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彥：把紅色作品譯好（作家近況）

托馬斯·亞瑟·畢森著、李彥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從英中雙語小說《紅浮萍》《雪百合》，到英國文集《沿着絲綢之路》《重讀白求恩》，再到紀實文學《不遠萬裡》《尺素天涯》，李彥的創作與翻譯總是與中國人文曆史、紅色歲月息息相關。她近期給我們帶來的譯作《1937，延安對話》，被譽為一部新發現的《紅星照耀中國》。該書作者托馬斯·亞瑟·畢森在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前夕，以真實而自然的訪談記錄，客觀再現了中共延安時期的革命實踐與思想理論，生動刻畫出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超凡氣質、對中國革命的前瞻性思考與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身為遊子，對故園總是充滿回望與想象，更被中國革命上司人的人格魅力所震撼。收到《當代》雜志的邀請後，我便積極投入到《1937，延安對話》的翻譯中。”李彥說。

然而，翻譯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這樣一部紅色作品，不僅需要對黨史有較為深入的了解，還要知道當時的外國人是如何用英語來表達這一切。正如《1937，延安對話》序言中，歐文·拉鐵摩爾教授所說，當翻譯是個非常不幸的苦差事。因為譯者不得不全神貫注應對每一個詞組、每一個短句，以保證翻譯的準确性。對此，李彥坦言：“僅從個人興趣來講，我甯願自己搞創作，也不願翻譯他人的作品。創作時，思緒可不受拘泥，是一種享受；而曆史文獻的翻譯，需嚴謹認真、一絲不苟，對譯者的耐心和責任感是嚴格的考驗。《1937，延安對話》，是一部涉及中共黨史的文獻，翻譯時更不可随心所欲。”

李彥舉了一個例子，原著中，畢森與朱德會見時提到一句話，是“毛澤東的名言”。若直譯這句話，就是“政治讓槍口朝前射擊”。李彥幼時熟讀《毛主席語錄》，從未見過這句“名言”。她推測這句英文應該指的是：“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為了核實她的推斷，李彥請教國内權威專家，最終得到核實與确認，原汁原味譯出了這句話。

李彥信奉嚴複“信、達、雅”的标準，認為對紅色著作翻譯更要遵循“信、達、雅”。她贊同一些學者對三者關系的闡釋：“信”“達”兩字互為依存，“達”“雅”兩字互為聯系。“信”是目标，“達”是手段，“雅”是服務“達”的輔助手段。翻譯紅色著作時，尤其要強調嚴謹準确(信)、歸化性可讀(達)、文學藝術化寫譯(雅)。這在《1937，延安對話》的翻譯中有充分的展現，譯文中不乏帶有漢語特色的成語，如聲名鵲起、作繭自縛，和前門驅虎、後門進狼等中國諺語。李彥通過融入一些帶有象征性的中文詞彙和成語，來增強可讀性。書中還可見大量陝西方言以及中國革命年代特定的術語，如紅小鬼、陝甘甯邊區、農民互助組等。

中外文學雙向互譯，是李彥近年來關注的問題。在她看來，翻譯對講好中國故事十分重要。“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中，很多都反映出中國人民勤勞勇敢、堅韌不拔、寬厚忍耐、悲天憫人的情懷，非常值得翻譯推薦，介紹給世界人民。要加大對青年學生的培養力度，讓更多人有興趣、有能力投入中外文學翻譯實踐中。”李彥說。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學語言與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