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郎雄去世之后，李安在郎雄的灵前痛哭， “郎叔走了，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时代的消失。”
这位享年72岁的演员，曾获得过金马奖影帝，两次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金钟奖最佳男演员奖和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他就是郎雄。
李安曾经说过：“郎叔的脸是五族共和，不论中国大江南北，两岸三地，哪个族群，甚至日韩新马，亚洲人，西方人，只要看到郎叔，都觉得他像中国父亲。”
郎雄演了一辈子戏，却是在他退休之后才声名鹊起——61岁他拍了李安的“父亲三部曲”，从此，他的“父亲”形象就深深烙印在人的心里。
《推手》里，他是朱师傅，也是一个面对中西方的差异，宁愿成全孩子的意愿，不惜当洗碗工聊度余生，独自生活的父亲；
《喜宴》里，他是求子心切，“诡计多端”的老太爷，也是表面假装不知道孩子是同性恋，暗地里却默默支持的高爸爸；
《饮食男女》里，他是年逾古稀想开“第二春”的主厨老朱，也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却会认真准备家庭聚餐，从不干涉三个女儿各种唐突决定的朱爸。
戏里的郎雄为他夺得了一个“亚洲之父”的美名。
他不是那种絮絮叨叨、风风火火，与儿女打成一片，跟孩子做贴心朋友的父亲，相反，他是沉默、隐忍、亲善、忍辱负重而又强硬权威的“中国父亲”。
中国式的父亲常常被比作一座山，威严、高大、孤独，也许每一个为人父的中国传统男人都透露出睿智、内敛、敏感、幽默、孤独、沧桑的味道，常常一言不发地令人束手无策，却也显示出无私奉献、默默牺牲的父之大爱。
这是许多人心里最熟悉的父亲的模样，也是李安对传统父亲最生动的描绘。
郎雄和李安互相成就。
因为“父亲三部曲”，郎雄一举成名，李安又何尝不是。
李安能被华语电影圈所接纳，一半的功劳是离不开郎雄的。
靠着这三部片子，李安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金马奖还有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强势打入华语圈。
而此前，他在美国“抠脚”了六年，家庭开支全部依仗妻子。
李安慧眼识珠挖掘出了退休后的郎雄这一块璞玉，郎叔的演出也将李安心中的“中国传统父亲”的形象“活化”了。
“李导演把他对自己的父亲的那份爱，那份尊敬，一切的一切全都表现在他的戏里，加在戏里郎叔的身上。”
郎雄是李安心里对父亲敬与畏的投射与寄托。
李安对父亲是有一种委屈、抱歉的心情在的。
投身戏剧行业，对于李安父亲来说是一件不能容忍的大逆不道之事。
李安父亲严肃、传统、沉默、甚至有一点古板，作为长子的李安是受宠的，也是被寄予厚望的，没有完成父亲的期待，一直是李安心里的一个结。
与李安合作十年的郎雄却在戏里戏外于无形之中抚慰到了李安，倒有点“情同父子”的意味。
在拍戏过程中，李安会帮忙照顾郎雄的饮食起居，郎雄也会替他管理年轻演员。
郎雄常常认为，华语电影，技术在不断进步，而编、导、演这几个方面却在不断倒退。
拍完《推手》，看完试片的郎雄留下了一句“难看”就走了。
但是拍完《喜宴》，郎雄对李安刮目相看，对他说：
“你是个好导演，要珍惜！”
后来李安在书里回忆到：
“听到这句话，我好感动。他说我是好导演，我好受用。他是一个实诚人，讲话不虚晃，到现在我都记在心上。”
郎雄在去世前一周，为了不干扰他正在拍的《绿巨人》，都还在隐瞒他的病情，只是托人带话，“跟李安说，‘要好好拍戏，为中国做出更好的电影’”。
后来的李安说：“郎叔走了，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可以说郎雄对李安导演的鼓励，弥补了李安对父亲的认可求而不得的遗憾。
李安对父亲的执念，被郎雄所消解，被戏剧所抚慰。
而郎雄又何尝不是再被戏剧所疗愈呢。
李安曾说：
“郎叔也不要做什么，但仿佛中国五千年来的压力就抗在他肩上。”
那是因为郎雄经历了长期战乱的折磨。
1930年，郎雄出生于江苏宿迁。
17岁，由于战争的影响，他远赴台湾从军，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变成了一个处处受限的小兵。
在战争的大苦难下，他也无处躲藏，战乱的残酷给他带来苦闷与痛苦。
从那时候开始，追求宁静与平和，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
但是所幸他找到了出口。
不仅是宗教，还是演戏。
人，总要相信些什么，才能活下去。
宗教和演戏成为了他的信仰。
在四十岁的年纪，他加入了中视，出演了许多电影和电视剧，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有实力但无名的前辈。
61岁的年纪，他从中视退休，却被李安青睐，演绎了“父亲三部曲”，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影帝。
他成为了一个 “能把小人物演出万顷波澜的杰出演员”。
郎雄成就了戏剧，戏剧也消解了他的苦闷，晚年的他显得平和而从容。
人生在世，是不是得需要一些情感寄托呢？为了一些暂时迈不过去的坎，还有一些当下无法消解的苦闷。
就像李安将对父亲的愧疚寄托于郎雄，就像郎雄将苦闷的消解寄托于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