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逐步开放，大批西方传教士、商人等涌入中国，这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为繁盛的时期，专业汉学出现并蓬勃发展，游记和传教士翻译创作著作也在这一时期继续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一个新的群体开始出现。随着通商口岸和内地的逐渐开放，西方女性来到中国，这一独特群体在晚清民初的社会文化生活中都产生了影响，一大批女性游记作品在当时出版发行，如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1831-1904）的《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立德夫人（Alicia Little，1845-1926）的《我的北京花园》、《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亲密接触中国——我眼中的中国人》，康斯坦丝·卡明（Constance Cumming，1837-1924）的《漫游中国》和艾米丽·坎普（Emily Kemp，1860-1939）的《中国的面容——一个英国女画家尘封百年的记忆》等。这些游记共同构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女性旅行者眼中的中国形象。
一、 1840年之前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中英文化交流已有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由来己久。张隆溪曾在《非我的神话》一文中指出，“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形象，代表着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这不同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在不同时期，中国、印度、非洲和中东都起过对衬西方的作用，或者是作为理想化的乌托邦、诱人和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或者作为永远停滞、精神上盲目无知的国土”。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历经诸多变化。
早在14世纪，英国作家约翰·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中就出现了中国契丹的形象。游记中提到“大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主，无论是长老约翰，还是巴比伦的苏丹，或是波斯的皇帝均逊色于他。在鞑靼国，男子可以随意娶妻，可一百，可几十。除了自己的姐妹、母亲、女儿不可娶外，可在亲族中任意聘娶……他们信奉万能的上帝，也信奉金、银制成的偶像，并且向偶像敬献牲畜的初乳”。16世纪，莎士比亚的戏剧、培根的著作中都曾提到过中国。到了17世纪，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中国被称为“塞卡丽那”（丝绸之国），“中国人推着轻便的竹车，靠帆和风力前进”。
18世纪，整个欧洲兴起“中国热”，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人、服装、生活用品、园林、汉语等成为当时英国社会的流行风尚。1762年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模仿孟德斯坞的《波斯人信札》以书信体讽刺这一英国社会现状。在李济安的一封信中，一位英国女士的形象极具讽刺性地表现出当时英国社会的“中国热”，那位有身份的英国女士看到李济安后双目炯炯有神，异常激动：“天哪！难道这就是那位来自遥远国度的先生？他的整个外表看上去很有几分不同寻常。上帝呀，他那带有异国风情的脸庞真让我着迷，他那奇妙的额头散发出无穷魅力。我真想见见他穿本国服装的样子。先生请转过身去，让我看看你的背面。喔，你看上去旅行过很多地方。侍应生，去拿一盘切成小块的牛肉来，我非常乐于看他进食的模样。请问，先生，你带筷子来了吗？看看他如何把肉夹起来迅速扔到嘴里一定有趣极了。请讲一点汉语：我本人也曾学过一点那种语言。上帝呀，你没带那有趣的中国东西来吗？那种让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东西？我这儿收藏了二十件中国的，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用处的东西。请看那些罐子，它们的豆绿色很正：这些是当家具用的。”哥尔斯密表达的正是对当时英国“中国热”的讽刺和批判。
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高速发展，开始在海外寻求扩大势力范围，推行贸易扩张。1792年英政府派马戛尔尼率使团访华，觐见乾隆皇帝，试图要求清廷开放贸易口岸、划分英商居留地、减免课税、设常设使馆、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等。当时的中国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无意与英国平起平坐，因此拒绝了这些要求。1794年3月马戛尔尼自澳门离开中国，回国之后著《中国日记》和《中国观察记》，其他使团成员也出版了诸多游记性质作品，如副使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安德森的《英国使团访华记》、雷姆斯的《塞缪尔·霍姆斯先生护卫马戛尔尼使团的日记》、吉兰的《吉兰医生关于中国内科、外科和化学状况的观察》、丁威迪的《穿越中国的旅行日记》和巴罗的《中国旅行记》等。18世纪末，尤其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归来之后，英国的“中国热”状况有所改变，正如钱钟书先生指出的，“自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汉学在英国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科，而专门化的损失是在专业学者相关这个主题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的同时，普通大众对其关注却越来越少。这个主题不再是人文、文化兴趣的组成部分了”。对此叶向阳博士也强调，1790-1804年间，英国“出版了一些介绍中国的著作，但除了与中国有关的应时诗作外，已很难见到包含中国内容的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了。在此前的17、18世纪英国曾大量出版的有关中国的翻译著作在本阶段基本不见了，收录有中国内容的游记选集也销声匿迹了”。
