉住氣，再說的時候攢當點“小牽挂”（指小情節、小故事），她才懸崖勒馬。

每天晚上她都要冥思苦想第二天要說的詞兒，詞兒不夠，就去找閻春田，閻春田總是讓她别急，然後搜腸刮肚幫她編一段。但有時候在台上詞兒又不夠用了，這時候就得現編，這就是即興創作，這種東西觀衆最愛聽。

閻春田還是她的“舞台監督”。如果她老半天了光說不唱，閻春田就會自顧自“咣當咣當”開始拉弦，她就趕緊打闆唱一段東北大鼓；如果覺得她一段書說得不熱鬧了，他的弦也會“咣當咣當”響起，警告她。“他老這樣，實際是犯忌的，觀衆也能看見，但是對我來說幫助太大了。”劉蘭芳說。

她越說越好，場場滿座。她說，“三分唱，七分彈”，弦一好使，弦師的激情感染了你，說書如有神助，信手拈來，脫口而出，合轍押韻。

閻春田不但是她的恩師，還是她的媒人，給她介紹了當時在鞍山曲藝團擔任民歌說唱隊隊長的王印權。1965年兩人結了婚，婚後一起搞評書，一個表演一個創作，婦唱夫随，相伴至今。

“文革”開始後，王印權偷偷把她七年來辛苦積累的《精忠說嶽》《楊家将》《三俠五義》等幾部大書的書梁子一把火燒成了灰燼。其中，她最心疼的是《精忠說嶽》，這是團裡著名說書藝人楊呈田傳下的。是楊呈田發掘了她，把她帶進了鞍山曲藝團。他每天給他們這些學員念這部書梁子，教了一個月，她記錄了八萬字，視這部書為寶中之寶。

她哭着說：“你就是把我燒了，也不能燒了這些書梁子啊！”王印權黯然說：“不燒行嗎？你已經被他們說成‘小老藝人’，再抄出這些書梁子的話怎麼活？”

（1987年，劉蘭芳在山東惠民胡集書會。攝影/王印權）

“我這個勞模就是這麼換來的”

“文革”結束後，一度解散的鞍山市曲藝團重建。1979年，鞍山市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副主任李喜元找到了劉蘭芳。

當時全國還沒有一家電台播放傳統評書，李喜元想要沖破這個禁區，并決定由劉蘭芳來打頭炮，錄哪部由她考慮，最好是借古論今，有現實意義。她跟王印權商量後，提出錄《嶽飛傳》，李喜元幹脆地同意了。

此時，離她上次說這部書已過去了17年，楊呈田已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她記錄的書梁子也已化為灰燼，所幸她記憶力好，還能記得一部分書梁子。鞍山曲藝團團長師智富跑遍了全鞍山市，終于在市圖書館找到了一部清代錢彩所著《說嶽全傳》和一套《兩宋史資料彙編》。

在電台錄音不能像在茶社說書那樣臨時加“小牽挂”，必須要有腳本。當時團裡演出任務很重，她一天在茶社演出兩場，下午場說《明英烈》，晚場說《大隋唐》，晚上9點後才有時間寫腳本。她先寫，後半夜再由王印權接着寫。每寫完幾回，就趁上午沒有演出時去電台錄音。錄音一天的酬勞是3塊錢，還要上交團裡一塊。

1979年9月1日，《嶽飛傳》由鞍山人民廣播電台首播。不到一年時間裡，全國66家電台轉播。

那時，一到中午十二點半或晚上六點半，隻要有人喊一聲“到點了！《嶽飛傳》來了！”在戶外滾鐵環、打彈子的孩子們呼啦一下跑得幹幹淨淨。家家戶戶都守在收音機旁凝神靜聽。很多地方的半導體收音機都賣斷了貨。

劉蘭芳收到了三萬多封聽衆來信。有人說，嶽飛父子三人的慘死尤其是嶽飛臨死前在漫天風雪中的一段獨白，讓他一連多日都非常痛苦，聯想起“文革”中那些含冤而死的人們，他的淚水再也止不住。

劉蘭芳一炮而紅，各種榮譽接踵而至，拿獎拿到手軟，還入了黨、當了勞模。

1983年春，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劉蘭芳組織了一支十來人的演出隊，叫“劉蘭芳演出隊”，長年在外演出。她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演出隊每年給團裡創收十幾萬元。年終時，大家一人200塊錢獎金，曲藝團黨支部書記蘇興武說，劉蘭芳今年貢獻大，給她400塊行不？大家說，行！“我就多這200塊錢。我這個勞模就是這麼換來的。”

