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1日。
我帶着鮮花去看爸爸。他的名字刻在青浦福壽園墓地遺體捐獻紀念碑第9塊碑的2019年排名裡。
從北區邊門進入，拐入主幹道的右手邊就是遺體（角膜）捐獻者紀念碑。大約有300多平米的樣子。主紀念碑是褐色大理石加玻璃以及兩個人形的镂空造型，形成兩個相鄰的Z字伫立在園區中間。玻璃面上一個磨砂的紅十字會的大logo，下面用宋體镌刻了遺體捐獻對于醫學研究，臨床科研進步的重要性；側面的褐色大理石碑，則介紹了上海遺體捐獻的曆史進展。
據記載，到2018年底，上海市的遺體捐獻登記者已經有5萬多人，已經實作遺體捐獻也有1萬1千多人。
遺體捐獻有多重意義，其一是讓一些有用的器官用于移植手術，比如腎移植，角膜移植來延續和改善他人的生命；其二是保障醫學教學的開展和臨床研究的需求；其三是推動中國傳統的喪葬習俗的改變。
這群人被尊稱為“大體老師”。
我的父親就是衆多遺體登記者之一，同時也是2019年的實作者。
2019年11月11日，周一，農曆10月15日，晚上10點半。
嘈雜的急症打點滴室，一排排急診病人坐在簡易躺椅上，左手或右手邊一根高高豎起的打點滴架，挂着大小不同的打點滴袋或打點滴瓶。昏暗的日光燈下，病人的臉色灰土發綠，大家都似睡非睡， 護士穿梭着檢視每個病人的打點滴進展。
第32号椅子旁橫跨着救護床，床邊擠着一台心電監護儀。已經進入彌留之際的爸爸唇邊留着血，微微張開，閉着眼，顴骨深陷，臉上毫無血色。之前的10分鐘，他還喃喃自語：“我不行了，醫生，我不行了。” 此刻他已經無力說話。
我附身貼着他的耳邊，眼淚噙在眼眶裡，緊緊握着他的手，溫暖而柔軟。“爸爸，我在這裡陪着你，不要怕， 我一直都在的，不怕哦。”
10點38分，心電圖呈現為一條直線。
據說，人在瀕臨死亡的那一刻，聽覺是最後消失的。我一定要讓他聽到所有該聽到的，不能讓他留有遺憾。 我輕輕擦掉了他眼角邊一滴滴落的淚珠，繼續和他說話：“現在幫你把針拔了”；“儀器撤了哦”；“等下要送你到地下一層，不怕哦。”
我擦了自己的眼淚，抿住嘴，和先生分工幾件事：送爸爸到 B1 清洗；打電話給紅十字會五官科醫院聯系角膜摘取；回家拿衣服幫爸爸換上，帶上戶口簿開死亡證明。
眼角膜的摘取必須在死亡6個小時以内發生。
午夜12點多，爸爸已經穿上他喜歡的休閑西裝，内襯格子襯衫，幹幹淨淨地躺在那裡等待摘取眼角膜的手術了。
年輕的女醫生從淮海路打了計程車趕過來，手裡提了個小箱子。到了之後，一邊穿上白大褂，一邊問了問爸爸的情況，還檢視了當天早上的血液報告， 特别詢問我們是否安排告别儀式。之後她建議我們離開現場，因為手術過程會令人不适。手術後眼眶會塌陷，她會根據我們是否安排告别儀式而決定是否需要加入填充物。
20來分鐘後，爸爸的角膜已經在一個容器裡：“老先生的眼角膜挺好的，明天就可以移植給需要的人了。”先生支開我去送醫生，他随手就把黃色的裹屍袋拉鍊拉好，送入了冰櫃。
至此，我再也沒有見到過爸爸。
那天早上， 我趕早8:30就去看他。秋天的陽光已然不如夏日的熱烈，透過紗窗，照到了寫字台的一角，斑駁若離。他側卧着，臉朝向門口；瘦削，青筋暴露的手臂無力地搭在床沿上。手臂上爬滿了大小不均的紫紅色血斑，這是由于血小闆減少，凝血機制異常而出現的症狀。
我把全國藥廠庫存的維生素K都想辦法買來了，每天服用，小心翼翼地呵護，希望保持他的凝血功能， 内心時刻祈禱不要出現大出血的狀況。
護工曉惠在他背後打開尿不濕，檢視長了皮疹的屁股。一團紅腫，還有一些小水泡。
