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晚期，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被迫逐漸開放，大批西方傳教士、商人等湧入中國，這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極為繁盛的時期，專業漢學出現并蓬勃發展，遊記和傳教士翻譯創作著作也在這一時期繼續湧現。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一個新的群體開始出現。随着通商口岸和内地的逐漸開放，西方女性來到中國，這一獨特群體在晚清民初的社會文化生活中都産生了影響，一大批女性遊記作品在當時出版發行，如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Bird，1831-1904）的《1898：一個英國女人眼中的中國》，立德夫人（Alicia Little，1845-1926）的《我的北京花園》、《穿藍色長袍的國度》、《親密接觸中國——我眼中的中國人》，康斯坦絲·卡明（Constance Cumming，1837-1924）的《漫遊中國》和艾米麗·坎普（Emily Kemp，1860-1939）的《中國的面容——一個英國女畫家塵封百年的記憶》等。這些遊記共同建構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女性旅行者眼中的中國形象。
一、 1840年之前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
中英文化交流已有長達幾個世紀的曆史，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由來己久。張隆溪曾在《非我的神話》一文中指出，“西方心目中的中國形象是在曆史過程中形成的形象，代表着不同于西方的價值觀念，這不同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壞。在不同時期，中國、印度、非洲和中東都起過對襯西方的作用，或者是作為理想化的烏托邦、誘人和充滿異國風味的夢境，或者作為永遠停滞、精神上盲目無知的國土”。幾個世紀以來，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也曆經諸多變化。
早在14世紀，英國作家約翰·曼德維爾的《曼德維爾遊記》中就出現了中國契丹的形象。遊記中提到“大汗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領主，無論是長老約翰，還是巴比倫的蘇丹，或是波斯的皇帝均遜色于他。在鞑靼國，男子可以随意娶妻，可一百，可幾十。除了自己的姐妹、母親、女兒不可娶外，可在親族中任意聘娶……他們信奉萬能的上帝，也信奉金、銀制成的偶像，并且向偶像敬獻牲畜的初乳”。16世紀，莎士比亞的戲劇、培根的著作中都曾提到過中國。到了17世紀，在彌爾頓的《失樂園》中，中國被稱為“塞卡麗那”（絲綢之國），“中國人推着輕便的竹車，靠帆和風力前進”。
18世紀，整個歐洲興起“中國熱”，具有異國情調的中國人、服裝、生活用品、園林、漢語等成為當時英國社會的流行風尚。1762年哥爾斯密的《世界公民》模仿孟德斯塢的《波斯人信劄》以書信體諷刺這一英國社會現狀。在李濟安的一封信中，一位英國女士的形象極具諷刺性地表現出當時英國社會的“中國熱”，那位有身份的英國女士看到李濟安後雙目炯炯有神，異常激動：“天哪！難道這就是那位來自遙遠國度的先生？他的整個外表看上去很有幾分不同尋常。上帝呀，他那帶有異國風情的臉龐真讓我着迷，他那奇妙的額頭散發出無窮魅力。我真想見見他穿本國服裝的樣子。先生請轉過身去，讓我看看你的背面。喔，你看上去旅行過很多地方。侍應生，去拿一盤切成小塊的牛肉來，我非常樂于看他進食的模樣。請問，先生，你帶筷子來了嗎？看看他如何把肉夾起來迅速扔到嘴裡一定有趣極了。請講一點漢語：我本人也曾學過一點那種語言。上帝呀，你沒帶那有趣的中國東西來嗎？那種讓我們不知如何是好的東西？我這兒收藏了二十件中國的，然而在這個世界上毫無用處的東西。請看那些罐子，它們的豆綠色很正：這些是當家具用的。”哥爾斯密表達的正是對當時英國“中國熱”的諷刺和批判。
18世紀末的英國工業高速發展，開始在海外尋求擴大勢力範圍，推行貿易擴張。1792年英政府派馬戛爾尼率使團訪華，觐見乾隆皇帝，試圖要求清廷開放貿易口岸、劃分英商居留地、減免課稅、設常設使館、允許英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等。當時的中國清政府以“天朝上國”自居，無意與英國平起平坐，是以拒絕了這些要求。1794年3月馬戛爾尼自澳門離開中國，回國之後著《中國日記》和《中國觀察記》，其他使團成員也出版了諸多遊記性質作品，如副使斯當東的《英使谒見乾隆紀實》、安德森的《英國使團訪華記》、雷姆斯的《塞缪爾·霍姆斯先生護衛馬戛爾尼使團的日記》、吉蘭的《吉蘭醫生關于中國内科、外科和化學狀況的觀察》、丁威迪的《穿越中國的旅行日記》和巴羅的《中國旅行記》等。18世紀末，尤其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歸來之後，英國的“中國熱”狀況有所改變，正如錢鐘書先生指出的，“自從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漢學在英國成為了一門專門的學科，而專門化的損失是在專業學者相關這個主題的知識越來越豐富的同時，普通大衆對其關注卻越來越少。這個主題不再是人文、文化興趣的組成部分了”。對此葉向陽博士也強調，1790-1804年間，英國“出版了一些介紹中國的著作，但除了與中國有關的應時詩作外，已很難見到包含中國内容的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了。在此前的17、18世紀英國曾大量出版的有關中國的翻譯著作在本階段基本不見了，收錄有中國内容的遊記選集也銷聲匿迹了”。
