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1日。
我带着鲜花去看爸爸。他的名字刻在青浦福寿园墓地遗体捐献纪念碑第9块碑的2019年排名里。
从北区边门进入，拐入主干道的右手边就是遗体（角膜）捐献者纪念碑。大约有300多平米的样子。主纪念碑是褐色大理石加玻璃以及两个人形的镂空造型，形成两个相邻的Z字伫立在园区中间。玻璃面上一个磨砂的红十字会的大logo，下面用宋体镌刻了遗体捐献对于医学研究，临床科研进步的重要性；侧面的褐色大理石碑，则介绍了上海遗体捐献的历史进展。
据记载，到2018年底，上海市的遗体捐献登记者已经有5万多人，已经实现遗体捐献也有1万1千多人。
遗体捐献有多重意义，其一是让一些有用的器官用于移植手术，比如肾移植，角膜移植来延续和改善他人的生命；其二是保障医学教学的开展和临床研究的需求；其三是推动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的改变。
这群人被尊称为“大体老师”。
我的父亲就是众多遗体登记者之一，同时也是2019年的实现者。
2019年11月11日，周一，农历10月15日，晚上10点半。
嘈杂的急症输液室，一排排急诊病人坐在简易躺椅上，左手或右手边一根高高竖起的输液架，挂着大小不同的输液袋或输液瓶。昏暗的日光灯下，病人的脸色灰土发绿，大家都似睡非睡， 护士穿梭着查看每个病人的输液进展。
第32号椅子旁横跨着救护床，床边挤着一台心电监护仪。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爸爸唇边留着血，微微张开，闭着眼，颧骨深陷，脸上毫无血色。之前的10分钟，他还喃喃自语：“我不行了，医生，我不行了。” 此刻他已经无力说话。
我附身贴着他的耳边，眼泪噙在眼眶里，紧紧握着他的手，温暖而柔软。“爸爸，我在这里陪着你，不要怕， 我一直都在的，不怕哦。”
10点38分，心电图呈现为一条直线。
据说，人在濒临死亡的那一刻，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我一定要让他听到所有该听到的，不能让他留有遗憾。 我轻轻擦掉了他眼角边一滴滴落的泪珠，继续和他说话：“现在帮你把针拔了”；“仪器撤了哦”；“等下要送你到地下一层，不怕哦。”
我擦了自己的眼泪，抿住嘴，和先生分工几件事：送爸爸到 B1 清洗；打电话给红十字会五官科医院联系角膜摘取；回家拿衣服帮爸爸换上，带上户口簿开死亡证明。
眼角膜的摘取必须在死亡6个小时以内发生。
午夜12点多，爸爸已经穿上他喜欢的休闲西装，内衬格子衬衫，干干净净地躺在那里等待摘取眼角膜的手术了。
年轻的女医生从淮海路打了出租车赶过来，手里提了个小箱子。到了之后，一边穿上白大褂，一边问了问爸爸的情况，还查看了当天早上的血液报告， 特别询问我们是否安排告别仪式。之后她建议我们离开现场，因为手术过程会令人不适。手术后眼眶会塌陷，她会根据我们是否安排告别仪式而决定是否需要加入填充物。
20来分钟后，爸爸的角膜已经在一个容器里：“老先生的眼角膜挺好的，明天就可以移植给需要的人了。”先生支开我去送医生，他随手就把黄色的裹尸袋拉链拉好，送入了冰柜。
至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爸爸。
那天早上， 我赶早8:30就去看他。秋天的阳光已然不如夏日的热烈，透过纱窗，照到了写字台的一角，斑驳若离。他侧卧着，脸朝向门口；瘦削，青筋暴露的手臂无力地搭在床沿上。手臂上爬满了大小不均的紫红色血斑，这是由于血小板减少，凝血机制异常而出现的症状。
我把全国药厂库存的维生素K都想办法买来了，每天服用，小心翼翼地呵护，希望保持他的凝血功能， 内心时刻祈祷不要出现大出血的状况。
