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郎雄去世之後，李安在郎雄的靈前痛哭， “郎叔走了，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時代的消失。”
這位享年72歲的演員，曾獲得過金馬獎影帝，兩次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獎，金鐘獎最佳男演員獎和金馬獎終身成就獎。
他就是郎雄。
李安曾經說過：“郎叔的臉是五族共和，不論中國大江南北，兩岸三地，哪個族群，甚至日韓新馬，亞洲人，西方人，隻要看到郎叔，都覺得他像中國父親。”
郎雄演了一輩子戲，卻是在他退休之後才聲名鵲起——61歲他拍了李安的“父親三部曲”，從此，他的“父親”形象就深深烙印在人的心裡。
《推手》裡，他是朱師傅，也是一個面對中西方的差異，甯願成全孩子的意願，不惜當洗碗工聊度餘生，獨自生活的父親；
《喜宴》裡，他是求子心切，“詭計多端”的老太爺，也是表面假裝不知道孩子是同志，暗地裡卻默默支援的高爸爸；
《飲食男女》裡，他是年逾古稀想開“第二春”的主廚老朱，也是一個不善于表達自己的感情，卻會認真準備家庭聚餐，從不幹涉三個女兒各種唐突決定的朱爸。
戲裡的郎雄為他奪得了一個“亞洲之父”的美名。
他不是那種絮絮叨叨、風風火火，與兒女打成一片，跟孩子做貼心朋友的父親，相反，他是沉默、隐忍、親善、忍辱負重而又強硬權威的“中國父親”。
中國式的父親常常被比作一座山，威嚴、高大、孤獨，也許每一個為人父的中國傳統男人都透露出睿智、内斂、敏感、幽默、孤獨、滄桑的味道，常常一言不發地令人束手無策，卻也顯示出無私奉獻、默默犧牲的父之大愛。
這是許多人心裡最熟悉的父親的模樣，也是李安對傳統父親最生動的描繪。
郎雄和李安互相成就。
因為“父親三部曲”，郎雄一舉成名，李安又何嘗不是。
李安能被華語電影圈所接納，一半的功勞是離不開郎雄的。
靠着這三部片子，李安獲得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金馬獎還有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名，強勢打入華語圈。
而此前，他在美國“摳腳”了六年，家庭開支全部依仗妻子。
李安慧眼識珠挖掘出了退休後的郎雄這一塊璞玉，郎叔的演出也将李安心中的“中國傳統父親”的形象“活化”了。
“李導演把他對自己的父親的那份愛，那份尊敬，一切的一切全都表現在他的戲裡，加在戲裡郎叔的身上。”
郎雄是李安心裡對父親敬與畏的投射與寄托。
李安對父親是有一種委屈、抱歉的心情在的。
投身戲劇行業，對于李安父親來說是一件不能容忍的大逆不道之事。
李安父親嚴肅、傳統、沉默、甚至有一點古闆，作為長子的李安是受寵的，也是被寄予厚望的，沒有完成父親的期待，一直是李安心裡的一個結。
與李安合作十年的郎雄卻在戲裡戲外于無形之中撫慰到了李安，倒有點“情同父子”的意味。
在拍戲過程中，李安會幫忙照顧郎雄的飲食起居，郎雄也會替他管理年輕演員。
郎雄常常認為，華語電影，技術在不斷進步，而編、導、演這幾個方面卻在不斷倒退。
拍完《推手》，看完試片的郎雄留下了一句“難看”就走了。
但是拍完《喜宴》，郎雄對李安刮目相看，對他說：
“你是個好導演，要珍惜！”
後來李安在書裡回憶到：
“聽到這句話，我好感動。他說我是好導演，我好受用。他是一個實誠人，講話不虛晃，到現在我都記在心上。”
郎雄在去世前一周，為了不幹擾他正在拍的《綠巨人》，都還在隐瞞他的病情，隻是托人帶話，“跟李安說，‘要好好拍戲，為中國做出更好的電影’”。
後來的李安說：“郎叔走了，對我個人而言，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可以說郎雄對李安導演的鼓勵，彌補了李安對父親的認可求而不得的遺憾。
李安對父親的執念，被郎雄所消解，被戲劇所撫慰。
而郎雄又何嘗不是再被戲劇所療愈呢。
李安曾說：
“郎叔也不要做什麼，但仿佛中國五千年來的壓力就抗在他肩上。”
那是因為郎雄經曆了長期戰亂的折磨。
1930年，郎雄出生于江蘇宿遷。
17歲，由于戰争的影響，他遠赴台灣從軍，從一個養尊處優的大少爺變成了一個處處受限的小兵。
在戰争的大苦難下，他也無處躲藏，戰亂的殘酷給他帶來苦悶與痛苦。
從那時候開始，追求甯靜與平和，對他來說，是一種奢侈。
但是所幸他找到了出口。
不僅是宗教，還是演戲。
人，總要相信些什麼，才能活下去。
宗教和演戲成為了他的信仰。
在四十歲的年紀，他加入了中視，出演了許多電影和電視劇，那個時候，他是一個有實力但無名的前輩。
61歲的年紀，他從中視退休，卻被李安青睐，演繹了“父親三部曲”，從此成為家喻戶曉的影帝。
他成為了一個 “能把小人物演出萬頃波瀾的傑出演員”。
郎雄成就了戲劇，戲劇也消解了他的苦悶，晚年的他顯得平和而從容。
人生在世，是不是得需要一些情感寄托呢？為了一些暫時邁不過去的坎，還有一些當下無法消解的苦悶。
就像李安将對父親的愧疚寄托于郎雄，就像郎雄将苦悶的消解寄托于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