馬戛爾尼在日記最後對當時的中國做出評價：“中華帝國是一艘陳舊而又古怪的一流戰艦，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繼的能幹而警覺的官員設法使它漂浮着，并憑借其龐大外觀而使四鄰畏懼。但當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領航時，它便失去了紀律與安全。它可能不會立即沉沒，它可能會像殘舸一樣飄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卻無法在其破舊的基礎上重建起來。”這段對中國的著名論斷似乎預言了接下來整整一個世紀的中國社會現實。19世紀的英國不斷尋求世界貿易擴張，夥同其他西方強國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争奪海外殖民地，而中國内憂外患的處境日益加劇，清政府腐敗無能，割地和巨額賠款導緻民不聊生。一個多世紀的“中國熱”漸涼。
二、1840-1911年英國來華女性遊記中的中國
1840年中英鴉片戰争中中國的戰敗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開啟了中國半殖民地社會的序幕，英國文學和文化中的中國形象也發生轉變。米麗耶·德特利在《19世紀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一文中指出了這種截然不同的形象變化，“1840年以來描寫中國的文學大量湧現（随着中國國門被迫打開，湧現了大量遊記以及從遊記中汲取靈感的虛構作品），這些作品給人的印象是無休止地和過去的文學作品進行清算：因為他們不斷地有意無意地對照耶稣會士和啟蒙哲學家塑造的理想的中國人形象，建立了一個完全相反的新形象。對中國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厭惡，由崇敬到诋毀，由好奇到蔑視”。這一時期的中國人形象成為西方人眼中拖着豬尾（pig-tail）的野蠻人（barbarians）。1860年12月22日，英國漫畫雜志《笨拙》（Punch）刊載一幅《在中國我們應該做什麼》（What We Ought to Do in China）的漫畫，畫中象征中國的龍指甲尖長、辮子朝天、腳着方鞋，面容猙獰、形神狼狽，身後一名歐洲騎兵揮舞鍊球，身手矯健。這幅漫畫典型地反映了當時英國政府對待中國的态度。第二次鴉片戰争之後，中國徹底喪失防線，随着各種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大片領土被西方強國瓜分，大英帝國更加肆無忌憚地在中國進行殖民擴張，力圖謀求更多勢力範圍和貿易特權。此時的中國正如龍在西方的邪惡形象一樣，成為被訓斥和鞭打的對象。
中英鴉片戰争以後，維多利亞女性旅行者來到中國，第一次親眼目睹這個一直存在于紙上和想象中的國家，而中國也首次處于西方女性的凝視之中，它的社會現實、風土人情直接呈現在這些女性旅行者的面前，并在不同程度上沖擊着她們對中國已有的幻想。在旅行途中，這些幻想不斷與遭遇到的資訊和景象相融合，逐漸生成新的中國形象，并在之後自覺的遊記寫作中以不同方式呈現給西方讀者。于是，我們得以看到這一新型群體筆下的中國——1840-1911年英國來華女性遊記中的中國形象。
1. 圖像中國
19世紀遊記的一個重要變化是遊記的記錄工具開始從文字叙述逐漸發展到文字、繪畫和照片相結合。圖像中國成為遊記中中國形象的另一種表達方式。1839年，法國人達蓋爾（Louis-Jacques-Mande Daguerre）發明第一台銀版照相機，此後，照相機技術迅速發展，可攜帶性和呈像性不斷增強，這就導緻19世紀遊記的表現形式發生變化，照片逐漸成為旅行記錄的一種流行方式，它和文字、繪畫共同成為遊記的一部分。早至19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成員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就以照片形式記錄了當時的中國。他在1868年首次來到香港，1870年開始在中國東南、華北和長江流域旅行，拍攝了大量中國風景和人物照片，1873年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國攝影集《圖像中國》（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A Series of Two Hundred Photograph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ve of the Places and People Represented，1873-1874），之後又出版了《穿越中國》（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1898）。約翰·湯姆森當時還是皇家地理學會的旅行攝影指導，專門教授地理學會成員盡快掌握攝影技術，以照片記錄旅行。自此之後的來華遊記中圖像逐漸增多，攝影成為另一種遊記書寫方式。