“爸爸，你今天早上吃飯乖不乖？” 一邊和他開玩笑，我一邊檢視當天的日志，大小便幾次？飲食攝入如何？喝藥的記錄，體重，腹圍，血壓，體溫，當天還有一個血名額檢查，還沒有拿到報告。爸爸的日志是我提議設計的，由當班的護士和護理員填寫，便于家屬全面了解老人的每天情況。家屬不能來探望時，日志拍個照片，微信傳遞一下就明了了。
床頭櫃上兩隻乒乓球拍套子一樣的手套，天藍色的。一面是海綿内襯，一面墊了稍硬的卡紙，圓弧的外圍一條白色尼龍拉鍊。雙手套上後， 應該很難互相打開，那是防止他亂抓的手套。據說前天晚上，護理人員把爸爸的雙手套住了，結果他用牙齒拉開了拉鍊，成功逃脫，于是屁股上的皮疹又多了幾塊紅腫。
我陪了30分鐘後便啟程去了龍華寺。自從爸爸生病，我開始了初一，十五去龍華祈福的習慣，同時也嘗試了初一，十五吃素齋。
傍晚公司裡大大小小的事情處理完，回家的路上我開始準備明天要外出演講的稿子，心裡想着晚上就不去看爸爸了。8點多車行至闵行立交橋，我收到護理部王主管的電話：“林叔叔吐血了，我已經叫了急救車準備送醫院，林姐馬上過去吧。”
我心頭一緊，手腳立即發麻。心底一個聲音告訴自己那一天來了。
趕到醫院時，已經9點了，救護車不一會兒呼嘯而至。爸爸躺在急救床上，大口大口的噴射狀吐血。護理部的床單，能用的尿不濕，毛巾和毯子都被臨時征用接血，擦血，兜血。
我最不希望出現的場景偏偏就來了。
他很快因為失血過多而陷入半昏迷狀态。嘴裡嘟哝着：“我不行了，醫生，快來呀。”
急診室的節奏快而淩亂，人流攢動。年輕的醫生随口說我給你用最好的止血藥。護士馬上給他打點滴，心電監測也一直沒有停過。
我心裡明白那都是一種徒勞，但是我啥也說不出來。我被動地接受一切安排。
體面的離世是很難在急診室實作的。
2010年，父親剛過了70歲。一個人住在闵行。
他身體健康，身材肥胖， 常常嚷嚷要控制飲食，減肥。
隻要天氣好，他可以一大早騎着自行車從闵行出發，到複興公園約見一群老年合唱團的歌友，一起練合唱。他一直喜歡音樂，會拉提琴，年輕時候在合唱團唱男中音，屬于半專業水準的歌者。到了老年合唱團，他還經常客串指揮。
我們父女的約定是每周見一次，或是一起吃飯，一起散步，有時還一起看個電影。高興起來， 我們一起唱老歌。他喜歡《三套車》，而我最拿手的是《橄榄樹》。
那年的夏天，一個平常的晚餐後，他鄭重其事地開始了一段談話。
“我有個事情要拜托你，你一定要答應，而且要做到。”
“啥事情，那麼嚴肅？”
爸爸折轉身，肥大的身軀緩慢地折到右邊，空座上放着每天進出背的一個黑色帆布包。一條橙色的吊牌帶露出一截，那一頭拴着老人卡和鑰匙。他年紀大了，出門常常忘了帶東西，這樣一綁定，基本不再會丢三落四。他從包裡取出一個黃色牛皮紙檔案袋，那是一個很平常的檔案袋，背面有兩個圓圈紙輪子，一根粗線把兩個圓圈繞成了8字。
“你看一下吧。”我松開粗線，從裡面取出了檔案。
《中華醫學會遺體自願捐獻登記表》 ，爸爸已經把表格認真地填好，他的字型有規律地微微向右傾斜，有力而整齊。右上角貼一張紅底白襯衫報名照，可愛的老爸胖乎乎的，眼睛笑成了一條縫，灰白的頭發整齊地梳成二八開。
我一下子楞住了，嗓子眼如同堵住了，說不出話來。
我無法相信70出頭的父親會和我談遺體捐獻的事。他非常健康，除了有點高血壓， 因為抽煙而嗓子會常常咳咳幾聲之外，其他都很好。他是個水産養殖專家，退休前是一個地區科委的幹部，算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但也并不代表要捐獻遺體。
