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典：凡是回答問題的曆史研究都離不開理論

所有的宏觀研究、過程研究、結構研究、問題研究，一步都離不開某種特定的理論。凡是回答問題的曆史研究都離不開理論。讓我們通過一些例子來看看理論作為分析工具、概念工具的作用。

關于五種生産方式理論

近幾十年對史學界影響最大的理論就是五種生産方式理論。五種生産方式理論是個模型，在1949年之後影響非常大。盡管現在“中國曆史上有奴隸，但沒有奴隸制這樣一個社會形态”已被公認為事實，但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這樣一個問題的提出，仍然對中國古代社會的清理，特别是對先秦兩漢魏晉社會的清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所謂古史分期問題實際上是個假問題，但是它卻獲得了确确實實的、巨大的研究成果。奴隸制這個概念的引入，奴隸制與封建制何時分期這個問題的提出，以及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所投入的大量精力，它對學術史本身的推動，難以估量。先秦、秦漢社會為什麼清理得如此透徹，就在于它是這場大辯論的中心。

關于“亞細亞生産方式”

中國曆史上的商業被嚴重低估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突出經商天賦的民族。中華民族的經商天賦有多高呢，高到得由兩千年的所謂封建王朝用重農抑商的國策來壓制，才能壓住。在封建王朝統治者眼裡，商業和市場到處帶來不穩定，最穩定的是農業。要想保持這個社會的長治久安，保持所謂的穩定，就要把商業壓住，曆代王朝都把重農抑商作為一個重要的國策。

如此發達的中國工商業并不具備在西方産生資本主義的那些性質、那些要素，它也不會自發地發展到那個社會去，是以中國社會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社會。盡管這樣，資本主義萌芽這個概念仍然對明清經濟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沒有這個概念，就沒有明清史今天的研究局面。另外如馬克思主義的生産力、生産關系、經濟基礎、“亞細亞生産方式”等概念也同樣如此。馬克思把歐洲社會定義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但他發現從印度一直到亞洲這一帶是與西方完全不一樣的另一個社會，當然他是根據西方傳教士的記載和報道。馬克思認為東方社會特殊，包括中國社會，但是他又找不出一個合适的概念，是以他隻好用一個地域概念，叫“亞細亞生産方式”，就是東方生産方式，或者叫東方社會形态。大家看亞細亞生産方式這一概念，它本質上展現了對東方社會、對東方曆史所走過的獨特道路的尊重，它和我們今天所謂的中國特色一脈相承。是以關于亞細亞生産方式的讨論，亞細亞生産方式對中國曆史發展、對中國社會發展特殊性的解釋，為今天的中國特色的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礎。這個概念不像封建社會、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個性質概念。這純粹是個地域概念，但仍然對中國古代曆史的研究起了巨大作用。

關于“中國原始社會”

迄今為止，對中國史學界影響最大的理論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可以說，沒有《起源》就沒有今天對中國上古史的透徹研究。“母系氏族社會”“父系氏族社會”等概念，使得“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等曆來被看作荒誕無稽之談的材料得到解釋，具有了意義。另外，石器時代、木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等概念，及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等概念，使中國上古社會也變得可了解了。沒有《起源》這部人類學著作，我們根本無法從上古神話傳說中清理出一個“中國原始社會”來！理論的作用有多大，中國上古社會的研究可以說提供了一個最好的例證！

關于“鄉土中國”

費孝通先生提出一對概念，他說“鄉土社會”是個“熟人社會”，“城市社會”是個“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和陌生人社會這兩個概念是我們分析城市和鄉村非常重要的觀念工具、理論工具。通過這兩個概念，我們能夠迅速把握這兩個社會之間的差異。既然是陌生人社會，那麼如何管理這些陌生人呢？法治的問題就出來了，制度的問題就出來了；既然是熟人社會，基于互相信任，道德倫理的問題就出來了。城鄉社會當然還有更多的差異，但是這兩個概念足以使你把這兩個社會看得清清楚楚，進而得出其他奠基于其上的、符合邏輯的推論。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非常有用，不但能解釋我們曾經生活于其中的那個社會，而且會給其他學科帶來啟發。

關于陳寅恪先生的四大工具

陳寅恪先生治學有一套觀念工具，家族、門第、文化、婚姻是他治學的四大工具。研究一個在古典社會時期的中國社會，家族、門第、文化、婚姻确實是非常重要的工具。馬克思在做社會分析的時候，他的工具叫階級，奴隸主階級、貴族階級、農民階級，還有其他階級。

可以這樣說，馬克思是用階級概念，陳寅恪先生更多地是用家族、門第、婚姻來談。是以陳寅恪先生得出了很多結論，如貴族與庶族的差别不在于門第而在于文化，北方少數民族的差異不在于種族、不在于血緣而在于文化。陳寅恪先生将這些概念使用得遊刃有餘，用文化來解釋，用婚姻來解釋，用門第的高低來解釋，用貴族和庶族來解釋，用不同的婚姻集團、通婚集團來解釋，當然會給人一種很别緻新鮮的感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階級論相比較起來，别有洞天。原因在于，在不同的理論概念之下，事物往往會呈現不同的側面，盡管陳寅恪在使用婚姻、門第這些概念的過程中，一定吸收了馬克思的階級論的某些成分，但是他不用這個概念來表述，而是用更多帶有文化色彩的工具來解剖。這些問題都會給我們非常大的啟發。

關于現代化範式

現在，用現代化理論、現代化模式來書寫曆史逐漸成為潮流。原來把1840年以來的曆史寫成一部革命史，現在可以寫成一部不斷現代化、不斷向西方學習的曆史。現代化範式這一寫作模式開始于蔣廷黻先生，蔣先生的《中國近代史》非常典型，完全從文化的角度、從向西方學習的角度，即現代化的角度來描述這段曆史。近30年來傳入了一個大理論——市民社會理論，商會、商幫、市民社會等概念一段時間之内在史學界産生了很大影響。這一影響很快就消沉下去了，因為中國的社會情況很難用市民社會來解釋，但市民社會理論的引入在一段時間内的确給曆史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張仲禮先生提出一個概念“士紳社會”，與費孝通先生一樣，他緻力于從本土提煉概念，像“士紳”這樣一個概念就能解釋非常多的東西，這些概念都對曆史研究産生很大的作用。

一些史學家在史學界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響，相當程度上來源于他們所使用的理論，來源于他們所運用的概念工具，這是現代史學和傳統史學一個非常大的差異。理論有什麼作用，作用在哪裡，我就舉這些執行個體來分析。

（作者為山東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