表述方式的轉變無疑為西方社會中的中國形象提供了新的參照。本文在此試圖把它與文字表達方式相關聯，考察圖像中國與遊記作者本身的關系。旅行者的遊記雖然主觀色彩較濃，卻也不可避免地或隐或顯地在追求可信性，作為親眼親曆者，遊記作者力圖為本國讀者提供一種看似真實的景象，尤其是遙遠的異國旅行。是以，圖像因其相對真實、直覺、更具說服力的特點，成為遊記中語言表達方式的有效補充。在本文所選的四位旅行者中，除康斯坦絲·卡明外，其他三人的遊記中都附有大量的圖檔，包括照片和畫作。這些圖像或是出于真實地理考察的需要，或是藝術寫生，或者為了記錄旅行沿途風景。伊莎貝拉·伯德的《1898：一個英國女性眼中的中國》附有113張照片和畫作，立德夫人的《我的北京花園》也附有90張照片，基本每隔一頁都會有照片出現。1900年伊莎貝拉·伯德還出版了攝影集《中國圖景》（Chinese Pictures: Notes on Photographs Made in China），在這部作品中，文字成為照片的解說詞。圖像在這一時期的遊記中大量出現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不同旅行者記錄的圖像所呈現出的的主觀色彩各異，影像的截取與旅行者本人的态度、對中國的認識以及旅行目的密切相關，它與旅行者的身體實踐相結合，是他者形象的另一種表達工具。《1898：一個英國女性眼中的中國》中的圖檔大多呈現旅行途中的自然風景和人文建築，人物圖檔相對較少。立德夫人的《穿藍色長袍的國度》同樣附帶了許多照片，但其中近三分之二都是人物照片，如木偶戲表演者、吸食鴉片的中國人、和尚、道士、天主教傳教士、農村紡紗的婦女、村中的小販、宴席上的人們、花園中唱戲的戲班、中國商人的兒子、學塾裡的先生和學生、官員的随從、操練的中國士兵、蒙古族男子、苗族跳舞的婦女、衣着華麗的香港女士、地方官、纏足的婦女和孩子，甚至還有她與所養家畜的合影。
遊記風格與她們對中國景象的選取角度密切相關。伊莎貝拉·伯德作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身兼作家和旅行家的雙重身份，這種身份特點導緻她的遊記書寫注重科學缜密性，主觀評論相對較少，若因缺乏了解而更少加置評，遊記呈現精确客觀的科學叙述風格。在為期八個月的中國旅行中，伊莎貝拉·伯德試圖對中國做一種全景式的人文地理考察，每至一處，她都會花費大量筆墨描述當地的水文地貌、出産物品、貿易前景等。這一特點在文字書寫方式中的最簡單突出的表現就是遊記中不斷出現許多精确的數字陳述，從旅行裡程到氣溫差異，從棺材價格到鴉片進出口量，從地區土地面積到人口構成百分比，數字随處可見，以文中對中國煤業的幾句表述為例：“1英擔以上的精煤塊即100斤，售40個小錢（約值1.25便士），燃燒有明火。礦工1天能掘600斤煤塊，每100斤可掙得20個銅子。”由此可見其數字表達特點。在這四位維多利亞女性旅行者的遊記中，因這種科學精确的書寫方式，伊莎貝拉·伯德的遊記也是女性特點最不明顯的，她的遊記更像是一部文辭優美的中國社會調查報告。
相對而言，立德夫人的遊記則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立德夫人在中國生活20年，還曾為天足運動而輾轉中國各地，二十年間與中國各個社會階層接觸，不僅拜見過慈禧太後、光緒皇帝、李鴻章，目睹了榮祿的葬禮，也曾在四川農村與當地群眾一同生活。是以，立德夫人的遊記關注中國各階層社會狀況，包含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生活細節描寫。
四位女性旅行者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對藝術非常敏感，這點在風景畫家艾米麗·坎普的遊記中尤為明顯。她的遊記書寫對色彩和線條更加重視，對風景和服裝等着墨極多，對飾着墨綠色底子的金蝙蝠的雙開門和石雕的魚形滴水嘴的描述形象生動。除文字和照片之外，在艾米麗·坎普的遊記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許多極富藝術特色的風景人物畫像，有腿像棍子一樣的中國女性，有旅行乘坐的滑竿，當然更有各處的山水景色。這應該是艾米麗·坎普作為風景畫家所呈現出的獨特遊記風格。
三寸金蓮作為西方社會中中國女性形象的突出特點，許多來華遊記中都有關于女性纏足的叙述。從對此事的表述中，我們或許更能清晰地看出她們的不同傾向。立德夫人是中國天足會會長，早期天足運動的發起者，在天足事業方面做了大量實踐工作。在對女性纏足的叙述中，立德夫人用自己的感受比拟女性纏足的痛苦，不僅表達出對纏足女性尤其是女童的同情，同時也詳細地記錄了天足事業的發展情況，寄托了對中國女性天足事業的深切期望。伊莎貝拉·伯德的叙述則着眼于對中國女性纏足的社會狀況分析，對三寸金蓮的描述依然是數字化的“不超過4英寸長”，她由女性纏足聯系到當時的婚嫁風俗，并提及詩歌、散文和言談中對“金蓮”的美譽，行文也流露同情，但基本上是一種不動聲色的文化陳述，女性纏足在伊莎貝拉·伯德的遊記中是其對中國社會文化考察的一方面。在風景畫家艾米麗·坎普的筆下，女性纏足、綁腿又呈現出不同的形象，她提到中國女性的“服裝顔色極為豔麗，綠、紅、藍、黑結合在一個人身上是非常普通的。她們的緊身棉褲剛到膝蓋下面，再下去到腳踝，腿上幹淨利落地裹着綁腿。腿非常細，看上去像棍子，與小小的外旋的腳和僵直的膝蓋加起來，呈現出山羊腿的模樣”。艾米麗·坎普對纏足的描述更側重色彩、線條等藝術細節。