1984年，劉蘭芳當上了鞍山市曲藝團團長。團裡100多人，最多時候160人，财政隻管44個退休人員的工資，不足部分由團裡自籌。财務人員說聲“團長，沒錢了”，她就帶人出去演出，回來就夠了。每次演出都有财務人員随行，她從不經手錢款。

1985年她當選為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1993年任鞍山市文化局副局長。她說，前輩說書藝人可能業務比她還好，但是沒趕上好時候。“老師們就是光懂業務，我還知道要講政治，要跟上時代的步伐。”

她報恩來了。她将閻春田聘請為團裡的教師，讓他發揮一技之長，老有所依。後來，她還把閻春田接到北京，帶着他四處遊覽，到長城摸摸長城磚，到故宮摸摸大門上的九九八十一根標頭釘。

主持曲協

1996年，劉蘭芳從鞍山市文化局副局長任上調到北京，擔任中國曲協分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我已52歲了，我的青春已獻在這了，再演太累了，不要在這養老，還是走吧！這才把關系轉到了中國曲協。”

2001年12月，她當選為中國文聯副主席，2002年又當選為中國曲協主席。她主持曲協工作16年，直到2012年才由姜昆接任。

文藝界是非多，她從地方上調來，一開始人生地不熟，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

後來擔任她業務助理的邵秋實聽說，她召集了一個“智囊團”，集思廣益。她在鞍山時就承包曲藝團，還曾辦過面包廠、印刷廠，建起了有曲藝演出的“蘭芳茶樓”，是作為文藝界搞改革開放的典型調來的。當時允許搞創收，她運用這些經驗，把曲協多餘的辦公場所出租，以籌集活動經費，改善從業人員待遇。漸漸地，她得到了大家的認可。

作為女性上司，她格外注意避嫌，從來不混圈子，而且特别痛恨酒局。

就在這期間，她的小兒子王鵬1998年在鞍山家中突然病逝，年僅25歲。她悲痛欲絕，說如果能換回兒子，甯願沒有今天。邵秋實說，自那以後鞍山成了她心中永遠的痛。有時候邵秋實包餃子，想喝點小酒，她總是要邵秋實别喝，說一提到喝酒她都恨死了。

盡管行政事務繁雜，但她始終堅持一條：不放松業務，永遠研究業務。她跟在鞍山當曲藝團團長時一樣還是不管錢，由辦公室主任管。

“為啥？因為以史為鑒。‘文化大革命’時看見人家挨批挨鬥，我都吓死了。作為一個演員，你要時時刻刻注意别惹事。我們膽兒最小。”她說。

徒弟們

劉蘭芳有兩門弟子，一門是東北大鼓，一門是評書。評書門裡有30名弟子。

“兒徒”王雙鳳是劉蘭芳1980年去黑龍江巡回演出時收的第一個徒弟，當時才16歲，是齊齊哈爾市曲藝團的東北大鼓演員，現在她是鞍山市的評書傳承人。

王雙鳳記得，從她認識劉蘭芳起，劉蘭芳好像每天晚上都在背詞，一背背到夜裡兩三點。她去看劉蘭芳，劉蘭芳經常說：“我新上了一個段子，我給你說說。”這一說，能從家裡一路說到飯店。劉蘭芳76歲了還能背下新的評書貫口《鐘南山——我心中的山》。貫口是不容人思考的，必須背得滾瓜爛熟，才能脫口而出。“那貫口那麼容易說呢？我都望而生畏。所有的人都佩服我師父用功。”王雙鳳說。

劉朝是劉蘭芳1982年巡回演出時在昆明軍區文工團收下的女弟子（1994年正式拜師），因為入門早，資曆深，在劉蘭芳門中被叫做“大師姐”。劉朝本來是多面手，能歌善舞，師從劉蘭芳後開始轉向評書領域。她說，評書有特殊的“口風”，有的人隻能講故事，說評書是說不起來的，因為沒有韻，而評書的口風裡是帶韻的。

劉朝說，曲藝跟戲曲不同，戲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戲劇，有程式化的一整套東西，而曲藝都是一兩個人唱獨角戲，一個人就是一個小作坊，很多人都把自己那點東西看得特别嚴，有種秘不可傳的感覺，唯恐别人掏得太多。因為以前的茶館文藝就是這樣的，一杯茶裡頭有一半都是書錢，你天天聽可以，你來偷不行，一看見同行來了還改詞呢。但劉蘭芳不是這樣，是“過真綱”的。