护工晓惠在他背后打开尿不湿，查看长了皮疹的屁股。一团红肿，还有一些小水泡。
“爸爸，你今天早上吃饭乖不乖？” 一边和他开玩笑，我一边查看当天的日志，大小便几次？饮食摄入如何？喝药的记录，体重，腹围，血压，体温，当天还有一个血指标检查，还没有拿到报告。爸爸的日志是我提议设计的，由当班的护士和护理员填写，便于家属全面了解老人的每天情况。家属不能来探望时，日志拍个照片，微信传递一下就明了了。
床头柜上两只乒乓球拍套子一样的手套，天蓝色的。一面是海绵内衬，一面垫了稍硬的卡纸，圆弧的外围一条白色尼龙拉链。双手套上后， 应该很难相互打开，那是防止他乱抓的手套。据说前天晚上，护理人员把爸爸的双手套住了，结果他用牙齿拉开了拉链，成功逃脱，于是屁股上的皮疹又多了几块红肿。
我陪了30分钟后便启程去了龙华寺。自从爸爸生病，我开始了初一，十五去龙华祈福的习惯，同时也尝试了初一，十五吃素斋。
傍晚公司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处理完，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准备明天要外出演讲的稿子，心里想着晚上就不去看爸爸了。8点多车行至闵行立交桥，我收到护理部王主管的电话：“林叔叔吐血了，我已经叫了急救车准备送医院，林姐马上过去吧。”
我心头一紧，手脚立即发麻。心底一个声音告诉自己那一天来了。
赶到医院时，已经9点了，救护车不一会儿呼啸而至。爸爸躺在急救床上，大口大口的喷射状吐血。护理部的床单，能用的尿不湿，毛巾和毯子都被临时征用接血，擦血，兜血。
我最不希望出现的场景偏偏就来了。
他很快因为失血过多而陷入半昏迷状态。嘴里嘟哝着：“我不行了，医生，快来呀。”
急诊室的节奏快而凌乱，人流攒动。年轻的医生随口说我给你用最好的止血药。护士马上给他打点滴，心电监测也一直没有停过。
我心里明白那都是一种徒劳，但是我啥也说不出来。我被动地接受一切安排。
体面的离世是很难在急诊室实现的。
2010年，父亲刚过了70岁。一个人住在闵行。
他身体健康，身材肥胖， 常常嚷嚷要控制饮食，减肥。
只要天气好，他可以一大早骑着自行车从闵行出发，到复兴公园约见一群老年合唱团的歌友，一起练合唱。他一直喜欢音乐，会拉提琴，年轻时候在合唱团唱男中音，属于半专业水平的歌者。到了老年合唱团，他还经常客串指挥。
我们父女的约定是每周见一次，或是一起吃饭，一起散步，有时还一起看个电影。高兴起来， 我们一起唱老歌。他喜欢《三套车》，而我最拿手的是《橄榄树》。
那年的夏天，一个平常的晚餐后，他郑重其事地开始了一段谈话。
“我有个事情要拜托你，你一定要答应，而且要做到。”
“啥事情，那么严肃？”
爸爸折转身，肥大的身躯缓慢地折到右边，空座上放着每天进出背的一个黑色帆布包。一条橙色的吊牌带露出一截，那一头拴着老人卡和钥匙。他年纪大了，出门常常忘了带东西，这样一绑定，基本不再会丢三落四。他从包里取出一个黄色牛皮纸文件袋，那是一个很平常的文件袋，背面有两个圆圈纸轮子，一根粗线把两个圆圈绕成了8字。
“你看一下吧。”我松开粗线，从里面取出了文件。
《中华医学会遗体自愿捐献登记表》 ，爸爸已经把表格认真地填好，他的字体有规律地微微向右倾斜，有力而整齐。右上角贴一张红底白衬衫报名照，可爱的老爸胖乎乎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梳成二八开。
我一下子楞住了，嗓子眼如同堵住了，说不出话来。
我无法相信70出头的父亲会和我谈遗体捐献的事。他非常健康，除了有点高血压， 因为抽烟而嗓子会常常咳咳几声之外，其他都很好。他是个水产养殖专家，退休前是一个地区科委的干部，算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但也并不代表要捐献遗体。