從旅行目的和旅行者身份上來看，伊莎貝拉·伯德是旅行家和地理學家，來華進行旅行考察，自覺地從大英帝國利益出發，為英在華政治貿易擴張提供資訊，是具有明确目的的考察者。是以遊記中的中國圖像關注各種風景人文地理景象、采用俯拍式視角，力圖呈現一種全景式圖像；立德夫人随夫來華，沒有地理學家的考察目的，也沒有西方傳教士的傳教使命，但卻有作家自覺的表達欲望和極強的冒險個性。立德夫人曾在遊記中提到：“旅行不就是為了得到資訊嗎？”她在中國生活多年，其遊記圖像關注細節，包含旅行中的各種眼及之物，不僅有皇家葬禮也有各色中國人，有山水風景也有曆史古迹，有審案的公堂也有中國官員家中的晚宴，有中國的和尚、道士也有在華傳教士，有居住的花園還有養的小馬駒和狗。此外，立德夫人遊記中的中國圖像書寫循序漸進，具有明顯的曆時性特點，一幅幅照片也恰恰追随了她20年間逐漸深入中國的腳步。與伊莎貝拉·伯德的人文地理考查和立德夫人的廣泛遊曆不同，康斯坦絲·卡明和艾米麗·坎普更像是來華的觀光者（tourist）。這就使艾米麗·坎普的圖像表達有種走馬觀花和獵奇的色彩。同時，二人作為風景畫家，尋找中國的風物人情，自覺地關注那些可以入畫的美景和具有異國色彩的物象，進而使遊記更富藝術感染力。
在這批新型來華群體的遊記中，圖像作為新的表述方式與文字形成雙向闡發，共同建構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景象。
2. 視域融合
旅行者是走動的異國形象見證者與制造者，并在之後的遊記寫作中成為形象傳達者。她們攜帶着對中國的先見來到中國，真實的中國與已有的中國想象無疑會産生重合或裂隙，進而使遊記在複歸與創造之間生産出新的中國形象。正如孟華教授所指出的，一方面由于遊記的生動鮮活，進而可以塑造出新的個性化的異國形象，另一方面由于遊記親見親曆的特征，它極易被讀者接受。是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遊記作品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會反作用于‘集體想象物’，它以一種解構的方式，造成那些約定俗成的社會規範與曆史的斷裂，由此颠覆那些‘先入之見’，對傳統起到某種革新的作用。實際上，有機作者往往扮演了雙重角色：他們筆下的異國形象既折射出社會集體想象物，同時他們也是社會集體想象物的建構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
1840年之後，西方來華人數大大增加，來華群體也有所變化。耿昇教授在其所編的“親曆中國叢書”的序言中提到了這些新出現的來華群體，這一時期，“在大批外國來華人士中，除了那些傳統職業者之外，又多了一批學者式人物：考古學家、史地學家、人類學家、礦業學家、氣象學家、動植物學家、建築師、教育家、藝術家”。本文所涉及的四位英國來華女性旅行者不僅是第一批來到中國的女性旅行者，同時也是上文所指的學者式人物。她們都受過良好教育，有着深厚的知識儲備，這些條件成為她們在生産中國形象時的有效資源和工具，如立德夫人的遊記中會出現雪萊歌頌古埃及國王奧西曼達斯的十四行詩：“我是奧西曼達斯，王中之王/瞧我的事業，舉世無雙！”同時，中國古典文化的痕迹在遊記中也比比皆是：《漢書》中以身擋熊護駕的馮婕妤，《後漢書》中“舉案齊眉”的孟光，《詩經》中的“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論語》中的“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等在遊記中不時出現。在介紹天足運動時，立德夫人還曾引用“小腳一雙，眼淚一缸”的古話。
此外，這幾位女性旅行者在來中國之前都已遊曆過世界的許多地方，之前的旅行經曆無疑也會對中國的旅行形成參照。伊莎貝拉·伯德在來華之前就已到過北美、澳洲等地，立德夫人之前也遊曆過歐洲的其他國家。這就促使她們遊記中中國形象的生成空間并不僅僅在中英兩國之間，而具有更廣闊的地理空間背景。北京和意大利的阿爾馬非在立德夫人的遊記中相遇，“在阿爾馬非，我仿佛走進了中世紀。那裡的街道通常很黑暗，街上布滿狹窄的石階，每層石階都是藏在暗處的壞人埋伏的好地方。高貴的女士們小心地走在石階上，生怕遇到壞人或弄髒雪白的裙子。北京隻是更大規模的阿爾馬非，并且屬于一個更野蠻的時代”。中國人的沉默則使她聯想到那不勒斯人的熱情。不同的地域空間在旅行者的遊記中交彙，這些豐富的旅行經曆和地理文化知識為她們筆下的中國形象提供了參照。
同時，從遊記中我們可以看出，她們在來華之前或在遊記創作過程中閱讀了大量來華西人關于中國的作品，這些著作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她們先在的中國幻象。以立德夫人的遊記作品為例，馬可·波羅、王緻誠（Jean Denis Attiret）、漢南（Charles Harman）、艾約瑟（Joseph Edkins）、蔔士禮（Stephen Wooton Bushell）、司登德（George Carter Stent）、劉易斯·莫裡斯（Lewis Morris）等已有的關于中國的著述成為立德夫人對中國認識的重要參照。馬可波羅遊記中的盧溝橋、18世紀法國來華耶稣會士王緻誠筆下的頤和園形象使立德夫人眼中的北京呈現出曆史縱深效果。在艾米麗·坎普的遊記中，我們同樣能看到她對馬可波羅筆下中國的想象，以及對這一時期來華旅行者亞曆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的《中國西部的三年》、賈斯特斯·杜利特爾（Justus Doolittle）的《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等遊記的借鑒。在來中國之前，艾米麗·坎普則對中國文化中龍、虎兩種形象的認識則是通過勞倫斯·賓戎（Lawrence Binyon）的研究了解到的。