马戛尔尼在日记最后对当时的中国做出评价：“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飘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这段对中国的著名论断似乎预言了接下来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社会现实。19世纪的英国不断寻求世界贸易扩张，伙同其他西方强国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争夺海外殖民地，而中国内忧外患的处境日益加剧，清政府腐败无能，割地和巨额赔款导致民不聊生。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渐凉。
二、1840-1911年英国来华女性游记中的中国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开启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序幕，英国文学和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也发生转变。米丽耶·德特利在《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一文中指出了这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变化，“1840年以来描写中国的文学大量涌现（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涌现了大量游记以及从游记中汲取灵感的虚构作品），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止地和过去的文学作品进行清算：因为他们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对照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塑造的理想的中国人形象，建立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形象。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形象成为西方人眼中拖着猪尾（pig-tail）的野蛮人（barbarians）。1860年12月22日，英国漫画杂志《笨拙》（Punch）刊载一幅《在中国我们应该做什么》（What We Ought to Do in China）的漫画，画中象征中国的龙指甲尖长、辫子朝天、脚着方鞋，面容狰狞、形神狼狈，身后一名欧洲骑兵挥舞链球，身手矫健。这幅漫画典型地反映了当时英国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彻底丧失防线，随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片领土被西方强国瓜分，大英帝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中国进行殖民扩张，力图谋求更多势力范围和贸易特权。此时的中国正如龙在西方的邪恶形象一样，成为被训斥和鞭打的对象。
中英鸦片战争以后，维多利亚女性旅行者来到中国，第一次亲眼目睹这个一直存在于纸上和想象中的国家，而中国也首次处于西方女性的凝视之中，它的社会现实、风土人情直接呈现在这些女性旅行者的面前，并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她们对中国已有的幻想。在旅行途中，这些幻想不断与遭遇到的信息和景象相融合，逐渐生成新的中国形象，并在之后自觉的游记写作中以不同方式呈现给西方读者。于是，我们得以看到这一新型群体笔下的中国——1840-1911年英国来华女性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1. 图像中国
19世纪游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游记的记录工具开始从文字叙述逐渐发展到文字、绘画和照片相结合。图像中国成为游记中中国形象的另一种表达方式。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e Daguerre）发明第一台银版照相机，此后，照相机技术迅速发展，可携带性和呈像性不断增强，这就导致19世纪游记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照片逐渐成为旅行记录的一种流行方式，它和文字、绘画共同成为游记的一部分。早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员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就以照片形式记录了当时的中国。他在1868年首次来到香港，1870年开始在中国东南、华北和长江流域旅行，拍摄了大量中国风景和人物照片，1873年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摄影集《图像中国》（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A Series of Two Hundred Photograph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ve of the Places and People Represented，1873-1874），之后又出版了《穿越中国》（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1898）。约翰·汤姆森当时还是皇家地理学会的旅行摄影指导，专门教授地理学会成员尽快掌握摄影技术，以照片记录旅行。自此之后的来华游记中图像逐渐增多，摄影成为另一种游记书写方式。
