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喀麦隆如火如荼举行的非洲杯，对于不少欧洲球队产生冲击。由于非洲杯在欧洲足球的赛季中间举行，而按照国际足总（FIFA）的规定，必须放人参加国家队比赛。有些球队可能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少去部分主力球员。
目前在欧洲职业联赛踢球的非洲球员相当多。光是英超，就有40位球员前往参加非洲杯，其中不乏主力球员。例如，利物浦顿时少了萨拉赫（Mohamed Salah）、马内（Sadio Mané）两位主力前锋，比赛的战略被迫做出重大调整。
近年来，非洲球员在欧洲足球赛场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许多欧洲球队却也因此受到非洲杯的冲击，不易正面看待这项赛事。许多评论指出，欧洲球队及球迷应该更尊重非洲杯，并呼吁球迷多关注非洲杯，认识球星为故乡出征的那一面。
在欧洲发光发热的非洲球星，究竟在何种渊源下纷纷前来欧洲？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欧洲球队与非洲杯争抢球员的拉扯呢？我们从殖民地的球员输出谈起。
1930-60年代：殖民地的同化政策与球员输出
早在1930年代，法国就开始引进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北非殖民地的球员。二战之后，足球在西非的法国殖民地快速发展。在此同时，许多法国球队在战后遇到财务困境，寻求海外的廉价球员。1955年，法国限制聘雇外籍球员的规定生效，不过非洲殖民地的人口不算是“外籍”，因此可绕过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开始输入西非球员。
象牙海岸、喀麦隆等地成为“体育劳工”的重要供应者。喀麦隆球员尤金·恩乔·莱亚（Eugène N'Jo Léa）即在殖民时代到法国本土踢球。他在30岁就退役，有鉴于职业足球员的待遇不佳，1961年创立职业足球运动员全国联盟（Union Nationale des Footballeurs Professionels），改变了法国足球界。
战后的葡萄牙，也从安哥拉、莫桑比克等殖民地引进足球员。来自莫桑比克的尤西比奥（Eusébio da Silva Ferreira）是这个时期的传奇球员，1961年加入本菲卡，也成为葡萄牙国家队的前锋。1966年世界杯八强赛是他的经典之作，葡萄牙先是以0-3大幅落后朝鲜，没想到尤西比奥连续进4球，最终以5-3疯狂逆转取胜。
战后引入非洲球员的潮流，以法国和葡萄牙为主，而英国和比利时也有一些非洲球员。这些来自非洲殖民地的球员，不仅参与职业队，有时也代表国家队出征。
在殖民地时期，非洲足球员前往欧洲踢球，经常成为殖民者的宣传题材。在“同化政策”的脉络下，足球员被塑造成欧洲化的典型人物，欧洲人借由足球对非洲实践所谓“文明化的任务”。欧洲国家借此宣传殖民的好处，如葡萄牙人利用尤希比奥等球星，来说明所谓的葡萄牙热带主义（lusotropicalism），即认为葡萄牙比其他国家是更好的殖民者，因为他们的文化较为友善，较少带来种族分化。
实际上，在欧洲发展的非洲球员，受到不少差别待遇。一方面，球迷的歧视相当严重，白人球迷看见黑人球员上场时，经常出现学猴子叫、丢香蕉等恶劣行为。另一方面，体制内的不平等持续存在，例如非洲球员的薪资较低，且较少担当守门员等球队中较有决策影响力的位置。欧洲球队似乎长期有刻板印象，认为黑人球员擅长快速跑动，却不善于冷静决策。
1960-80年代：去殖民化与短暂的保护政策
1960年代非洲各国独立之后，情况大幅改变。国家足球队纷纷成立，并采取保护政策，将最好的球员留在国内。1965年，非洲足球协会（CAF）制定新规，限制每队仅能有两名旅外球员参加非洲杯。此后，各国经常阻止球员出国，以留住球员。
此时期仍持续有旅欧球员，例如来自马利的沙利夫·基伊塔（Salif Ke ta），可说是欧洲足球场上第一位来自非洲的超级明星。1970-71赛季，他为圣埃蒂安出赛38场，就攻入42球，进球效率惊人。
非洲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仅维持短暂时间。到了1982年，非洲足球协会取消对旅外球员的限制。而在此不久之前，1981年国际足总也订下规定：球队必须让球员参与国家队比赛。这些政策的转变之后，非洲国家可放心让球员旅外发展。
1980年以后：非洲旅欧球员大幅增长
1980年代以后，随着以上的政策转变，非洲旅欧的足球员大幅成长。从地理空间来看，球员输出与前殖民母国的连结极强，如塞内加尔、马里、象牙海岸球员多前往法国，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球员则到葡萄牙。球员的旅外选择，后来也扩展到其他地区，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亚洲逐渐都有非洲球员。而以非洲内部的地理空间来说，西非取代北非成为向欧洲输出球员的最大宗，而东非则很少有球员前往欧洲。