她記得，劉蘭芳有次給她講授《嶽飛傳》裡的一個著名片段“抛彩招親”。這是一個很精彩的單段，有各具特色的人物角色音，還有畫面感很強的場面描寫，一開始就讓人産生代入感，用話劇的說法叫“規定情境”，評書的說法叫“擺砌末子”。劉蘭芳就給她分析，要怎麼做形體，怎麼使扇子，評書的發聲要發中音，也就是從中胸腔發出。

她發現，劉蘭芳觀察人物和動作特别走心，去兵馬俑的時候會留心看門朝哪邊開，仔細數裡面一行一列到底有多少兵馬俑，還注意到這些兵馬俑裡單眼皮多。

劉蘭芳幾乎每年都要輪番召集弟子們去參加馬街書會。馬街書會在河南省寶豐縣，可謂曲藝界的行業會展，曆六百年不衰。每到正月十三，成百上千來自全國各地的民間曲藝藝人負鼓攜琴，彙聚馬街。觀衆達十萬之多，人山人海，萬頭攢動。

書會的場地在一大片麥子地裡。劉朝回憶，馬街書會是她到過的最冷的地方，空曠的麥子地裡沒有任何遮擋，北風刮起來肆無忌憚，一張口滿嘴沙子，擤個鼻涕都好像馬上會被凍住。他們都捂得嚴嚴實實還凍得發抖，70多歲的劉蘭芳卻穿着一件單薄的演出服上場，說穿多了會被“勒住”。她表演的節目時間都不短，狂風卷起她的白袖子，讓弟子們還能說什麼呢，隻有也脫掉大衣抖擻精神上場。

王封臣入門時間晚，2005年才初識劉蘭芳，但在劉門中綜合排名第18。

他說，這個行業的人在做了行政管理工作之後，業務一般都會受到很大影響，但劉蘭芳是一個特例。她自己給自己定了一個規矩：每年必須錄一部新編長篇評書。

從2005年起，劉蘭芳很多新編短段、長書王封臣都參與了創作。她搭建了一個創作班底，由王印權、楊清江和王封臣組成。他們寫出初稿後，再由劉蘭芳進行加工。

他回憶，跟劉蘭芳合作不到三個月時，有一天在一個飯局上，劉蘭芳笑道：“封臣，你拜我為師吧！”事出突然，他有點發愣。劉蘭芳反應很快，忙說：“當然我們這個行規就是‘師訪徒三年、徒訪師三年’，我覺得你行，你還得看看我合适不合适呢。”飯局散後，朋友把他拽到一邊說：“你傻呀？一般人一聽這話撲通就跪那了！”三個月後是春節，他去劉蘭芳家拜年時就提出了拜師的請求，2009年正式行了拜師禮。

還沒入門的時候，劉蘭芳要他幫忙把《軒轅皇帝》改成評書。他寫完一部分後，接到劉蘭芳打來的電話，她說：“封臣，你算是把我們說書人給琢磨透了！”他暗自歡喜，嘴裡說着“沒有沒有”，卻聽劉蘭芳接着說：“你把我們說書人這些亂七八糟的，全學會了！”

她說，你寫的這些嗯嗯啊啊、哎喲哈都是“話作料”，這些不應該出現在你的藍本上，而且裡面有很多救命詞，什麼叫救命詞你懂嗎？王封臣說，不懂。她說，每個人上台說書，腦袋都會有短路的時候，比如張三打遠處過來，李四擡眼一看，“哎呀！”這就給了你三秒鐘的思考時間，這就是“救命詞”。你不能把這個詞也給我加上，我需要用的時候我自然會用。

她還說，為什麼我叫你幫我創作？如果寫這種東西，我不比你懂嗎？我要的是你年輕人的思維，要的是新鮮血液，這方面我得向你們學習，你們不要給我弄老的東西。

王封臣是夜貓子，劉蘭芳每天都睡得很晚，經常晚上12點給他打電話，嘩啦嘩啦地翻着稿子說：“我在看你稿子，這塊兒有一點我看不明白，我跟你探讨探讨。”這個時間段如果去她家，會發現桌上、沙發上到處堆着稿子，還有筆、剪刀、膠水，她因為缺少睡眠而一臉憔悴。經常王印權和王封臣都覺得可以了，她覺得還不行，她常說的一句話是“怕砸牌子”。

王封臣說，劉蘭芳從不虧弟子，這個行當裡很多人覺得弟子就應該服其勞，但她不這樣。她讓王封臣幫着寫東西，過兩天就會給他發一個紅包，并且告訴他，人家給了多少錢，她拿多少，給他多少。他說不要，劉蘭芳會說：“接着接着！老師掙錢了，掙錢了就有你的。”