“搞什么啦？你那么健康，想太早了吧？” 一个反问，我很想把这事忽悠过去。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忌讳谈论死亡话题，特别是和自己的父母。
“不要怕，人都有老了的一天，也有走的一天。老人要在自己能自主的时候把一些事情交代清楚。”
“遗体捐献在中国还是很新的， 需要有人带头去尝试。我从来不相信灵魂转世，烧成灰和用于医学临床研究没啥区别。”
“中国医学院的学生因为人体标本数量的短缺，而影响学业，所以能让自己为社会作贡献，还是我想做的。”
“我也不喜欢中国人的丧葬风俗，子女不要在这事上花费精力。”
我爸爸是个脾气挺倔的老头，一般他想做的事情别人很难动摇他的想法。我们磨蹭了一会儿，饭后我就签名成为他的执行人。我心里暗忖即便签了也不一定要做，何必现在就闹矛盾？
几周之后，他在红十字会补入了执行人信息后，登记步骤算是完成了。那个文件袋又回到了我手里。这次我没再多看一眼，就一把锁进了保险箱的最底层。
我希望永远不要再打开这个黄牛皮纸文件袋。
之后的几年里，"这件事" 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代号。爸爸总是有意无意地说"这件事你不要忘了，要做的哦。” 我也敷衍地回答"还早呢，你身体噶好，急啥急？"
那几年，因为先生女儿在加拿大，我也常常来回跑，看到了中西两边对死亡，捐赠器官和遗体的观念确实不同。我的想法也逐渐开明。我们在加拿大的信箱里常常看到关于招募 doner 的宣传资料，只要填写好，寄到政府信箱就可以了。
我和爸爸最后一次正了八经地谈“这件事”是在2019年的春节假期里。那时他开始腿肿了，并且人也开始消瘦。可是说到要去看医生，他就推脱没事， 身体很好。 那天我们带着爸爸去广富林走了一圈， 他走得很慢，但是状况还行。
饭桌上，爸爸打开了“这件事”的话匣子。“我叫你们打电话问红十字会了解流程，你们打过电话了吗？”他心里最大的担心就是我们不理会他的要求，不按照他的要求执行。
我在这种时候都比较迂回，而先生则随机就撒了个善意的谎。“打过电话了，一般是你万一不来塞进医院了，我们就和医生讲你是要捐献的，然后他们有不同的抢救通道的，会按照不同的流程走。”
“哦，打过就好了。这件事你们要办的，抢救没啥意思，人也被搞得很辛苦。今天过节，我再次强调一下，你们要记得的。” 那天在饭桌上，他把自己的存折，密码转交给我。“你来管吧，省得我自己再去跑银行了。” 那是一个年代已久，褶皱很多的黄色信封，他认真地写好每个存折号，对应的密码。
我有点想哭，但是饭桌上，还是忍住了。
“你自己要当心，香烟少抽几根，小菜不要省。” 我每次都要提醒他对自己好一点， 有啥不适要马上去医务室看病。医务室看病只要下楼就行。但是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头，对自己充分的自信，不到万不得已要看医生，他都是当我的话为耳边风。他常常自诩我们家没有恶毛病基因，我还有几年呢。
他抽烟几十年，虽然不是一天一包的量，但是四五支也是通常的。过去十多年，他的烟都是我每次出入机场免税店买的比较淡的七星。先生总是说我言行不一，一边叫老人家戒烟，一边又帮他买烟纵容他。
难道这不是孝顺？如果我不这样，我还能怎样呢？
再次打开文件袋是2019年的四月的中旬，爸爸因为摔倒而送了急诊。之后索性住院做了全面的体检：爸爸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医生乐观估计3-6个月的生存期，生命倒计时开始了。