“搞什麼啦？你那麼健康，想太早了吧？” 一個反問，我很想把這事忽悠過去。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我忌諱談論死亡話題，特别是和自己的父母。
“不要怕，人都有老了的一天，也有走的一天。老人要在自己能自主的時候把一些事情交代清楚。”
“遺體捐獻在中國還是很新的， 需要有人帶頭去嘗試。我從來不相信靈魂轉世，燒成灰和用于醫學臨床研究沒啥差別。”
“中國醫學院的學生因為人體标本數量的短缺，而影響學業，是以能讓自己為社會作貢獻，還是我想做的。”
“我也不喜歡中國人的喪葬風俗，子女不要在這事上花費精力。”
我爸爸是個脾氣挺倔的老頭，一般他想做的事情别人很難動搖他的想法。我們磨蹭了一會兒，飯後我就簽名成為他的執行人。我心裡暗忖即便簽了也不一定要做，何必現在就鬧沖突？
幾周之後，他在紅十字會補入了執行人資訊後，登記步驟算是完成了。那個檔案袋又回到了我手裡。這次我沒再多看一眼，就一把鎖進了保險箱的最底層。
我希望永遠不要再打開這個黃牛皮紙檔案袋。
之後的幾年裡，"這件事" 成了我們心照不宣的代号。爸爸總是有意無意地說"這件事你不要忘了，要做的哦。” 我也敷衍地回答"還早呢，你身體噶好，急啥急？"
那幾年，因為先生女兒在加拿大，我也常常來回跑，看到了中西兩邊對死亡，捐贈器官和遺體的觀念确實不同。我的想法也逐漸開明。我們在加拿大的信箱裡常常看到關于招募 doner 的宣傳資料，隻要填寫好，寄到政府信箱就可以了。
我和爸爸最後一次正了八經地談“這件事”是在2019年的春節假期裡。那時他開始腿腫了，并且人也開始消瘦。可是說到要去看醫生，他就推脫沒事， 身體很好。 那天我們帶着爸爸去廣富林走了一圈， 他走得很慢，但是狀況還行。
飯桌上，爸爸打開了“這件事”的話匣子。“我叫你們打電話問紅十字會了解流程，你們打過電話了嗎？”他心裡最大的擔心就是我們不理會他的要求，不按照他的要求執行。
我在這種時候都比較迂回，而先生則随機就撒了個善意的謊。“打過電話了，一般是你萬一不來塞進醫院了，我們就和醫生講你是要捐獻的，然後他們有不同的搶救通道的，會按照不同的流程走。”
“哦，打過就好了。這件事你們要辦的，搶救沒啥意思，人也被搞得很辛苦。今天過節，我再次強調一下，你們要記得的。” 那天在飯桌上，他把自己的存折，密碼轉交給我。“你來管吧，省得我自己再去跑銀行了。” 那是一個年代已久，褶皺很多的黃色信封，他認真地寫好每個存折号，對應的密碼。
我有點想哭，但是飯桌上，還是忍住了。
“你自己要當心，香煙少抽幾根，小菜不要省。” 我每次都要提醒他對自己好一點， 有啥不适要馬上去醫務室看病。醫務室看病隻要下樓就行。但是他是一個頑固不化的老頭，對自己充分的自信，不到萬不得已要看醫生，他都是當我的話為耳邊風。他常常自诩我們家沒有惡毛病基因，我還有幾年呢。
他抽煙幾十年，雖然不是一天一包的量，但是四五支也是通常的。過去十多年，他的煙都是我每次出入機場免稅店買的比較淡的七星。先生總是說我言行不一，一邊叫老人家戒煙，一邊又幫他買煙縱容他。
難道這不是孝順？如果我不這樣，我還能怎樣呢？
再次打開檔案袋是2019年的四月的中旬，爸爸因為摔倒而送了急診。之後索性住院做了全面的體檢：爸爸被确診為肝癌晚期。醫生樂觀估計3-6個月的生存期，生命倒計時開始了。
我也正式開始研究遺體捐贈的流程了。一般登記人是自然人，登記場所為各個紅十字會， 登記表填好輸入資訊後， 實作與否則取決于執行人。登記表所記錄的是捐獻人的願望，包括是否捐獻眼角膜？是否捐獻其他器官？是否需要告别儀式？醫學院使用兩年後，遺骨是否歸還家屬？家屬是否需要安排遺骨的火化和安葬？我爸爸在捐獻眼角膜和器官一覽裡選了“是”，在其他選項裡，都選了“否”。
