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榮林
作者系國家發改委區域規劃咨詢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上海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學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導，嘉興發展規劃院名譽院長。
圖一，上海交大黨委紀念鄧旭初同志百年誕辰座談會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過：“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隻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這一評述若用在上海交大原黨委書記、教育家鄧旭初身上，我覺得不為過。
我十分感謝上海交大黨委為鄧旭初同志百年誕辰紀念舉行座談會，因為，愐懷他的過去，無異于是為設計交大的未來。當年，交大的改革不單是一校一院體制變遷的探索，其背景是曆經十年劫難後的國家和民族為反思“文革”、探索強國富民之路而進行的一次曆史性制度變遷的大膽嘗試 。
史實證明，社會宗匠對時代的啟領，源自其對現實的深刻洞察。
正是由于旭初同志對大陸高等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前瞻，率全國之先走出國門，導入國際教育資源，才有了日後交大第一批領銜國内同行的跨國姐妹學校、引領學科前沿的研究方向及其基于現代教學理念的學分制、導師制等治學新模式，并積累起以海外校友為基石的廣博深厚的交大國際人脈資源，進而為大陸高校走向國際化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提供了标本。
當今大陸正面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的“倒逼”，曆史使命将大陸高校置身于新一輪“潮頭立”的位置之際，交大時年的改革理念和創新精神又将被賦于新的曆史内涵。
“倒逼”之說的民族特性源自于魯迅先生的《呐喊》：“造物主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梁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樣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根毫毛。”
希臘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亞裡士多德認: "人生最終的價值在于覺醒和思考，而不隻是存在。"
鄧旭初先生在上司上海交大這場為全國樹立标杆的高校管理體制改革中，所彰顯的對傳統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的反思和覺醒，絕不隻屬于他個人秉賦，而屬于時年上海交大上司班子的集體智慧，其積累更是上海交大，乃至大陸高校共同的寶貴财富。
1984年春天，随着交大率先成功改革的春風吹遍大江南北，一個兄弟高校取經的熱潮不期而至。受學校指派，我曾奉命分赴北京、河北、安徽、陝西、甘肅等地高校作巡回彙報。
出發前，旭初同志将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不無隐憂地提醒我：
“你要讓姊妹校了解，任何一所學校的發展史，實際上是克服自身發展障礙的曆史。交大目前發展的主要障礙不是别的，而是體制，這才有了管理體制改革的念頭。是以，它決不是個人心血來潮所為，而是教育自身發展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
當時，交大改革被推上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見解二緻，莫衷一是。旭初同志的提醒折射出他的苦衷，那就是有可能将一起正常的高校管理制度的時代性變遷，被曲解成為一場沽名釣譽的作秀。旭初同志忐忑的顯然不是他個人的榮辱，而是處于改革程序之中的交大前程。他希望借我巡回彙報之旅，向同行們說明交大改革的初衷。
旭初同志之是以會反複談及改革的“初衷”，除希望争取社會廣泛了解之外，另一個重要動機是啟發後繼者，能從高等教育自身發展規律的角度，自覺地和能動地去試行他的改革主張和建言。
圖二，鄧旭初同志 (左一)與王震同志在讨論交大改革的校黨委擴大會上
自棄者扶不起，自強者打不倒。
一位哲人曾告誡過世人：”一個被國際社會所棄的國家可以自強，一個被政客所污的國家可以重生，但一個被自己國民所踐踏的國家，則可能淚盡而枯、一蹶不振。”