表述方式的转变无疑为西方社会中的中国形象提供了新的参照。本文在此试图把它与文字表达方式相关联，考察图像中国与游记作者本身的关系。旅行者的游记虽然主观色彩较浓，却也不可避免地或隐或显地在追求可信性，作为亲眼亲历者，游记作者力图为本国读者提供一种看似真实的景象，尤其是遥远的异国旅行。因此，图像因其相对真实、直观、更具说服力的特点，成为游记中语言表达方式的有效补充。在本文所选的四位旅行者中，除康斯坦丝·卡明外，其他三人的游记中都附有大量的图片，包括照片和画作。这些图像或是出于真实地理考察的需要，或是艺术写生，或者为了记录旅行沿途风景。伊莎贝拉·伯德的《1898：一个英国女性眼中的中国》附有113张照片和画作，立德夫人的《我的北京花园》也附有90张照片，基本每隔一页都会有照片出现。1900年伊莎贝拉·伯德还出版了摄影集《中国图景》（Chinese Pictures: Notes on Photographs Made in China），在这部作品中，文字成为照片的解说词。图像在这一时期的游记中大量出现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不同旅行者记录的图像所呈现出的的主观色彩各异，影像的截取与旅行者本人的态度、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旅行目的密切相关，它与旅行者的身体实践相结合，是他者形象的另一种表达工具。《1898：一个英国女性眼中的中国》中的图片大多呈现旅行途中的自然风景和人文建筑，人物图片相对较少。立德夫人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同样附带了许多照片，但其中近三分之二都是人物照片，如木偶戏表演者、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和尚、道士、天主教传教士、农村纺纱的妇女、村中的小贩、宴席上的人们、花园中唱戏的戏班、中国商人的儿子、学塾里的先生和学生、官员的随从、操练的中国士兵、蒙古族男子、苗族跳舞的妇女、衣着华丽的香港女士、地方官、缠足的妇女和孩子，甚至还有她与所养家畜的合影。
游记风格与她们对中国景象的选取角度密切相关。伊莎贝拉·伯德作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身兼作家和旅行家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特点导致她的游记书写注重科学缜密性，主观评论相对较少，若因缺乏了解而更少加置评，游记呈现精确客观的科学叙述风格。在为期八个月的中国旅行中，伊莎贝拉·伯德试图对中国做一种全景式的人文地理考察，每至一处，她都会花费大量笔墨描述当地的水文地貌、出产物品、贸易前景等。这一特点在文字书写方式中的最简单突出的表现就是游记中不断出现许多精确的数字陈述，从旅行里程到气温差异，从棺材价格到鸦片进出口量，从地区土地面积到人口构成百分比，数字随处可见，以文中对中国煤业的几句表述为例：“1英担以上的精煤块即100斤，售40个小钱（约值1.25便士），燃烧有明火。矿工1天能掘600斤煤块，每100斤可挣得20个铜子。”由此可见其数字表达特点。在这四位维多利亚女性旅行者的游记中，因这种科学精确的书写方式，伊莎贝拉·伯德的游记也是女性特点最不明显的，她的游记更像是一部文辞优美的中国社会调查报告。
相对而言，立德夫人的游记则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立德夫人在中国生活20年，还曾为天足运动而辗转中国各地，二十年间与中国各个社会阶层接触，不仅拜见过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李鸿章，目睹了荣禄的葬礼，也曾在四川农村与当地民众一同生活。因此，立德夫人的游记关注中国各阶层社会状况，包含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生活细节描写。
四位女性旅行者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艺术非常敏感，这点在风景画家艾米丽·坎普的游记中尤为明显。她的游记书写对色彩和线条更加重视，对风景和服装等着墨极多，对饰着墨绿色底子的金蝙蝠的双开门和石雕的鱼形滴水嘴的描述形象生动。除文字和照片之外，在艾米丽·坎普的游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极富艺术特色的风景人物画像，有腿像棍子一样的中国女性，有旅行乘坐的滑竿，当然更有各处的山水景色。这应该是艾米丽·坎普作为风景画家所呈现出的独特游记风格。
三寸金莲作为西方社会中中国女性形象的突出特点，许多来华游记中都有关于女性缠足的叙述。从对此事的表述中，我们或许更能清晰地看出她们的不同倾向。立德夫人是中国天足会会长，早期天足运动的发起者，在天足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实践工作。在对女性缠足的叙述中，立德夫人用自己的感受比拟女性缠足的痛苦，不仅表达出对缠足女性尤其是女童的同情，同时也详细地记录了天足事业的发展情况，寄托了对中国女性天足事业的深切期望。伊莎贝拉·伯德的叙述则着眼于对中国女性缠足的社会状况分析，对三寸金莲的描述依然是数字化的“不超过4英寸长”，她由女性缠足联系到当时的婚嫁风俗，并提及诗歌、散文和言谈中对“金莲”的美誉，行文也流露同情，但基本上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文化陈述，女性缠足在伊莎贝拉·伯德的游记中是其对中国社会文化考察的一方面。在风景画家艾米丽·坎普的笔下，女性缠足、绑腿又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她提到中国女性的“服装颜色极为艳丽，绿、红、蓝、黑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非常普通的。她们的紧身棉裤刚到膝盖下面，再下去到脚踝，腿上干净利落地裹着绑腿。腿非常细，看上去像棍子，与小小的外旋的脚和僵直的膝盖加起来，呈现出山羊腿的模样”。艾米丽·坎普对缠足的描述更侧重色彩、线条等艺术细节。
