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荣林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图一，上海交大党委纪念邓旭初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这一评述若用在上海交大原党委书记、教育家邓旭初身上，我觉得不为过。
我十分感谢上海交大党委为邓旭初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举行座谈会，因为，愐怀他的过去，无异于是为设计交大的未来。当年，交大的改革不单是一校一院体制变迁的探索，其背景是历经十年劫难后的国家和民族为反思“文革”、探索强国富民之路而进行的一次历史性制度变迁的大胆尝试 。
史实证明，社会宗匠对时代的启领，源自其对现实的深刻洞察。
正是由于旭初同志对大陆高等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前瞻，率全国之先走出国门，导入国际教育资源，才有了日后交大第一批领衔国内同行的跨国姐妹学校、引领学科前沿的研究方向及其基于现代教学理念的学分制、导师制等治学新模式，并积累起以海外校友为基石的广博深厚的交大国际人脉资源，进而为大陆高校走向国际化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提供了标本。
当今大陆正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倒逼”，历史使命将大陆高校置身于新一轮“潮头立”的位置之際，交大时年的改革理念和创新精神又将被赋于新的历史内涵。
“倒逼”之说的民族特性源自于鲁迅先生的《呐喊》：“造物主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根毫毛。”
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 "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而不只是存在。"
邓旭初先生在领导上海交大这场为全国树立标杆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所彰显的对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的反思和觉醒，绝不只属于他个人秉赋，而属于时年上海交大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其积累更是上海交大，乃至大陆高校共同的宝贵财富。
1984年春天，随着交大率先成功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一个兄弟高校取经的热潮不期而至。受学校指派，我曾奉命分赴北京、河北、安徽、陕西、甘肃等地高校作巡回汇报。
出发前，旭初同志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不无隐忧地提醒我：
“你要让兄弟院校理解，任何一所学校的发展史，实际上是克服自身发展障碍的历史。交大当前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别的，而是体制，这才有了管理体制改革的念头。因此，它决不是个人心血来潮所为，而是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当时，交大改革被推上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见解二致，莫衷一是。旭初同志的提醒折射出他的苦衷，那就是有可能将一起正常的高校管理制度的时代性变迁，被曲解成为一场沽名钓誉的作秀。旭初同志忐忑的显然不是他个人的荣辱，而是处于改革进程之中的交大前程。他希望借我巡回汇报之旅，向同行们说明交大改革的初衷。
旭初同志之所以会反复谈及改革的“初衷”，除希望争取社会广泛理解之外，另一个重要动机是启发后继者，能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自觉地和能动地去试行他的改革主张和建言。
图二，邓旭初同志 (左一)与王震同志在讨论交大改革的校党委扩大会上
自弃者扶不起，自强者打不倒。
一位哲人曾告诫过世人：”一个被国际社会所弃的国家可以自强，一个被政客所污的国家可以重生，但一个被自己国民所践踏的国家，则可能泪尽而枯、一蹶不振。”
旭初同志38年前对我的一席话，旨在唤醒并扭转“文革”发源之地的高教战线上漠视“伤痕”、自恋现状，乃至自封前程的倾向。
现在想来，旭初当年的这一呼号宛若昨日，其从全局着眼、交大入手的改革策略在时年破冰之旅初启的岁月里，既是胆识，又是智谋。上海交大改革在中国高校发展史上，破天荒地被写进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便是无可争议的历史性结论。
由于地位不同，视角不同和价值观的差异，人们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是十分正常的，它有益于全面认识事物，符合《行为科学》的基本观点。
但我始终认为，尽量不要将其中的某一种不同见解，人为地上升为主流的视角，因为，这难免有失偏颇。
我很赞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的一段话。他说：“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因为，对一个人的不公，所显示出的是制度逻辑。这种逻辑，可以用来对待所有人，无人能保证自己幸免。”
综观西方国家后来居上的历程，其之所以会强大，并逐一超越世界所有文明古国，这种力量来自于大学的一种教育精神。严格说来， 邓旭初同志并不是一位教育理论家，无法从大学教育精神的视野去履行大学使命。校内外的质疑者更多的也是从这种视野去苛求一位学校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但是，大学精神与学校管理体制之间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
正如著名学者陈寅恪所认为 : "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这种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与现代大学的管理体制不无关系。
邓旭初同志倡导的学校体制，就是尊重教学规律的作用和激发教师作为教学主体的积极性，旨在鼓励学校遵循哲学巨匠柏拉图关于要让“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
换言之，邓旭初同志改革的全部意义，在于培育现代大学精神的体制性土壤。从邓旭初同志开创大陆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中，我想到了林语堂。这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他认为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掘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掘取材料。高等学校管理学和教育学也有两个矿，老矿存在于世界各国图书館和传统的教科书里，而新矿则散落在民间实践的零星资料堆里，等待管理高手去实践、去考证、去认知。
邓旭初同志就是当年大陆管理高手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在老矿里摸爬滾打了几十年之后，深知它解决不了中国高校的跨越式发展，于是决计另辟蹊径去激发交大的内在潜力，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高校的改革范式。
无怪乎，人们在从老矿取材的“大家”名录中找不到邓旭初的名字，也就对冠以他“教育家”的头衘很不以为然了。长期以来，在大陆学界心目中，教育家必是洋墨水滿腹、金絲眼镜高架，擅长引经据典，惯于按部就班的学者，哪会是身骑“老坦克”上下班，1938年毕业于延安《陕北公学》、张口广东开平土话的一介布衣呢？
一所学校的风格和灵魂，在很大程度上由该校首脑所左右。大陆民国时期大师频出，全仰仗高校掌门人的办学理念和为人标格。
1938年9月的一件纤尘小事令我感佩，时任云南省主席、为西南联大建校有过鼎力之功的龙云，其最宠爱的女儿报考西南联合大学附中时，结果却落榜。
龙云让秘书长去找校长梅贻琦疏通，秘书长小声地回应说道：“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没有被录取。”龙云顿时愕然，从此不再提及此事，让女儿上了一所普通中学。此时，我才真正理解梅校长对大学的解读：大学的标志是大师，而非大楼也。我彻悟：什么样的校长，会出什么样的人材。
图三，作者在思考人生的近影
每当华灯初上，我从自己办公室东窗望着旭初同志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离开交大总办公厅大门，骑车下班返回上海宛平路寓所的身影时，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思绪袭胸而来。
我想，当一位年逾花甲的长者长期忘我于政治生命的使命所赋于的社会人角色而苦苦不能自拔时，不妨交替体验一下自然人的角色，因为，它才是你生理生命的保护神。这种交替那怕是一、二天时间也行，但旭初同志实在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每个周末都是他思考下一周学校工作安排的最佳时间接口。
倘若此时有机会上他府上，我担保你不是看到旭初同志正在找人谈事，就是在打“长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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