有趣的是，這四位旅行者作為維多利亞時代來華女性遊記作者的主要代表，她們的中國之行和遊記作品也互相形成參照。來華之前，立德夫人在英吉利湖區旅行時曾閱讀過康斯坦絲·卡明的遊記，并被她筆下的中國杜鵑花深深吸引，“當時我就想，有一天我要專程去中國看一看，但從沒想過真的會有這一天”。兩年之後，立德夫人來到了甯波，她對這個城市的第一印象是康斯坦絲·卡明的杜鵑花賦予的。此外，在立德夫人的《親密接觸中國》（1900）出版之前，伊莎貝拉·伯德還曾在1899年2月給她的編輯約翰·莫瑞（John Murray）的信中稱贊《親密接觸中國》将是一部脈絡清晰、可讀性強、插圖精美的作品。這時伊莎貝拉·伯德的遊記《1898：一個女人眼中的中國》剛出版不久。
同時，遊記書寫絕不是遊記作者簡單的視覺回報，旅行同伴和在華同胞眼中的中國形象同樣對遊記書寫産生影響，他們是最直接的形象言說者。清政府的對外政策和在華傳教團體的組織性使來華旅行者與在華西人多有交往，或結伴而行，或接待陪同。同時，女性旅行者的性别身份也會使其中國之行旅行常有同伴。立德夫人最好的旅伴是她的丈夫——對中國十分了解的立德先生。艾米麗·坎普和康斯坦絲·卡明的大部分旅行是與來華傳教士或其他旅行者同行。相對而言，伊莎貝拉·伯德獨行的時間比較長（随行仆役和士兵除外），但許多時候也有同行者。她們對中國各地的了解許多是來自當地傳教士和同伴的介紹，立德夫人就曾強調過在華旅行中傳教士的重要作用，“對一個旅行者來說，風土人情是頗具吸引力的，可在中國，要從中國人那裡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對一個外國人來說簡直不可能，但傳教士們卻可以相當精确地描述教堂周圍的一切”。這種旅行方式自然産生了遊記中中國形象的先在講述者，同時也是和聲者。立德夫人在《穿藍色長袍的國度》中提到了這種互動影響現象：
有旅行家路過的時候，中國城市生活最令人激動的時候到了。外國人在中國住久了，會變得少言寡語，從他們口中聽不到什麼有趣的事。而在外國旅行家那裡，你可以聽到許許多多在大都市見不到、沒聽過的東西。一連幾天，我們圍坐在旅行家的身邊，告訴他這麼多年來我們在中國的經曆。我們也請他說說到過那裡，做過什麼，有哪些見聞。與他們談話，内容無與倫比的豐富。大多數的旅行家都在為他們的遊記收集資料，這些遊記的出版無疑又豐富了世界知識寶庫。我認識兩位旅行家有許多奇妙的經曆尚未寫成書，而我确信讀者會對他們在中國的旅行經曆産生極大興趣。
這種道聽途說式的虛拟的中國旅行作為一種特别的方式同樣對旅行者的中國形象産生影響。
三、“他者”眼中的旅行者
巴柔在談及形象學中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時指出，“我‘注視’他者，而他者的形象也傳遞出我自身的某些形象。有一點無法避免，即在個人（作家）或集體（社會、國家、民族）或半集體（思想派别、觀點）的層面上，他者的形象既是對他者的否認，又是對自身及自我空間的補充和延伸。‘我’要言說‘他者’（往往是由于各種迫切且複雜的理由），在言說他者的同時，‘我’又否定了‘他者’，進而言說了自我。異國形象便表現為一種次要的語言，它與‘我’的叙事語言平行、并存，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替代後者以講述出……其他話外之音”。而套話則是形象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套話“不表現為符号（如同從符指意義中生發出來的一種可能的描述），而是信号。這個信号自動指向一種可能的诠釋。套話是單義交往的表征，是一種正在凝固的文化的表征”。然而，對套話的形象學研究經常限定在套話生成的單一線性關系内，即由套話這種文化形式對他者形象的指認，辨析一段時期内他者在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形象，進而挖掘形象産生的原因，同時曆時性地考察套話的期效。如巴柔所說，“一個‘單一形态和單一語義的具像’一旦成為套話，就會滲透進一個民族的深層心理結構中，并不斷釋放出能量，潛移默化地影響後人對他者的看法”。但是，套話的使用者和應用範圍常常被局限在套話生産者與他者的定向視角之中，他者本身對套話的使用和套話對他者産生的效果卻往往被忽略。由此，從遊記中考察旅行者與他者眼中的旅行者的關系是本文在此節嘗試選取的切入角度。
艾略特在和瑞恰慈談到西方人看中國時，曾經把中國比喻成一面鏡子，西方人從鏡子裡看到的依然是自我。他者眼中的旅行者就像一個三棱鏡，經過兩面鏡子的折射後，呈現的依然是自身。并且這種權力關系經過兩重折射後顯得更加明晰。三者關系如下圖所示：
這種折射最明顯的展現是在四位女性旅行者尤其是立德夫人和伊莎貝拉·伯德的遊記中對中國人的敵對态度的叙述。立德夫人在遊記中提到，在上海時無知的孩子會稱他們“拉沼”，這是上海人對強盜的說法。伊莎貝拉·伯德在講述四川之行時，也提到當地人對外國人的态度，“人民并非滿懷敵意，然而他們卻在街上咒罵傳教士詹姆斯先生，相信與他同行的五人都是‘吃小孩的’，還相信漂亮女人是用了小孩的腦髓來駐容延年！四川到處都有這類流言……A. J.利特爾先生幾年前在四川的通信中就提到了‘洋鬼子’一詞，而别處對外國人的其他無禮稱呼，則未嘗聞之；其他旅行者也提到過同樣的事。而現在，中國人在其無比豐富的罵人話中挑出了最為惡毒的話擲向外國人”。“洋鬼子”等套話表現了鴉片戰争以後中國群眾對外國人尤其是西方傳教士的痛恨。除套話外，在她們的遊記中，借他者對西方人的認識來表現對他者的了解經常出現，如伊莎貝拉·伯德的遊記中提到與内地女性接觸時，這些女性會認為外國人吃飯方式野蠻，因為餐叉會把嘴紮出血。她們認為把草鞋穿在英國皮鞋上面防滑，這是承認外國的東西較差。這種看似客觀性轉述恰恰因其在遊記中出現而呈現出權力色彩，導緻他者和他者眼中的旅行者同時成為虛構性存在，它并不能消解隻能加強權力關系的顯現。這些女性來華遊記并不避免對“洋鬼子”、“洋狗”之類套話的使用與自我指認，但在指認過程中套話的意義完全發生變化，權力關系也在這種轉變過程中得到展示。