有時候他發朋友圈，說新創作的某部書在中央台播出了，劉蘭芳會打來電話，讓他改一下，加上括号，注明是跟誰合作的。

他覺得，評書大家們各具特色。單田芳嗓子沙啞，但他說的書“筋骨”好，容易帶入，三兩句話就能把人抓住；袁闊成“帥”，工架好，空間轉換流暢；田連元在小細節上見長，常有小幽默，熱鬧；劉蘭芳則善于用聲音塑造人物，能明顯區分出不同人物的角色音。

劉蘭芳經常建議王封臣往學者方向走，穿得更年輕更洋氣一些，不要弄那些大褂子。“你打扮得老氣橫秋的，你這是跟誰裝？”盡管這些話有時讓人挂不住，但王封臣還是覺得，自己是劉門弟子中收獲特别多的一個，因為在一個個字細摳一部書時，也就掌握了評書的藝術規律。

他覺得，劉蘭芳的走紅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都有。她那一代人正好處在新舊藝術交替時代。他們從小刻苦練功，為生計上台，半個小時的書梁子要說兩個半小時，這樣的訓練給他們打下了極其紮實的藝術功底。而在他們藝術生命最成熟時，又趕上了八九十年代的評書“黃金時代”。“現在很多人說評書衰落了，其實不對。評書在曆史上一直就是這樣，除了在那個‘黃金時代’之外從來沒有成為主流藝術，但它的生命力也一直不斷。”

他說，新媒體的出現恰恰給了評書一個生長的契機，反倒是現在，他可以用評書養活自己了。2015年，他辭去了做了15年的品牌策劃工作，全職做起了評書工作。

陰差陽錯，邵秋實沒有成為劉蘭芳的徒弟，卻在退休後成了她的助理。

“文革”期間，她和劉蘭芳都曾在鞍山市“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劉蘭芳是演員，她是報幕員。後來劉蘭芳回到鞍山市曲藝團，她去了鞍山市話劇團，那時劉蘭芳就常說以後要收她當徒。再後來她調到鞍山市文聯組聯部當主任，擔任鞍山市文聯副主席的劉蘭芳成了她的上司。

2016年，邵秋實退休後随兒子落戶北京，成了劉蘭芳的助理，當時她已67歲了。很多人奇怪劉蘭芳找了個歲數這麼大的人做助理，但她就看中邵秋實知根知底，踏實負責。

邵秋實說，劉蘭芳接到的演出邀請不斷，因為第一她位置高，第二她名氣大，第三她費用少，實際上有時候才給幾千塊錢，但她并不計較。找她做廣告的也很多，有的給到一兩百萬之多，她都不接，找她在抖音等平台開視訊号，她也不肯。她說，廣告、短視訊這些東西出問題怎麼辦，掙錢，錢掙到什麼時候是個頭？

“是以網絡之大，沒有她的負面新聞。她很愛惜自己的羽毛。”邵秋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劉蘭芳不太愛談及圈内的事，尤其是不願評論當紅的曲藝界明星，擔心在網上引起輿情，“咱打不過水軍”。

她愛看網絡小說，已經花了幾千塊錢，看了幾千集了。一開始她每天充值，後來發現包年辦會員劃算，就辦了包年。她把看網絡小說當做一種學習新的語言的機會，看後她發現，網絡小說跟評書藝術一樣，就是制造懸念，讓人欲罷不能。

2021年12月中旬，喜馬拉雅等平台上線了她播講的新編評書《新鬥羅大陸》。這是根據經典穿越玄幻小說改編的，王封臣也參與了改編。

他說，他與師父還是第一次接觸将玄幻穿越小說改編成評書，這是争取新一代年輕聽衆的嘗試。播講這部評書非常難為師父，因為她需要完全背下來，有情節的還好一點，尤其困難的是那些魂魄技能、招法招式、兵器名稱等奇異玄怪的東西，一串一串的，挑戰很大，但78歲的她狀态不減當年，節目播出後點贊一片。

她相信，不管到什麼時候，曲藝永遠有它的生命力，因為它來自基層，老百姓喜歡。她說的多部評書在喜馬拉雅點選率加起來有幾十個億，自己看到都吓了一跳。邵秋實替她抱不平，覺得她沒有像别的評書大家那樣賺到大錢，但她說自己“賺到名”了。

她說，說書有上千年曆史，說書藝人自古以來都是紅的時候連吃帶喝、前呼後擁，但晚景凄涼，有的就凍死在陰溝裡，用蘆席一卷，或者藝人們湊錢弄一口薄皮棺材。今天的社會裡藝人叫文藝工作者、藝術家（當然現在又叫“藝人”了，她說），政治待遇不低，又有養老金，很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