如果完全按照他的願望，我們能做的就是打電話給紅十字會。僅此而已。
當時根據他的病情，手術治療，化療，介入治療都勝算不大。全家商量達成了共識，要用生命的品質換取生命的長度。我們要確定爸爸的每一天過得更有品質。我們把他送入了硬體條件很好的護理部。
11月初，爸爸的狀況忽上忽下，屁股上的皮疹讓他瘙癢難熬，而沒有特别的藥物能治療， 腹水産生的漲腹感讓他無法平躺休息。而一打白蛋白，就會出現肝性腦病，腦子糊塗，語無倫次。醫生對他已經束手無策。
我跟醫生分享了爸爸遺體捐獻的決定，以及我心中一直不解的疑惑：将來我去哪裡掃墓？沒想到平時少言寡語的醫生解答了我的疑惑：福壽園有塊紀念碑區的。我的外婆，舅舅都在那裡，一塊集體墓碑。而且永遠沒有遷移的擔憂，謝希德的名字也在那裡。
頓時，我覺得有伴了。
小時候，我的爸爸是“創新”和 “堅強”的代名詞。
他是學水産養殖的， 天然喜歡養殖。除了養熱帶魚，金魚， 我們家還養小雞小鴨， 孵過甲魚。買來的甲魚，剖開後，裡面有好幾隻蛋，他拿一隻碗，鋪上了棉花，存放在一個溫暖的環境裡。二十多天後，指甲蓋大小的小甲魚真的從蛋殼裡爬了出來。小甲魚破殼的那一刻，我和妹妹瞪大了眼睛，屏住呼吸的專注神情至今還在我的腦海裡。
他喜歡嘗新， 比如他自己發明了冬天用刷子刷身體的鍛煉方法；還要我們家三個女性成員一起來。他也嘗試在土竈台用柴火炒肉松；第一次用煤油爐煮咖啡， 他拿來一塊紗布做濾網清除咖啡渣渣。他總是能想出各種創新的方法來應對生活。他對新事物的接受度總是比旁人要快。
相比之下， 他的情商真不算高。他個性好勝，清高而要面子，不願意求人麻煩人，是以總是和别人有種距離感。我爸爸的口頭禅就是，“哦，太感謝了"，然後别人對他表示佩服時，他就"哪裡哪裡" 地假裝謙虛回複一下；回頭他會偷偷感慨：“其實他們根本沒有聽懂我在說什麼。”
他常常以“君子之交淡如水”來形容他和幾位朋友的關系， 同時也忘記感情銀行是需要以時間和互動來增加儲蓄的。
這種個性一直伴着他的一生，并且在晚年逐漸演變成為“老人倔犟”。
按照護理規定老人床兩邊的欄杆在房間裡沒有護理人員或家屬的情況下要豎起并鎖死，以防老人不慎從床上跌落。老人有需求就打鈴，護工聽到鈴聲立刻進入房間回音。爸爸不喜歡求人，也不喜歡被限制了自由。他一看到欄杆豎起，就闆起臉嚴厲地要求“放下欄杆”， 說啥道理他都不聽。
他剛剛入住時，堅決反對使用成人尿不濕。他總是堅持自己上洗手間。有一次他半夜尿急，執意不打鈴而翻越欄杆。結果卻因為小腿無力而摔倒在地，額角撞到床沿紅腫了一個多星期。即便這樣，他也絕對不承認自己的虛弱， 我勸他打鈴找護理的時候，他嘟嘟地強調：“我上個廁所呀，還要找人嗎？”
要他喝蛋白粉也要動足了腦筋。他最要面子，那就把蛋白粉安排在下午老人集體活動的時間。通常外面音樂一響，護理人員就推着輪椅把老人聚在大堂中間的會客區，按照老人們的喜好安排搭積木，做手指操等活動。我常常也是趕在這個時間點去看爸爸，把他的輪椅推到大方桌旁，鎖死輪子，一杯蛋白粉沖好放在邊上。“爸爸爸爸，噶西多甯看牢侬，來，給點面子，一口頭”。他會沖我苦笑一下，一邊搖頭一邊給面子地喝下去了。
那時他基本卧床休息， 但是每每有人來訪， 他會強打精神，穿着齊整地坐在沙發上等候， 歌友來看他， 他會起來和他們一起唱幾句。我買了好吃的菜和零食，他即便沒啥胃口，也會嘗一口說 “very good”， “Thank you”。他總是和人說謝謝，或是雙手作揖， 有時候搞得護理員特别不好意思：“這個林叔叔太見外。”
