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喀麥隆如火如荼舉行的非洲杯，對于不少歐洲球隊産生沖擊。由于非洲杯在歐洲足球的賽季中間舉行，而按照國際足總（FIFA）的規定，必須放人參加國家隊比賽。有些球隊可能有一個月左右時間，少去部分主力球員。
目前在歐洲職業聯賽踢球的非洲球員相當多。光是英超，就有40位球員前往參加非洲杯，其中不乏主力球員。例如，利物浦頓時少了薩拉赫（Mohamed Salah）、馬内（Sadio Mané）兩位主力前鋒，比賽的戰略被迫做出重大調整。
近年來，非洲球員在歐洲足球賽場的影響力日益增加，許多歐洲球隊卻也是以受到非洲杯的沖擊，不易正面看待這項賽事。許多評論指出，歐洲球隊及球迷應該更尊重非洲杯，并呼籲球迷多關注非洲杯，認識球星為故鄉出征的那一面。
在歐洲發光發熱的非洲球星，究竟在何種淵源下紛紛前來歐洲？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歐洲球隊與非洲杯争搶球員的拉扯呢？我們從殖民地的球員輸出談起。
1930-60年代：殖民地的同化政策與球員輸出
早在1930年代，法國就開始引進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北非殖民地的球員。二戰之後，足球在西非的法國殖民地快速發展。在此同時，許多法國球隊在戰後遇到财務困境，尋求海外的廉價球員。1955年，法國限制聘雇外籍球員的規定生效，不過非洲殖民地的人口不算是“外籍”，是以可繞過限制。在這樣的背景下，法國開始輸入西非球員。
象牙海岸、喀麥隆等地成為“體育勞工”的重要供應者。喀麥隆球員尤金·恩喬·萊亞（Eugène N'Jo Léa）即在殖民時代到法國本土踢球。他在30歲就退役，有鑒于職業足球員的待遇不佳，1961年創立職業足球運動員全國聯盟（Union Nationale des Footballeurs Professionels），改變了法國足球界。
戰後的葡萄牙，也從安哥拉、莫三鼻克等殖民地引進足球員。來自莫三鼻克的尤西比奧（Eusébio da Silva Ferreira）是這個時期的傳奇球員，1961年加入本菲卡，也成為葡萄牙國家隊的前鋒。1966年世界杯八強賽是他的經典之作，葡萄牙先是以0-3大幅落後北韓，沒想到尤西比奧連續進4球，最終以5-3瘋狂逆轉取勝。
戰後引入非洲球員的潮流，以法國和葡萄牙為主，而英國和比利時也有一些非洲球員。這些來自非洲殖民地的球員，不僅參與職業隊，有時也代表國家隊出征。
在殖民地時期，非洲足球員前往歐洲踢球，經常成為殖民者的宣傳題材。在“同化政策”的脈絡下，足球員被塑造成歐洲化的典型人物，歐洲人借由足球對非洲實踐所謂“文明化的任務”。歐洲國家借此宣傳殖民的好處，如葡萄牙人利用尤希比奧等球星，來說明所謂的葡萄牙熱帶主義（lusotropicalism），即認為葡萄牙比其他國家是更好的殖民者，因為他們的文化較為友善，較少帶來種族分化。
實際上，在歐洲發展的非洲球員，受到不少差别待遇。一方面，球迷的歧視相當嚴重，白人球迷看見黑人球員上場時，經常出現學猴子叫、丢香蕉等惡劣行為。另一方面，體制内的不平等持續存在，例如非洲球員的薪資較低，且較少擔當守門員等球隊中較有決策影響力的位置。歐洲球隊似乎長期有刻闆印象，認為黑人球員擅長快速跑動，卻不善于冷靜決策。
1960-80年代：去殖民化與短暫的保護政策
1960年代非洲各國獨立之後，情況大幅改變。國家足球隊紛紛成立，并采取保護政策，将最好的球員留在國内。1965年，非洲足球協會（CAF）制定新規，限制每隊僅能有兩名旅外球員參加非洲杯。此後，各國經常阻止球員出國，以留住球員。
此時期仍持續有旅歐球員，例如來自馬利的沙利夫·基伊塔（Salif Ke ta），可說是歐洲足球場上第一位來自非洲的超級明星。1970-71賽季，他為聖埃蒂安出賽38場，就攻入42球，進球效率驚人。
非洲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僅維持短暫時間。到了1982年，非洲足球協會取消對旅外球員的限制。而在此不久之前，1981年國際足總也訂下規定：球隊必須讓球員參與國家隊比賽。這些政策的轉變之後，非洲國家可放心讓球員旅外發展。
1980年以後：非洲旅歐球員大幅增長
1980年代以後，随着以上的政策轉變，非洲旅歐的足球員大幅成長。從地理空間來看，球員輸出與前殖民母國的連結極強，如塞内加爾、馬裡、象牙海岸球員多前往法國，幾內亞·比索、佛得角球員則到葡萄牙。球員的旅外選擇，後來也擴充到其他地區，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亞洲逐漸都有非洲球員。而以非洲内部的地理空間來說，西非取代北非成為向歐洲輸出球員的最大宗，而東非則很少有球員前往歐洲。