我也正式开始研究遗体捐赠的流程了。一般登记人是自然人，登记场所为各个红十字会， 登记表填好输入信息后， 实现与否则取决于执行人。登记表所记录的是捐献人的愿望，包括是否捐献眼角膜？是否捐献其他器官？是否需要告别仪式？医学院使用两年后，遗骨是否归还家属？家属是否需要安排遗骨的火化和安葬？我爸爸在捐献眼角膜和器官一览里选了“是”，在其他选项里，都选了“否”。
如果完全按照他的愿望，我们能做的就是打电话给红十字会。仅此而已。
当时根据他的病情，手术治疗，化疗，介入治疗都胜算不大。全家商量达成了共识，要用生命的质量换取生命的长度。我们要确保爸爸的每一天过得更有质量。我们把他送入了硬件条件很好的护理部。
11月初，爸爸的状况忽上忽下，屁股上的皮疹让他瘙痒难熬，而没有特别的药物能治疗， 腹水产生的涨腹感让他无法平躺休息。而一打白蛋白，就会出现肝性脑病，脑子糊涂，语无伦次。医生对他已经束手无策。
我跟医生分享了爸爸遗体捐献的决定，以及我心中一直不解的疑惑：将来我去哪里扫墓？没想到平时少言寡语的医生解答了我的疑惑：福寿园有块纪念碑区的。我的外婆，舅舅都在那里，一块集体墓碑。而且永远没有迁移的担忧，谢希德的名字也在那里。
顿时，我觉得有伴了。
小时候，我的爸爸是“创新”和 “坚强”的代名词。
他是学水产养殖的， 天然喜欢养殖。除了养热带鱼，金鱼， 我们家还养小鸡小鸭， 孵过甲鱼。买来的甲鱼，剖开后，里面有好几只蛋，他拿一只碗，铺上了棉花，存放在一个温暖的环境里。二十多天后，指甲盖大小的小甲鱼真的从蛋壳里爬了出来。小甲鱼破壳的那一刻，我和妹妹瞪大了眼睛，屏住呼吸的专注神情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
他喜欢尝新， 比如他自己发明了冬天用刷子刷身体的锻炼方法；还要我们家三个女性成员一起来。他也尝试在土灶台用柴火炒肉松；第一次用煤油炉煮咖啡， 他拿来一块纱布做滤网清除咖啡渣渣。他总是能想出各种创新的方法来应对生活。他对新事物的接受度总是比旁人要快。
相比之下， 他的情商真不算高。他个性好胜，清高而要面子，不愿意求人麻烦人，所以总是和别人有种距离感。我爸爸的口头禅就是，“哦，太感谢了"，然后别人对他表示佩服时，他就"哪里哪里" 地假装谦虚回复一下；回头他会偷偷感慨：“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他常常以“君子之交淡如水”来形容他和几位朋友的关系， 同时也忘记感情银行是需要以时间和互动来增加储蓄的。
这种个性一直伴着他的一生，并且在晚年逐渐演变成为“老人倔犟”。
按照护理规定老人床两边的栏杆在房间里没有护理人员或家属的情况下要竖起并锁死，以防老人不慎从床上跌落。老人有需求就打铃，护工听到铃声立刻进入房间回音。爸爸不喜欢求人，也不喜欢被限制了自由。他一看到栏杆竖起，就板起脸严厉地要求“放下栏杆”， 说啥道理他都不听。
他刚刚入住时，坚决反对使用成人尿不湿。他总是坚持自己上洗手间。有一次他半夜尿急，执意不打铃而翻越栏杆。结果却因为小腿无力而摔倒在地，额角撞到床沿红肿了一个多星期。即便这样，他也绝对不承认自己的虚弱， 我劝他打铃找护理的时候，他嘟嘟地强调：“我上个厕所呀，还要找人吗？”
要他喝蛋白粉也要动足了脑筋。他最要面子，那就把蛋白粉安排在下午老人集体活动的时间。通常外面音乐一响，护理人员就推着轮椅把老人聚在大堂中间的会客区，按照老人们的喜好安排搭积木，做手指操等活动。我常常也是赶在这个时间点去看爸爸，把他的轮椅推到大方桌旁，锁死轮子，一杯蛋白粉冲好放在边上。“爸爸爸爸，噶西多宁看牢侬，来，给点面子，一口头”。他会冲我苦笑一下，一边摇头一边给面子地喝下去了。