爸爸最後的日子是在護理部12樓度過的。這也是我們父女在過去三十多年裡最緊密接觸的日子。我每天驅車一個多小時去看他，時刻關注他身體的變化。
這期間，《最後的告别》一書一直陪伴着我。我開始真實面對至親即将離世的事實，了解臨終關懷的總總，了解死亡的過程和親人能夠給予的支援。我希望爸爸在走上死亡之路的過程中，有我的陪伴和支援。
養老院裡有教堂和佛堂。我有一次推着輪椅問爸爸要不要去看看， 他點點頭：去教堂吧。我推着他，讓他一個人呆了一會兒。我不知道那時的他會怎麼想？他需要信仰和宗教的力量來面對死亡嗎？
很奇怪的是自從爸爸生病，我一直沒有機會和爸爸讨論過他的真實病情和“那件事”。這是一張非常難捅破的窗戶紙。我幾次想和他進行深度談話，但是話到嘴邊，卻總被一種無名的壓力壓住而無法開口。
我也常常琢磨，爸爸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他為什麼不開口問？他是真糊塗還是假裝糊塗，不願意捅破？
我現在回想起來，他應該是假裝糊塗，因為其實他的身後事都已經在完全健康的時候交代清楚了，他相信他的執着會讓我随了他的心願。他沒有太多的牽挂。
爸爸去世後的第三天， 我們順利辦完了戶口登出後，通知了紅十字會來接走遺體。
那是一輛黑色的專車。我帶了家裡他常用的一條羊毛毯子，幫他蓋實了，邊上加了一束鮮花，陪他上路。
來接他的小夥子也是身穿白大褂，他表示謝意後，給了我一份紅色的證書，和一個琉璃獎杯。
至此，我爸爸赤條條地走了。他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大體老師”。
第一次掃墓，是在2020年的三月底。因為疫情的影響，原本二月篆刻名字的程序拖到了三月。
福壽園的遺體捐獻區共有10塊紀念碑， 兩邊排開伫立在一個開闊的綠草坪上。每塊紀念碑都似一本打開的書，正反兩面四塊碑面根據時間記錄着所有捐獻者的名字。
福壽園的這片紀念碑區是2002年規劃的。第一塊紀念碑記錄了從1981到1988年的捐獻者，大概有250來個名字，名字的排列比較松散， 到了1994年至1998年，一塊碑面的名字大概增加到了300多人。而爸爸的那塊紀念碑上密密麻麻的刻滿了2019年到2020年的捐獻者。旁邊的第10塊碑的四面當時都還空着，前幾日再去看時，已經也有不少2021年的捐獻者名字了。
原來上海市的公民遺體捐獻從1982年就開始了，到了1998年成立了上海市紅十字眼庫。現在每個區縣的紅十字會都設立了遺體登記機構， 并且在六個醫學院設立遺體接收站。爸爸當初就是看了某一篇報道而引發了願望，做了遺體登記。
如同小張之前說的，鄰居很多，也會越來越多， 他們是住同一幢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都有相同的背景和願望，應該是很熱鬧的一個社群。
每年他的生日和忌日，我都去看爸爸，和他聊一聊，捎幾句話。這次我帶了一束特别的花束給他，用了一條 U LOOK PRETTY 花束帶，他肯定很喜歡。
那天和女兒通電話，告訴她我去掃墓了。她之後回我一句：“哦，媽媽，我忘了告訴你， 我最近做體檢時，也選了doner 打勾的。”
我的鼻子一酸，現在的小孩也不和父母商量，就自己主張了。
作者 | Elaine
編輯 | 依蔓
*本故事來自三明治“短故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