除了政策松綁之外，非洲國家在世界賽會的成果提升，也促使歐洲球隊對于非洲球員的興趣。1982年世界杯，阿爾及利亞戰勝西德，喀麥隆踢平意大利，都引起不少關注。非洲的青年隊伍更是常勝軍，吸引歐洲球隊購入年輕球員。自1985年起舉辦的U17世界杯足球賽，奈及利亞至今18屆的賽事中獲得5冠、3亞，為最成功的國家，而加納也有2冠2亞的紀錄，戰績輝煌。
喀麥隆的傳奇球星羅傑·米拉（Roger Milla），在25那年前往法國踢球。而後他在1990年世界杯，以38歲高齡踢進4球，帶領喀麥隆一舉殺入八強，成為首支晉級世界杯八強的非洲球隊。同個年代的非洲球星還有加納籍的阿貝迪·貝利（Abedi Pele），他是法國馬賽的“神奇三人組”之一，并且助馬賽奪得1993年的歐冠。
當時還有一位前往歐洲發展的非洲球星，球員生涯及退休後的發展都是傳奇-他就是現任賴比瑞亞總統喬治·維阿（George Weah）。維阿在AC米蘭大放異彩，1995年更獲選為世界足球先生，是至今唯一赢得此殊榮的非洲球員。維阿曾說：足球是人們所擁有的唯一能忘記戰争的事情。
在1990年代，随着電視轉播普及等背景，足球朝着商業化的趨勢爆炸性發展。1995年歐洲法院的“博斯曼法案（Bosman ruling）”，宣告球員在合約到期之後可以自由轉會，不需要轉會費，對于歐盟内的球員交易市場影響極大。此後，頂尖球員的薪資變得極為昂貴，非豪門的一般球隊則往非洲和拉丁美洲尋求較低廉的勞工。許多球隊采取一種籌措資金的方式，即是以低價購入非洲或拉丁美洲球員，待球員取得一些表現後，以高價售出至其他歐洲球隊。
于是，在1995年之後，旅歐的非洲球員數量，出現新的一波急速成長。從1996至2000年，短短幾年内，歐洲職業足球聯賽的非洲球員數量，從350人劇增至超過1000人。
非洲球星的光環背後
從1986年至今，每年的非洲足球先生得主都是歐洲聯賽的球員，無一例外。近幾屆非洲杯，皆有過半的球員來自歐洲球隊。根據維基百科統計，2017年和2019年非洲杯分别有65%、57%的球員來自歐洲球隊，2021年（本屆）則有62%、407位歐洲球隊的球員。
非洲球員在歐洲聯賽的影響力也顯著增加，成為不少球隊的主力明星。2018-19賽季的英超金靴獎，甚至是由三位非洲球員共同獲得：薩拉赫（利物浦）、馬内（利物浦）、奧巴梅揚（兵工廠）。于是，這次的非洲杯可見不少歐洲球隊的巨星登場。
歐洲足球賽場的族群構成，與三十年前大不相同。不少非洲的旅外球員以及歐洲國籍的非裔球員，在球隊中扮演核心角色。不過，種族歧視仍經常發生，例如歐洲杯，英格蘭輸球之後，許多白人球迷以歧視言論怪罪黑人球員。此外，結構性的不平等也持續存在，歐洲的非裔教練仍然相當罕見，來自非洲的足球菁英，生涯發展多限于球員階段。
對于非洲國家來說，歐洲足壇成為球員發光發熱的舞台。這些明星球員不但獲得極高的經濟、社會地位，也在非洲媒體中以英雄般的形象出現。世界級球星的精彩表現，成為非洲家鄉的至上榮耀，并喚起國内群眾驚人的凝聚力。
不過，人才外流是非洲足球發展的隐憂。最好的球員大多都出國發展，使得非洲國家的本土聯賽變得貧弱。是以有些評論指出，這種人才供給的結構是新殖民主義的一環，歐洲球隊持續從勞動力市場剝削非洲的資源。
本屆非洲杯小組賽，埃及對戰奈及利亞，英超利物浦的薩拉赫與萊斯特城的伊希納喬（Kelechi Iheanacho）對決，最後由伊希納喬一箭定江山，奈及利亞1-0擊敗埃及。
歐洲球隊與非洲杯的拉扯
本屆非洲杯有62%球員來自歐洲球隊，而這項位在歐洲賽季中間的賽事，對于歐洲球隊是個不小的利益沖擊。例如釋出球員的時間，就引發不少争論。原先按照規定，球隊在12月27日必須放人，最後非洲足協同意，放人時間可延遲到1月3日，于是球員可參加年末密集的聯賽賽事。
也有歐洲球隊以疫情為由，試圖阻撓球員參加非洲杯。前英格蘭國腳伊恩·賴特（Ian Wright）指出，去年在疫情巅峰時，歐洲國家杯在10個國家舉辦，人們都覺得不成問題，現在卻以疫情為由，揚言阻止球員前往單一國家參賽。賴特受訪時表示：“人們并沒有給予非洲杯任何真正的尊重。”
效力于阿賈克斯的象牙海岸球員塞巴斯蒂安·阿萊（Sébastien Haller），先前甚至被球隊詢問，這段期間是要去參加象牙海岸的比賽，還是留在球隊。他感到很不受尊重：“要參加歐洲杯的歐洲球員，會被問這個問題嗎？”賴特則強調，人們應該要了解，非洲人對于他們自己國家隊的重視，就像英格蘭對三獅軍團的重視一樣。
誠然，其中最大的沖突是非洲杯在歐洲的賽季中間舉行。非洲足協已決定從2023年起，改在6至7月辦理非洲杯，看似可以解決問題。不過，《衛報》專欄作家喬納森·威爾遜（Jonathan Wilson）的評論指出，因為歐洲球隊大量購入非洲球員，非洲杯就要配合改期，改到西非的雨季舉辦比賽，是充滿疑慮的。
細究這些技術問題，仍然難以忽視種族不平等、新殖民主義等根本的難題。在那些球星的光環背後，非洲足球的地位有待更多思考。
世界足球舞台顯然在持續改寫當中，越來越多非洲球員大放異彩。平常有在看歐洲足球的球迷，不妨也關注一下非洲杯，看看他們為家鄉出賽的賣力表現，以及認識他們的成長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