旭初同志38年前對我的一席話，旨在喚醒并扭轉“文革”發源之地的高教戰線上漠視“傷痕”、自戀現狀，乃至自封前程的傾向。
現在想來，旭初當年的這一呼号宛若昨日，其從全局着眼、交大入手的改革政策在時年破冰之旅初啟的歲月裡，既是膽識，又是智謀。上海交大改革在中國高校發展史上，破天荒地被寫進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便是無可争議的曆史性結論。
由于地位不同，視角不同和價值觀的差異，人們對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認知和判斷是十分正常的，它有益于全面認識事物，符合《行為科學》的基本觀點。
但我始終認為，盡量不要将其中的某一種不同見解，人為地上升為主流的視角，因為，這難免有失偏頗。
我很贊同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論法的精神》中說的一段話。他說：“對一個人的不公，就是對所有人的威脅。因為，對一個人的不公，所顯示出的是制度邏輯。這種邏輯，可以用來對待所有人，無人能保證自己幸免。”
綜觀西方國家後來居上的曆程，其之是以會強大，并逐一超越世界所有文明古國，這種力量來自于大學的一種教育精神。嚴格說來， 鄧旭初同志并不是一位教育理論家，無法從大學教育精神的視野去履行大學使命。校内外的質疑者更多的也是從這種視野去苛求一位學校體制改革的探索者。
但是，大學精神與學校管理體制之間是一種互為依存的關系。
正如著名學者陳寅恪所認為 : "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這種自由意志和獨立精神，與現代大學的管理體制不無關系。
鄧旭初同志倡導的學校體制，就是尊重教學規律的作用和激發教師作為教學主體的積極性，旨在鼓勵學校遵循哲學巨匠柏拉圖關于要讓“學生去尋找萬物背後的邏輯、數學、幾何學，從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裡探索萬物的和諧秩序和規律。”
換言之，鄧旭初同志改革的全部意義，在于培育現代大學精神的體制性土壤。從鄧旭初同志開創大陸高等學校管理體制改革的探索中，我想到了林語堂。這位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新道家代表人物，1940年和1950年先後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他認為世上有兩個“文字礦”：一個是老礦，一個是新礦。老礦在書中，新礦在普通人的語言中。次等的藝術家都從老礦中去掘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藝術家則會從新礦中掘取材料。高等學校管理學和教育學也有兩個礦，老礦存在于世界各國圖書館和傳統的教科書裡，而新礦則散落在民間實踐的零星資料堆裡，等待管理高手去實踐、去考證、去認知。
鄧旭初同志就是當年大陸管理高手中一位傑出的代表人物，他在老礦裡摸爬滾打了幾十年之後，深知它解決不了中國高校的跨越式發展，于是決計另辟蹊徑去激發交大的内在潛力，才有了20世紀80年代全國高校的改革範式。
無怪乎，人們在從老礦取材的“大家”名錄中找不到鄧旭初的名字，也就對冠以他“教育家”的頭衘很不以為然了。長期以來，在大陸學界心目中，教育家必是洋墨水滿腹、金絲眼鏡高架，擅長引經據典，慣于按部就班的學者，哪會是身騎“老坦克”上下班，1938年畢業于延安《陝北公學》、張口廣東開平土話的一介布衣呢？
一所學校的風格和靈魂，在很大程度上由該校首腦所左右。大陸民國時期大師頻出，全仰仗高校掌門人的辦學理念和為人标格。
1938年9月的一件纖塵小事令我感佩，時任雲南省主席、為西南聯大建校有過鼎力之功的龍雲，其最寵愛的女兒報考西南聯合大學附中時，結果卻落榜。
龍雲讓秘書長去找校長梅贻琦疏通，秘書長小聲地回應說道：“我打聽過了，梅校長的女兒梅祖芬也沒有被錄取。”龍雲頓時愕然，從此不再提及此事，讓女兒上了一所普通中學。此時，我才真正了解梅校長對大學的解讀：大學的标志是大師，而非大樓也。我徹悟：什麼樣的校長，會出什麼樣的人材。
圖三，作者在思考人生的近影
每當華燈初上，我從自己辦公室東窗望着旭初同志拖着疲憊不堪的身子離開交大總辦公廳大門，騎車下班傳回上海宛平路寓所的身影時，我總有一種莫名的思緒襲胸而來。
我想，當一位年逾花甲的長者長期忘我于政治生命的使命所賦于的社會人角色而苦苦不能自拔時，不妨交替體驗一下自然人的角色，因為，它才是你生理生命的保護神。這種交替那怕是一、二天時間也行，但旭初同志實在沒有這個機會，因為，每個周末都是他思考下一周學校工作安排的最佳時間接口。
倘若此時有機會上他府上，我擔保你不是看到旭初同志正在找人談事，就是在打“長腳”電話。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