瑪麗·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1992年在其著作《帝國之眼：旅行文學與文化移植》（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中提出“接觸空間”（contact zone）的概念。“接觸空間”與“殖民地邊界”（colonial frontier）的意義相似，但“殖民地邊界”通常立足于歐洲領土擴張主義者的角度，而“接觸空間”則将重心從歐洲轉移。“接觸空間”是帝國遭遇發生的空間，地理和曆史上彼此分離的人們在這個空間中相遇，并建立一種持續性關系，這種關系中通常包含着強制、極端不平等和難以調和的沖突。接觸空間主要研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旅行者和被旅行者（travelers）的關系，不重在分離，而強調共在（co-presence）、接觸、互動了解和實踐，并且常常處于一種極端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之中。“洋鬼子”、“吃小孩的”“拉沼”、“洋狗”這些套話正是産生在這種對抗性的空間領域。這些對外國人的稱謂并不像它們所指稱的意義一樣在西方社會産生實際效應，卻成為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無禮和野蠻的表現。是以在遊記中，我們常會看到她們對這些中國套話認真詳細的叙述，卻很少看到憤怒和控訴，更多的是對這個保守落後民族的确認，并由此顯示出種族和文化優越性。當通過他者來表現他者時，也即當這些女性旅行者假借他者的目光來評價自身時，他者和自我的形象早已發生改變。是以，語言文化代碼的生成和使用隻在一定範圍内才能生效，一旦這種代碼跨越權力階層，就會呈現出變異或失效的危險。
從旅行者的性别身份角度來看，這些維多利亞女性旅行者擺脫了本國社會所固定的女性身份。她們身處異國空間中，身體和個體被解放的同時卻受到另一種元素的對抗，這種對抗不是來自于男權階層和整個社會對女性的限定，卻是來自于一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都相對滞後的民族，來自于本國在此擁有諸多特權的殖民地。從這種意義上看，對抗雖然存在，權力等級卻已發生變化，女性旅行者從男權社會中的從屬者一躍成為殖民地中的權力掌控者，她們雖然遭到圍攻卻始終擁有話語權，并在遊記中自然而然成為所謂的“受害者”，這些圍攻者被稱為“暴民”和野蠻的人，而被圍攻的女性較男性旅行者在本國讀者中更能赢得同情。這也正是當立德夫人、伊莎貝拉·伯德等遭到當地群眾圍攻時，随行差役會以外國士兵會把他們的抓走來恐吓圍攻群眾，她們最終在當地官員的護衛下保以安全的原因。掌控權力的一方來決定誰是受害者誰應受懲罰，1900年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正是這種權力的終極表現形式。
在《1898：一個英國女人眼中的中國》中，伊莎貝拉·伯德通過對他者眼中的他者的呈現，思考當時教案頻發的原因，恰恰呈現出這一西方旅行者的顯著特點：
首先他們是外國人，是“洋鬼子”，他們的眼睛，他們的膚色，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叫人厭惡，有時候真可憐；他們是“吃小孩的”，用小孩的眼睛和心髒來做藥。其時，許多人相信，外國人是作為間謀和政治掮客而來，來傳播外國和西方的宗教，目的是毀滅中華民族，破壞由孔子倡導的值得尊崇的社會秩序，消滅家庭生活的尊嚴和純潔以及對祖先的忠孝，引進令人憎厭的風俗。
我想，這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對傳教士的目的而形成的一種符合事實的觀點，而支配這種思想的卻是中國人的極端的無知和強烈的保守主義。是以，存在着連續不斷的小規模騷亂，而在1895年四川發生大規模的排外騷亂，就一點都不覺得奇怪了。在這些騷亂中許多傳教士得以逃脫，許多人得以活命，這應該歸功于衙門裡的官吏給他們提供了保護。
相對于在中國生活了20年的立德夫人而言，這種權力關系和對立有所弱化。立德夫人在四川農村的時候，提到“院裡的中國人都用方言談論我，還互相說‘她是外國人聽不懂’”，立德夫人無奈地表示真的聽不懂。她觀看中國人娶親的花轎時被邀請進去參加婚禮，卻因自己穿着蘇格蘭粗呢外套，并且一句道賀的中國話也不會說而覺得很沒有面子。“接觸空間”中長期的個人生活和文化接觸使這種極端不對等的權力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有所緩解。普拉特所強調的“文化移植”（transculturation）在也在此意義上發生作用。
四、“她”對中國命運的展望