除了政策松绑之外，非洲国家在世界赛会的成果提升，也促使欧洲球队对于非洲球员的兴趣。1982年世界杯，阿尔及利亚战胜西德，喀麦隆踢平意大利，都引起不少关注。非洲的青年队伍更是常胜军，吸引欧洲球队购入年轻球员。自1985年起举办的U17世界杯足球赛，尼日利亚至今18届的赛事中获得5冠、3亚，为最成功的国家，而加纳也有2冠2亚的纪录，战绩辉煌。
喀麦隆的传奇球星罗杰·米拉（Roger Milla），在25那年前往法国踢球。而后他在1990年世界杯，以38岁高龄踢进4球，带领喀麦隆一举杀入八强，成为首支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同个年代的非洲球星还有加纳籍的阿贝迪·贝利（Abedi Pele），他是法国马赛的“神奇三人组”之一，并且助马赛夺得1993年的欧冠。
当时还有一位前往欧洲发展的非洲球星，球员生涯及退休后的发展都是传奇-他就是现任利比里亚总统乔治·维阿（George Weah）。维阿在AC米兰大放异彩，1995年更获选为世界足球先生，是至今唯一赢得此殊荣的非洲球员。维阿曾说：足球是人们所拥有的唯一能忘记战争的事情。
在1990年代，随着电视转播普及等背景，足球朝着商业化的趋势爆炸性发展。1995年欧洲法院的“博斯曼法案（Bosman ruling）”，宣告球员在合约到期之后可以自由转会，不需要转会费，对于欧盟内的球员交易市场影响极大。此后，顶尖球员的薪资变得极为昂贵，非豪门的一般球队则往非洲和拉丁美洲寻求较低廉的劳工。许多球队采取一种筹措资金的方式，即是以低价购入非洲或拉丁美洲球员，待球员取得一些表现后，以高价售出至其他欧洲球队。
于是，在1995年之后，旅欧的非洲球员数量，出现新的一波急速成长。从1996至2000年，短短几年内，欧洲职业足球联赛的非洲球员数量，从350人剧增至超过1000人。
非洲球星的光环背后
从1986年至今，每年的非洲足球先生得主都是欧洲联赛的球员，无一例外。近几届非洲杯，皆有过半的球员来自欧洲球队。根据维基百科统计，2017年和2019年非洲杯分别有65%、57%的球员来自欧洲球队，2021年（本届）则有62%、407位欧洲球队的球员。
非洲球员在欧洲联赛的影响力也显著增加，成为不少球队的主力明星。2018-19赛季的英超金靴奖，甚至是由三位非洲球员共同获得：萨拉赫（利物浦）、马内（利物浦）、奥巴梅扬（兵工厂）。于是，这次的非洲杯可见不少欧洲球队的巨星登场。
欧洲足球赛场的族群构成，与三十年前大不相同。不少非洲的旅外球员以及欧洲国籍的非裔球员，在球队中扮演核心角色。不过，种族歧视仍经常发生，例如欧洲杯，英格兰输球之后，许多白人球迷以歧视言论怪罪黑人球员。此外，结构性的不平等也持续存在，欧洲的非裔教练仍然相当罕见，来自非洲的足球菁英，生涯发展多限于球员阶段。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欧洲足坛成为球员发光发热的舞台。这些明星球员不但获得极高的经济、社会地位，也在非洲媒体中以英雄般的形象出现。世界级球星的精彩表现，成为非洲家乡的至上荣耀，并唤起国内民众惊人的凝聚力。
不过，人才外流是非洲足球发展的隐忧。最好的球员大多都出国发展，使得非洲国家的本土联赛变得贫弱。因此有些评论指出，这种人才供给的结构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环，欧洲球队持续从劳动力市场剥削非洲的资源。
本届非洲杯小组赛，埃及对战尼日利亚，英超利物浦的萨拉赫与莱斯特城的伊希纳乔（Kelechi Iheanacho）对决，最后由伊希纳乔一箭定江山，尼日利亚1-0击败埃及。
欧洲球队与非洲杯的拉扯
本届非洲杯有62%球员来自欧洲球队，而这项位在欧洲赛季中间的赛事，对于欧洲球队是个不小的利益冲击。例如释出球员的时间，就引发不少争论。原先按照规定，球队在12月27日必须放人，最后非洲足协同意，放人时间可延迟到1月3日，于是球员可参加年末密集的联赛赛事。
也有欧洲球队以疫情为由，试图阻挠球员参加非洲杯。前英格兰国脚伊恩·赖特（Ian Wright）指出，去年在疫情巅峰时，欧洲国家杯在10个国家举办，人们都觉得不成问题，现在却以疫情为由，扬言阻止球员前往单一国家参赛。赖特受访时表示：“人们并没有给予非洲杯任何真正的尊重。”
效力于阿贾克斯的象牙海岸球员塞巴斯蒂安·阿莱（Sébastien Haller），先前甚至被球队询问，这段期间是要去参加象牙海岸的比赛，还是留在球队。他感到很不受尊重：“要参加欧洲杯的欧洲球员，会被问这个问题吗？”赖特则强调，人们应该要理解，非洲人对于他们自己国家队的重视，就像英格兰对三狮军团的重视一样。
诚然，其中最大的冲突是非洲杯在欧洲的赛季中间举行。非洲足协已决定从2023年起，改在6至7月办理非洲杯，看似可以解决问题。不过，《卫报》专栏作家乔纳森·威尔逊（Jonathan Wilson）的评论指出，因为欧洲球队大量购入非洲球员，非洲杯就要配合改期，改到西非的雨季举办比赛，是充满疑虑的。
细究这些技术问题，仍然难以忽视种族不平等、新殖民主义等根本的难题。在那些球星的光环背后，非洲足球的地位有待更多思考。
世界足球舞台显然在持续改写当中，越来越多非洲球员大放异彩。平常有在看欧洲足球的球迷，不妨也关注一下非洲杯，看看他们为家乡出赛的卖力表现，以及认识他们的成长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