从旅行目的和旅行者身份上来看，伊莎贝拉·伯德是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来华进行旅行考察，自觉地从大英帝国利益出发，为英在华政治贸易扩张提供信息，是具有明确目的的考察者。因此游记中的中国图像关注各种风景人文地理景象、采用俯拍式视角，力图呈现一种全景式图像；立德夫人随夫来华，没有地理学家的考察目的，也没有西方传教士的传教使命，但却有作家自觉的表达欲望和极强的冒险个性。立德夫人曾在游记中提到：“旅行不就是为了得到信息吗？”她在中国生活多年，其游记图像关注细节，包含旅行中的各种眼及之物，不仅有皇家葬礼也有各色中国人，有山水风景也有历史古迹，有审案的公堂也有中国官员家中的晚宴，有中国的和尚、道士也有在华传教士，有居住的花园还有养的小马驹和狗。此外，立德夫人游记中的中国图像书写循序渐进，具有明显的历时性特点，一幅幅照片也恰恰追随了她20年间逐渐深入中国的脚步。与伊莎贝拉·伯德的人文地理考查和立德夫人的广泛游历不同，康斯坦丝·卡明和艾米丽·坎普更像是来华的观光者（tourist）。这就使艾米丽·坎普的图像表达有种走马观花和猎奇的色彩。同时，二人作为风景画家，寻找中国的风物人情，自觉地关注那些可以入画的美景和具有异国色彩的物象，从而使游记更富艺术感染力。
在这批新型来华群体的游记中，图像作为新的表述方式与文字形成双向阐发，共同构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景象。
2. 视域融合
旅行者是走动的异国形象见证者与制造者，并在之后的游记写作中成为形象传达者。她们携带着对中国的先见来到中国，真实的中国与已有的中国想象无疑会产生重合或裂隙，从而使游记在复归与创造之间生产出新的中国形象。正如孟华教授所指出的，一方面由于游记的生动鲜活，从而可以塑造出新的个性化的异国形象，另一方面由于游记亲见亲历的特征，它极易被读者接受。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游记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反作用于‘集体想象物’，它以一种解构的方式，造成那些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与历史的断裂，由此颠覆那些‘先入之见’，对传统起到某种革新的作用。实际上，有机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既折射出社会集体想象物，同时他们也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
1840年之后，西方来华人数大大增加，来华群体也有所变化。耿昇教授在其所编的“亲历中国丛书”的序言中提到了这些新出现的来华群体，这一时期，“在大批外国来华人士中，除了那些传统职业者之外，又多了一批学者式人物：考古学家、史地学家、人类学家、矿业学家、气象学家、动植物学家、建筑师、教育家、艺术家”。本文所涉及的四位英国来华女性旅行者不仅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女性旅行者，同时也是上文所指的学者式人物。她们都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深厚的知识储备，这些条件成为她们在生产中国形象时的有效资源和工具，如立德夫人的游记中会出现雪莱歌颂古埃及国王奥西曼达斯的十四行诗：“我是奥西曼达斯，王中之王/瞧我的事业，举世无双！”同时，中国古典文化的痕迹在游记中也比比皆是：《汉书》中以身挡熊护驾的冯婕妤，《后汉书》中“举案齐眉”的孟光，《诗经》中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论语》中的“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在游记中不时出现。在介绍天足运动时，立德夫人还曾引用“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古话。
此外，这几位女性旅行者在来中国之前都已游历过世界的许多地方，之前的旅行经历无疑也会对中国的旅行形成参照。伊莎贝拉·伯德在来华之前就已到过北美、澳大利亚等地，立德夫人之前也游历过欧洲的其他国家。这就促使她们游记中中国形象的生成空间并不仅仅在中英两国之间，而具有更广阔的地理空间背景。北京和意大利的阿尔马非在立德夫人的游记中相遇，“在阿尔马非，我仿佛走进了中世纪。那里的街道通常很黑暗，街上布满狭窄的石阶，每层石阶都是藏在暗处的坏人埋伏的好地方。高贵的女士们小心地走在石阶上，生怕遇到坏人或弄脏雪白的裙子。北京只是更大规模的阿尔马非，并且属于一个更野蛮的时代”。中国人的沉默则使她联想到那不勒斯人的热情。不同的地域空间在旅行者的游记中交汇，这些丰富的旅行经历和地理文化知识为她们笔下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参照。
同时，从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在来华之前或在游记创作过程中阅读了大量来华西人关于中国的作品，这些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她们先在的中国幻象。以立德夫人的游记作品为例，马可·波罗、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汉南（Charles Harman）、艾约瑟（Joseph Edkins）、卜士礼（Stephen Wooton Bushell）、司登德（George Carter Stent）、刘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等已有的关于中国的著述成为立德夫人对中国认识的重要参照。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卢沟桥、18世纪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王致诚笔下的颐和园形象使立德夫人眼中的北京呈现出历史纵深效果。在艾米丽·坎普的游记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她对马可波罗笔下中国的想象，以及对这一时期来华旅行者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的《中国西部的三年》、贾斯特斯·杜利特尔（Justus Doolittle）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等游记的借鉴。在来中国之前，艾米丽·坎普则对中国文化中龙、虎两种形象的认识则是通过劳伦斯·宾戎（Lawrence Binyon）的研究了解到的。