第二次鴉片戰争之後，以曾國藩和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發起了“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開設同文館培養翻譯人才，建立了江南制造局、湖北槍炮廠等一批軍事工業，之後又興辦了輪船招商局、電報局、機器織布局等企業。此外，康有為等改良主義者宣揚戊戌變法，并在變法之前就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前文中提到的“不纏足運動”即是其中之一。雖然這些運動都以失敗告終，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紀末一批改革者在西方列強的入侵壓力下改良中國的願望，并為中國社會帶來諸多變化。同時，西方各國在華勢力不斷壯大，貿易擴張和傳教事業滲入到中國的城市鄉村，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面貌。這些女性旅行者在晚清中國“門戶開放”之後來到中國，她們在不同時期見證了當時中國的社會變遷，并在旅行中親身感受這種變化帶來的效應。她們從被圍攻到官駕接待，從開辟長江航線到乘火車前往各地旅行，從教案頻發到看到逐漸被殖民化和西方化的中國。這是一批獨特的中國曆史見證者，她們的旅行與當時英國在中國的商業擴張及傳教事業必然發生聯系，她們在見證大英帝國在維多利亞時代在華擴張的同時，也成為中國近代改革程序的注視者。這些女性旅行者的遊記成為大英帝國在華勢力擴張成果的回報，同時也注入了她們在旅行中對英國在華政策以及中國社會變革的評價和反思。中國的未來将向何處去？伊莎貝拉·伯德等幾位女性旅行者自覺将這個問題納入遊記之中。她們在遊記中表現出對中國未來的不同展望：
伊莎貝拉·伯德作為英國在華勢力擴張的考察員與回報者，她在《1898：一個英國女人眼中的中國》的結語中着重強調了大英帝國對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影響：
中國确實處于新紀元的黎明。無論20世紀将她放在東方國家前列中的什麼位置上，或者是它将證明她的瓦解和衰落，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大不列颠的政治才能和影響力。
相對于伊莎貝拉·伯德，立德夫人則更多是對晚清政府的腐朽和民不聊生的慨歎，對英國在華政策的反思，同時表達了對中國社會變革的期待，她在《穿藍色長袍的國度》中關注中國女性纏足，并從女性解放角度反思造成中國現狀的社會原因：
如果未來的婦女們是以獲得解放，那就是上述暴行的一點功德了，婦女不僅占全國人口的一半，還是另一半人的母親。肢體不全、愚昧、多病的母親生育和撫養的兒子會與他們的母親一樣孱弱不堪。值得注意的是，自從裹腳在中國蔓延開來以後，中華帝國從未誕生過一個赢得萬民景仰的男人。人們大聲呼喊：“他在哪裡?”現在救世主到來的時機已經逝去，可他們還在大聲呼喊：“他在哪裡？”
在《我的北京花園》裡，她由北京的社會曆史變動反思晚清統治的現狀：
整個北京的曆史可以被看作是在處理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之一的命運時，機會主義是無效和無益的例證。可是，被信賴了幾個世紀的卓越才智難道有可能因而被證明是失敗了嗎？全中國現在都認識到了，盡管不無懊惱，一個龐大而難以控制的帝國的首都位于邊境，不但不能成為其前沿堡壘或抵擋入侵的屏障，而且随時會被精明的敵人用作要挾。這就向全體人民傳達了憂患意識。另外，北京朝廷多年以來已脫離了全國的其他地區，對此，了解中國的人絕不會懷疑。不過，它仍然是一個偉大的存在，而且美麗壯觀，即使已經衰敗腐朽了。
立德夫人對中國的改革事業極為關注，曾親自接觸過洋務運動的代表李鴻章、維新派成員文廷式等人，在《親密接觸中國》一書中她詳述了戊戌變法的過程，并轉載了《中國郵報》對康有為的采訪和康有為寫給報界的公開信。在該書的結尾，立德夫人着眼于英國在華政策的施行，表示出對英政府在華做出進一步舉措，推進中國社會變革的期望：
索爾茲伯裡勳爵在我看來是當代最明智的政治家，雖然他有太多的時候缺乏行動的決斷力。我願意以他在1898年6月說過的一段話來結束我的這本書：“倘若有人問我，我們對話政策是什麼，我的回答非常簡單，應該維護中華帝國，阻止它陷入崩潰，引導它走上變法之路，給予它我們所能給予的一切幫助，完善其防禦或增進其商業繁榮。我們這樣做，将會有益于它的事業，也将會有益于我們自己的事業。”我可以向英國政府發問嗎？除了幾年前在香港設立了維多利亞學院，作為首相最得力的現代内閣的任何一位大臣，你們何時何地是按照首相所提出的這條政策行動的呢？
艾米麗·坎普在兩次中國之行中見證了中國社會在短時間之内發生的巨大變化，她在《中國的面容》的最後一章“中國現今的局勢”中，向英國讀者介紹了當時中國的政治體制、教育制度和變革動向等，并十分謹慎地考察和評價了中國的社會變革：
整個文明世界驚訝而欽佩地看着日本國最近的迅速演進，現在中華帝國決心做一個相似的改變。這是個困難得多的任務，而且由于中國的規模，對于整個世界很可能重要得多。中國人受了愛國主義精神的強烈鼓舞，他們有優良的心智，有将必要的改革進行到底的執着的決心。在過去的黑暗時代，他們是藝術、科學和哲學的先鋒，是以我們可以滿懷希望地期待一個更輝煌的未來，相信剛開始的新紀元對于中國也許是個越來越偉大的紀元。