那时他基本卧床休息， 但是每每有人来访， 他会强打精神，穿着齐整地坐在沙发上等候， 歌友来看他， 他会起来和他们一起唱几句。我买了好吃的菜和零食，他即便没啥胃口，也会尝一口说 “very good”， “Thank you”。他总是和人说谢谢，或是双手作揖， 有时候搞得护理员特别不好意思：“这个林叔叔太见外。”
爸爸最后的日子是在护理部12楼度过的。这也是我们父女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最紧密接触的日子。我每天驱车一个多小时去看他，时刻关注他身体的变化。
这期间，《最后的告别》一书一直陪伴着我。我开始真实面对至亲即将离世的事实，了解临终关怀的总总，了解死亡的过程和亲人能够给予的支持。我希望爸爸在走上死亡之路的过程中，有我的陪伴和支持。
养老院里有教堂和佛堂。我有一次推着轮椅问爸爸要不要去看看， 他点点头：去教堂吧。我推着他，让他一个人呆了一会儿。我不知道那时的他会怎么想？他需要信仰和宗教的力量来面对死亡吗？
很奇怪的是自从爸爸生病，我一直没有机会和爸爸讨论过他的真实病情和“那件事”。这是一张非常难捅破的窗户纸。我几次想和他进行深度谈话，但是话到嘴边，却总被一种无名的压力压住而无法开口。
我也常常琢磨，爸爸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他为什么不开口问？他是真糊涂还是假装糊涂，不愿意捅破？
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假装糊涂，因为其实他的身后事都已经在完全健康的时候交代清楚了，他相信他的执着会让我随了他的心愿。他没有太多的牵挂。
爸爸去世后的第三天， 我们顺利办完了户口注销后，通知了红十字会来接走遗体。
那是一辆黑色的专车。我带了家里他常用的一条羊毛毯子，帮他盖实了，边上加了一束鲜花，陪他上路。
来接他的小伙子也是身穿白大褂，他表示谢意后，给了我一份红色的证书，和一个琉璃奖杯。
至此，我爸爸赤条条地走了。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大体老师”。
第一次扫墓，是在2020年的三月底。因为疫情的影响，原本二月篆刻名字的进程拖到了三月。
福寿园的遗体捐献区共有10块纪念碑， 两边排开伫立在一个开阔的绿草坪上。每块纪念碑都似一本打开的书，正反两面四块碑面根据时间记录着所有捐献者的名字。
福寿园的这片纪念碑区是2002年规划的。第一块纪念碑记录了从1981到1988年的捐献者，大概有250来个名字，名字的排列比较松散， 到了1994年至1998年，一块碑面的名字大概增加到了300多人。而爸爸的那块纪念碑上密密麻麻的刻满了2019年到2020年的捐献者。旁边的第10块碑的四面当时都还空着，前几日再去看时，已经也有不少2021年的捐献者名字了。
原来上海市的公民遗体捐献从1982年就开始了，到了1998年成立了上海市红十字眼库。现在每个区县的红十字会都设立了遗体登记机构， 并且在六个医学院设立遗体接收站。爸爸当初就是看了某一篇报道而引发了愿望，做了遗体登记。
如同小张之前说的，邻居很多，也会越来越多， 他们是住同一幢公寓的，都有相同的背景和愿望，应该是很热闹的一个社区。
每年他的生日和忌日，我都去看爸爸，和他聊一聊，捎几句话。这次我带了一束特别的花束给他，用了一条 U LOOK PRETTY 花束带，他肯定很喜欢。
那天和女儿通电话，告诉她我去扫墓了。她之后回我一句：“哦，妈妈，我忘了告诉你， 我最近做体检时，也选了doner 打勾的。”
我的鼻子一酸，现在的小孩也不和父母商量，就自己主张了。
作者 | Elaine
编辑 | 依蔓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