有趣的是，这四位旅行者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来华女性游记作者的主要代表，她们的中国之行和游记作品也相互形成参照。来华之前，立德夫人在英吉利湖区旅行时曾阅读过康斯坦丝·卡明的游记，并被她笔下的中国杜鹃花深深吸引，“当时我就想，有一天我要专程去中国看一看，但从没想过真的会有这一天”。两年之后，立德夫人来到了宁波，她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是康斯坦丝·卡明的杜鹃花赋予的。此外，在立德夫人的《亲密接触中国》（1900）出版之前，伊莎贝拉·伯德还曾在1899年2月给她的编辑约翰·莫瑞（John Murray）的信中称赞《亲密接触中国》将是一部脉络清晰、可读性强、插图精美的作品。这时伊莎贝拉·伯德的游记《1898：一个女人眼中的中国》刚出版不久。
同时，游记书写绝不是游记作者简单的视觉反馈，旅行同伴和在华同胞眼中的中国形象同样对游记书写产生影响，他们是最直接的形象言说者。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在华传教团体的组织性使来华旅行者与在华西人多有交往，或结伴而行，或接待陪同。同时，女性旅行者的性别身份也会使其中国之行旅行常有同伴。立德夫人最好的旅伴是她的丈夫——对中国十分了解的立德先生。艾米丽·坎普和康斯坦丝·卡明的大部分旅行是与来华传教士或其他旅行者同行。相对而言，伊莎贝拉·伯德独行的时间比较长（随行仆役和士兵除外），但许多时候也有同行者。她们对中国各地的了解许多是来自当地传教士和同伴的介绍，立德夫人就曾强调过在华旅行中传教士的重要作用，“对一个旅行者来说，风土人情是颇具吸引力的，可在中国，要从中国人那里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对一个外国人来说简直不可能，但传教士们却可以相当精确地描述教堂周围的一切”。这种旅行方式自然产生了游记中中国形象的先在讲述者，同时也是和声者。立德夫人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提到了这种交互影响现象：
有旅行家路过的时候，中国城市生活最令人激动的时候到了。外国人在中国住久了，会变得少言寡语，从他们口中听不到什么有趣的事。而在外国旅行家那里，你可以听到许许多多在大都市见不到、没听过的东西。一连几天，我们围坐在旅行家的身边，告诉他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中国的经历。我们也请他说说到过那里，做过什么，有哪些见闻。与他们谈话，内容无与伦比的丰富。大多数的旅行家都在为他们的游记收集资料，这些游记的出版无疑又丰富了世界知识宝库。我认识两位旅行家有许多奇妙的经历尚未写成书，而我确信读者会对他们在中国的旅行经历产生极大兴趣。
这种道听途说式的虚拟的中国旅行作为一种特别的方式同样对旅行者的中国形象产生影响。
三、“他者”眼中的旅行者
巴柔在谈及形象学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指出，“我‘注视’他者，而他者的形象也传递出我自身的某些形象。有一点无法避免，即在个人（作家）或集体（社会、国家、民族）或半集体（思想派别、观点）的层面上，他者的形象既是对他者的否认，又是对自身及自我空间的补充和延伸。‘我’要言说‘他者’（往往是由于各种迫切且复杂的理由），在言说他者的同时，‘我’又否定了‘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异国形象便表现为一种次要的语言，它与‘我’的叙事语言平行、并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替代后者以讲述出……其他话外之音”。而套话则是形象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套话“不表现为符号（如同从符指意义中生发出来的一种可能的描述），而是信号。这个信号自动指向一种可能的诠释。套话是单义交往的表征，是一种正在凝固的文化的表征”。然而，对套话的形象学研究经常限定在套话生成的单一线性关系内，即由套话这种文化形式对他者形象的指认，辨析一段时期内他者在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形象，进而挖掘形象产生的原因，同时历时性地考察套话的期效。如巴柔所说，“一个‘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像’一旦成为套话，就会渗透进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并不断释放出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后人对他者的看法”。但是，套话的使用者和应用范围常常被局限在套话生产者与他者的定向视角之中，他者本身对套话的使用和套话对他者产生的效果却往往被忽略。由此，从游记中考察旅行者与他者眼中的旅行者的关系是本文在此节尝试选取的切入角度。
艾略特在和瑞恰慈谈到西方人看中国时，曾经把中国比喻成一面镜子，西方人从镜子里看到的依然是自我。他者眼中的旅行者就像一个三棱镜，经过两面镜子的折射后，呈现的依然是自身。并且这种权力关系经过两重折射后显得更加明晰。三者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种折射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四位女性旅行者尤其是立德夫人和伊莎贝拉·伯德的游记中对中国人的敌对态度的叙述。立德夫人在游记中提到，在上海时无知的孩子会称他们“拉沼”，这是上海人对强盗的说法。伊莎贝拉·伯德在讲述四川之行时，也提到当地人对外国人的态度，“人民并非满怀敌意，然而他们却在街上咒骂传教士詹姆斯先生，相信与他同行的五人都是‘吃小孩的’，还相信漂亮女人是用了小孩的脑髓来驻容延年！四川到处都有这类流言……A. J.利特尔先生几年前在四川的通信中就提到了‘洋鬼子’一词，而别处对外国人的其他无礼称呼，则未尝闻之；其他旅行者也提到过同样的事。而现在，中国人在其无比丰富的骂人话中挑出了最为恶毒的话掷向外国人”。