旅行者在異國與他者的實際接觸中，主體需要進行重新身份定位，在建構他者的同時建構自身，尋找并确認大英帝國在門戶開放之後的中國的位置，預測中國發展前景，實際上這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西方來華旅行者的普遍心理。她們在繁亂的城市和鄉村之間、在中國風景文化和西方文明之間行走，“所有中國城市普遍是忙碌、擁擠、争執、吵嚷，很少有婦女。敲鑼打鼓，鳴饒擊钹，撞鐘之聲，步槍走火，鞭炮到處爆響，乞丐四處嚎叫，街上有數不清的哭聲，談生意的用最大的嗓門講話，空氣中充滿了無數不和諧的吼叫”。中國的自然景色優美，礦産豐富，卻到處是吸食鴉片的群眾和纏足的女性。這些女性旅行者在腐敗的晚清來到中國，無一不看到了這個國家最深的堕落和西方國家在華的迅速貿易擴張。但從她們的遊記和社會實踐中，我們依然可以窺見中國社會變革的影子。她們中的有些人或見證或直接參加了中國的社會運動。立德夫人曾親自拜見過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李鴻章，她上司的天足運動正與當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派在中國發起的不纏足運動同時。1907年艾米麗·坎普第二次來到中國，發現幾年間雲南就有了學校、兵營、造币廠、鐵路車站、路燈，甚至還有外國警察、法國醫院和郵局。
然而，對中國社會變革的關注常常伴随着對兩種文明發展的反思。此時的英國已步入了工業社會，這些英國旅行者來到的是一個古老卻又腐朽，美麗卻也破敗的國家，他們在這裡看到變革的希望，見證了大英帝國在中國的貿易事業蒸蒸日上，卻又在惋惜西方化的中國可能會導緻這些“曆史的遺物”逐漸消失。中國對這些旅行者來說不僅是英國殖民擴張範圍，更是一個遊曆和觀賞的地理空間。18世紀德國思想家赫爾德曾指出自負且停滞不前的中國是一具用絲綢包裹的木乃伊，這個比喻雖不确切，卻也從另一方面形象表達出中國的某些特點。古老的中國文明對西方旅行者依然存在吸引力，然而當中國要向西方工業文明邁進時，這種旅行能帶來的差異性的奇觀效果被懸置了起來。馬可·波羅遊記中的中國早已尋不見，現在的中國要如何發展?英國在華政策的實施是否得當有效?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禮儀之争己漸漸淡化，但是在同一個空間中兩種文明的接觸與發展依然是繞不開的問題。魯迅先生曾在《燈下漫筆》中批評當時來華外國人的獵奇心理，“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是以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贊歎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隻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贊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魯迅先生鮮明地指出了當時一批來華西人對中國的态度，同時這種獵奇的态度也與同一時期的許多遊記展現出的在動亂的中國變革中反思西方文明的特點相雜糅，反映出上世紀之交來華西人在中西兩種文明碰撞時的複雜心理。立德夫人曾就傳教士事業在中國的發展談到，“難道我們在期待他們被五彩缤紛、整齊潔淨的教堂所取代嗎?讓清脆的歐洲銅鐘取代渾厚的佛鐘嗎?那樣一來，鄉村的集會将到哪裡去舉辦?難道我們将像為我們來華的水手那樣，為中國人建造小酒館或酒吧嗎……難道我們可以眼睜睜地看着這些見證了人類最古老文明的過去的遺迹被從地球的表面上清除，同時卻哀悼威尼斯鐘樓的倒塌嗎?”立德夫人表現出對中國文明西方化的複雜态度，相對來說，伊莎貝拉·伯德則從大英帝國的利益出發，更加肯定中國的西方化程序，并展望英國在中國未來改革中的位置。
這幾位英國來華女性旅行者來到真實的中國，見到13世紀馬可·波羅筆下的盧溝橋，領略了長江的壯麗風景，目睹了纏足和鴉片對這個國家人民的侵蝕，體驗了19世紀末中國群眾對西方入侵的強烈反抗，同時也見證了西方在華擴張和中國社會變革者的實踐。19世紀末20世紀國中國社會的發展前景在兩種文明的“接觸空間”中呈現出不同的書寫态勢，女性來華旅行者的遊記為反觀世紀之交中國西學東漸和晚清社會變革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選取四位英國女性旅行者的遊記為研究對象，但是這一群體與當時整體的西方來華遊記書寫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同時，在各女性旅行者的中國遊記之間也有不同的投射重點和行文特色，更不論每個人具體對中國人事的不同評價。然而，正因其作為新型來華群體的特殊性，她們的中國遭遇、視角和陳述更能有效地補充這一時期西方來華遊記的整體呈現和當時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她們遊記中描述的纏足女性、吸食鴉片者、和尚、道士、苗族婦女、暴動群眾、傳教士、士兵、警察、官員、城市、山水、古迹、旅館、鐵路、郵局等，呈現出這一時期英國女性旅行者眼中的中國景象，進而構成1840-1911年晚清西方來華遊記中的整體中國形象。同時，她們的來華旅行和遊記直接影響到之後幾十年的來華女性旅行者對中國形象的書寫，如瑪麗·岡特（Mary Eliza Bakewell Gaunt）1913年來到中國，1914年出版《一位澳洲女人在中國》（A Woman in China）；艾倫·拉莫（Ellen Newbold La Motte）1917年來到中國，1919年出版《北京舊事》（Peking Dust）；1923年到中國的西登夫人（Grace Thompson Seton），于1924年出版了《中國燈籠》（Chinese Lanterns）。在此意義上，這些女性的著作也與之前和之後的中國遊記形成巨大的互文空間，共同建構了幾個世紀以來不斷變化的中國形象。
本文原載《中國曆史評論》第3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