“洋鬼子”等套话表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众对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传教士的痛恨。除套话外，在她们的游记中，借他者对西方人的认识来表现对他者的理解经常出现，如伊莎贝拉·伯德的游记中提到与内地女性接触时，这些女性会认为外国人吃饭方式野蛮，因为餐叉会把嘴扎出血。她们认为把草鞋穿在英国皮鞋上面防滑，这是承认外国的东西较差。这种看似客观性转述恰恰因其在游记中出现而呈现出权力色彩，导致他者和他者眼中的旅行者同时成为虚构性存在，它并不能消解只能加强权力关系的显现。这些女性来华游记并不避免对“洋鬼子”、“洋狗”之类套话的使用与自我指认，但在指认过程中套话的意义完全发生变化，权力关系也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得到展示。
玛丽·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1992年在其著作《帝国之眼：旅行文学与文化移植》（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中提出“接触空间”（contact zone）的概念。“接触空间”与“殖民地边界”（colonial frontier）的意义相似，但“殖民地边界”通常立足于欧洲领土扩张主义者的角度，而“接触空间”则将重心从欧洲转移。“接触空间”是帝国遭遇发生的空间，地理和历史上彼此分离的人们在这个空间中相遇，并建立一种持续性关系，这种关系中通常包含着强制、极端不平等和难以调和的冲突。接触空间主要研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旅行者和被旅行者（travelers）的关系，不重在分离，而强调共在（co-presence）、接触、交互理解和实践，并且常常处于一种极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中。“洋鬼子”、“吃小孩的”“拉沼”、“洋狗”这些套话正是产生在这种对抗性的空间领域。这些对外国人的称谓并不像它们所指称的意义一样在西方社会产生实际效应，却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无礼和野蛮的表现。所以在游记中，我们常会看到她们对这些中国套话认真详细的叙述，却很少看到愤怒和控诉，更多的是对这个保守落后民族的确认，并由此显示出种族和文化优越性。当通过他者来表现他者时，也即当这些女性旅行者假借他者的目光来评价自身时，他者和自我的形象早已发生改变。因此，语言文化代码的生成和使用只在一定范围内才能生效，一旦这种代码跨越权力阶层，就会呈现出变异或失效的危险。
从旅行者的性别身份角度来看，这些维多利亚女性旅行者摆脱了本国社会所固定的女性身份。她们身处异国空间中，身体和个体被解放的同时却受到另一种元素的对抗，这种对抗不是来自于男权阶层和整个社会对女性的限定，却是来自于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相对滞后的民族，来自于本国在此拥有诸多特权的殖民地。从这种意义上看，对抗虽然存在，权力等级却已发生变化，女性旅行者从男权社会中的从属者一跃成为殖民地中的权力掌控者，她们虽然遭到围攻却始终拥有话语权，并在游记中自然而然成为所谓的“受害者”，这些围攻者被称为“暴民”和野蛮的人，而被围攻的女性较男性旅行者在本国读者中更能赢得同情。这也正是当立德夫人、伊莎贝拉·伯德等遭到当地民众围攻时，随行差役会以外国士兵会把他们的抓走来恐吓围攻民众，她们最终在当地官员的护卫下保以安全的原因。掌控权力的一方来决定谁是受害者谁应受惩罚，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正是这种权力的终极表现形式。
在《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中，伊莎贝拉·伯德通过对他者眼中的他者的呈现，思考当时教案频发的原因，恰恰呈现出这一西方旅行者的显著特点：
首先他们是外国人，是“洋鬼子”，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肤色，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叫人厌恶，有时候真可怜；他们是“吃小孩的”，用小孩的眼睛和心脏来做药。其时，许多人相信，外国人是作为间谋和政治掮客而来，来传播外国和西方的宗教，目的是毁灭中华民族，破坏由孔子倡导的值得尊崇的社会秩序，消灭家庭生活的尊严和纯洁以及对祖先的忠孝，引进令人憎厌的风俗。
我想，这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对传教士的目的而形成的一种符合事实的观点，而支配这种思想的却是中国人的极端的无知和强烈的保守主义。因此，存在着连续不断的小规模骚乱，而在1895年四川发生大规模的排外骚乱，就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了。在这些骚乱中许多传教士得以逃脱，许多人得以活命，这应该归功于衙门里的官吏给他们提供了保护。
相对于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立德夫人而言，这种权力关系和对立有所弱化。立德夫人在四川农村的时候，提到“院里的中国人都用方言谈论我，还相互说‘她是外国人听不懂’”，立德夫人无奈地表示真的听不懂。她观看中国人娶亲的花轿时被邀请进去参加婚礼，却因自己穿着苏格兰粗呢外套，并且一句道贺的中国话也不会说而觉得很没有面子。“接触空间”中长期的个人生活和文化接触使这种极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解。普拉特所强调的“文化移植”（transculturation）在也在此意义上发生作用。
四、“她”对中国命运的展望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发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开设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建立了江南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军事工业，之后又兴办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机器织布局等企业。此外，康有为等改良主义者宣扬戊戌变法，并在变法之前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前文中提到的“不缠足运动”即是其中之一。虽然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末一批改革者在西方列强的入侵压力下改良中国的愿望，并为中国社会带来诸多变化。同时，西方各国在华势力不断壮大，贸易扩张和传教事业渗入到中国的城市乡村，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面貌。这些女性旅行者在晚清中国“门户开放”之后来到中国，她们在不同时期见证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变迁，并在旅行中亲身感受这种变化带来的效应。她们从被围攻到官驾接待，从开辟长江航线到乘火车前往各地旅行，从教案频发到看到逐渐被殖民化和西方化的中国。这是一批独特的中国历史见证者，她们的旅行与当时英国在中国的商业扩张及传教事业必然发生联系，她们在见证大英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在华扩张的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改革进程的注视者。这些女性旅行者的游记成为大英帝国在华势力扩张成果的反馈，同时也注入了她们在旅行中对英国在华政策以及中国社会变革的评价和反思。中国的未来将向何处去？伊莎贝拉·伯德等几位女性旅行者自觉将这个问题纳入游记之中。她们在游记中表现出对中国未来的不同展望：
伊莎贝拉·伯德作为英国在华势力扩张的考察员与反馈者，她在《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的结语中着重强调了大英帝国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确实处于新纪元的黎明。无论20世纪将她放在东方国家前列中的什么位置上，或者是它将证明她的瓦解和衰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不列颠的政治才能和影响力。
相对于伊莎贝拉·伯德，立德夫人则更多是对晚清政府的腐朽和民不聊生的慨叹，对英国在华政策的反思，同时表达了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期待，她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关注中国女性缠足，并从女性解放角度反思造成中国现状的社会原因：
如果未来的妇女们因此获得解放，那就是上述暴行的一点功德了，妇女不仅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还是另一半人的母亲。肢体不全、愚昧、多病的母亲生育和抚养的儿子会与他们的母亲一样孱弱不堪。值得注意的是，自从裹脚在中国蔓延开来以后，中华帝国从未诞生过一个赢得万民景仰的男人。人们大声呼喊：“他在哪里?”现在救世主到来的时机已经逝去，可他们还在大声呼喊：“他在哪里？”
在《我的北京花园》里，她由北京的社会历史变动反思晚清统治的现状：
整个北京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在处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命运时，机会主义是无效和无益的例证。可是，被信赖了几个世纪的卓越才智难道有可能因而被证明是失败了吗？全中国现在都认识到了，尽管不无懊恼，一个庞大而难以控制的帝国的首都位于边境，不但不能成为其前沿堡垒或抵挡入侵的屏障，而且随时会被精明的敌人用作要挟。这就向全体人民传达了忧患意识。另外，北京朝廷多年以来已脱离了全国的其他地区，对此，了解中国的人绝不会怀疑。不过，它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存在，而且美丽壮观，即使已经衰败腐朽了。
立德夫人对中国的改革事业极为关注，曾亲自接触过洋务运动的代表李鸿章、维新派成员文廷式等人，在《亲密接触中国》一书中她详述了戊戌变法的过程，并转载了《中国邮报》对康有为的采访和康有为写给报界的公开信。在该书的结尾，立德夫人着眼于英国在华政策的施行，表示出对英政府在华做出进一步举措，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期望：
索尔兹伯里勋爵在我看来是当代最明智的政治家，虽然他有太多的时候缺乏行动的决断力。我愿意以他在1898年6月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这本书：“倘若有人问我，我们对话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应该维护中华帝国，阻止它陷入崩溃，引导它走上变法之路，给予它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帮助，完善其防御或增进其商业繁荣。我们这样做，将会有益于它的事业，也将会有益于我们自己的事业。”我可以向英国政府发问吗？除了几年前在香港设立了维多利亚学院，作为首相最得力的现代内阁的任何一位大臣，你们何时何地是按照首相所提出的这条政策行动的呢？
艾米丽·坎普在两次中国之行中见证了中国社会在短时间之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她在《中国的面容》的最后一章“中国现今的局势”中，向英国读者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制度和变革动向等，并十分谨慎地考察和评价了中国的社会变革：
整个文明世界惊讶而钦佩地看着日本国最近的迅速演进，现在中华帝国决心做一个相似的改变。这是个困难得多的任务，而且由于中国的规模，对于整个世界很可能重要得多。中国人受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强烈鼓舞，他们有优良的心智，有将必要的改革进行到底的执着的决心。在过去的黑暗时代，他们是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先锋，所以我们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一个更辉煌的未来，相信刚开始的新纪元对于中国也许是个越来越伟大的纪元。
旅行者在异国与他者的实际接触中，主体需要进行重新身份定位，在建构他者的同时建构自身，寻找并确认大英帝国在门户开放之后的中国的位置，预测中国发展前景，实际上这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西方来华旅行者的普遍心理。她们在繁乱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在中国风景文化和西方文明之间行走，“所有中国城市普遍是忙碌、拥挤、争执、吵嚷，很少有妇女。敲锣打鼓，鸣饶击钹，撞钟之声，步枪走火，鞭炮到处爆响，乞丐四处嚎叫，街上有数不清的哭声，谈生意的用最大的嗓门讲话，空气中充满了无数不和谐的吼叫”。中国的自然景色优美，矿产丰富，却到处是吸食鸦片的民众和缠足的女性。这些女性旅行者在腐败的晚清来到中国，无一不看到了这个国家最深的堕落和西方国家在华的迅速贸易扩张。但从她们的游记和社会实践中，我们依然可以窥见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子。她们中的有些人或见证或直接参加了中国的社会运动。立德夫人曾亲自拜见过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她领导的天足运动正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在中国发起的不缠足运动同时。1907年艾米丽·坎普第二次来到中国，发现几年间云南就有了学校、兵营、造币厂、铁路车站、路灯，甚至还有外国警察、法国医院和邮局。
然而，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关注常常伴随着对两种文明发展的反思。此时的英国已步入了工业社会，这些英国旅行者来到的是一个古老却又腐朽，美丽却也破败的国家，他们在这里看到变革的希望，见证了大英帝国在中国的贸易事业蒸蒸日上，却又在惋惜西方化的中国可能会导致这些“历史的遗物”逐渐消失。中国对这些旅行者来说不仅是英国殖民扩张范围，更是一个游历和观赏的地理空间。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曾指出自负且停滞不前的中国是一具用丝绸包裹的木乃伊，这个比喻虽不确切，却也从另一方面形象表达出中国的某些特点。古老的中国文明对西方旅行者依然存在吸引力，然而当中国要向西方工业文明迈进时，这种旅行能带来的差异性的奇观效果被悬置了起来。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早已寻不见，现在的中国要如何发展?英国在华政策的实施是否得当有效?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礼仪之争己渐渐淡化，但是在同一个空间中两种文明的接触与发展依然是绕不开的问题。鲁迅先生曾在《灯下漫笔》中批评当时来华外国人的猎奇心理，“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鲁迅先生鲜明地指出了当时一批来华西人对中国的态度，同时这种猎奇的态度也与同一时期的许多游记体现出的在动乱的中国变革中反思西方文明的特点相杂糅，反映出上世纪之交来华西人在中西两种文明碰撞时的复杂心理。立德夫人曾就传教士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谈到，“难道我们在期待他们被五彩缤纷、整齐洁净的教堂所取代吗?让清脆的欧洲铜钟取代浑厚的佛钟吗?那样一来，乡村的集会将到哪里去举办?难道我们将像为我们来华的水手那样，为中国人建造小酒馆或酒吧吗……难道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见证了人类最古老文明的过去的遗迹被从地球的表面上清除，同时却哀悼威尼斯钟楼的倒塌吗?”立德夫人表现出对中国文明西方化的复杂态度，相对来说，伊莎贝拉·伯德则从大英帝国的利益出发，更加肯定中国的西方化进程，并展望英国在中国未来改革中的位置。
这几位英国来华女性旅行者来到真实的中国，见到13世纪马可·波罗笔下的卢沟桥，领略了长江的壮丽风景，目睹了缠足和鸦片对这个国家人民的侵蚀，体验了19世纪末中国民众对西方入侵的强烈反抗，同时也见证了西方在华扩张和中国社会变革者的实践。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在两种文明的“接触空间”中呈现出不同的书写态势，女性来华旅行者的游记为反观世纪之交中国西学东渐和晚清社会变革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选取四位英国女性旅行者的游记为研究对象，但是这一群体与当时整体的西方来华游记书写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同时，在各女性旅行者的中国游记之间也有不同的投射重点和行文特色，更不论每个人具体对中国人事的不同评价。然而，正因其作为新型来华群体的特殊性，她们的中国遭遇、视角和陈述更能有效地补充这一时期西方来华游记的整体呈现和当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她们游记中描述的缠足女性、吸食鸦片者、和尚、道士、苗族妇女、暴动民众、传教士、士兵、警察、官员、城市、山水、古迹、旅馆、铁路、邮局等，呈现出这一时期英国女性旅行者眼中的中国景象，从而构成1840-1911年晚清西方来华游记中的整体中国形象。同时，她们的来华旅行和游记直接影响到之后几十年的来华女性旅行者对中国形象的书写，如玛丽·冈特（Mary Eliza Bakewell Gaunt）1913年来到中国，1914年出版《一位澳洲女人在中国》（A Woman in China）；艾伦·拉莫（Ellen Newbold La Motte）1917年来到中国，1919年出版《北京旧事》（Peking Dust）；1923年到中国的西登夫人（Grace Thompson Seton），于1924年出版了《中国灯笼》（Chinese Lanterns）。在此意义上，这些女性的著作也与之前和之后的中国游记形成巨大的互文空间，共同建构了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变化的中国形象。
本文原载《中国历史评论》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