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7日“人類增強+記憶哲學”咖啡工作坊在上海市虹量衆創空間舉行。此次工作坊由複旦大學楊慶峰召集并主持。這次工作坊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新興增強技術前沿的人文主義哲學研究”的專題工作坊活動首篇，主要為人類增強的讨論提供記憶哲學的根據。他指出，記憶增強已成為反思人類增強的一個新興點。通過對記憶增強的考察，能夠為看待人類增強及其技術提供一個新的路徑。而理清記憶增強在整體記憶哲學中的地位，能夠為了解記憶增強提供一個紮實的學理基礎。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賴長生和闫宏秀、華東師範大學的郁鋒以及上海大學劉友古等4位老師從不同的角度分享自己對記憶問題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學 賴長生
上海交通大學助理教授賴長生老師的題目為“The Threshold Problem for Memory”。他在報告中提出了“記憶的門檻問題”，并将其與知識論領域近年來熱議的“知識的門檻問題”進行了類比。賴長生認為，記憶的門檻問題與知識的門檻問題一樣是具有研究意義和解答難度的問題，且前者甚至可能比後者還要棘手，因為當下對記憶門檻問題最成熟的解答，即Sven Bernecker的“蘊涵論題”，一方面太過嚴苛，一方面又太過寬松。記憶的門檻問題由記憶的原真性條件（authenticity）生發而來。原真性條件要求：如果某人記得某事實p，那麼她在回憶時産生的信念p應該與她一開始将此事實存進腦海時的信念p*具有足夠強的内容相似性。這裡不要求兩個時刻的信念内容完全一緻，畢竟人的記憶時常會衰退而變得模糊籠統，一些細節的遺忘不妨礙對整體事實的記憶。但兩個時刻的信念内容又不能差别太大，以至毫不相幹。于是問題便自然産生：p與p*間的内容相似度不是1（完全一緻）也不能是0（毫不相幹），那麼應該把原真性的門檻劃在哪裡？這便是記憶的門檻問題，它與詢問知識到底可以有多可錯（fallibility）的知識的門檻問題具有極強的同構性，并且對它們的解答都将面臨“言之有物”和“避免武斷”間的兩難。報告讨論了Bernecker“足夠的原真性即p*可蘊涵p"這一解答的不足，并在最後提出了以記憶程度主義（mnemic gradualism）消解門檻問題的可能性。報告過程中，各位與會老師就記憶的種類、記憶的事實性與原真性、析取式記憶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讨論。
上海大學 劉友古
來自上海大學的劉友古副教授結合諾貝爾獎獲得者歐基夫的記憶理論對傳統的記憶因果論進行了批判分析。他認為，當代哲學中的記憶因果理論主要關注于命題式記憶類型，将記憶描述成一個主體記住P的命題，并基于記憶痕迹（memory traces）的解釋，将P與其過去經驗事件P'建立起為真的聯系，其中以因果聯系來推導其為真的基礎，這也就是說，P是P'的真實記憶。這樣，什麼是痕迹與如何解釋痕迹就成為此種理論的關鍵所在。然而，當把痕迹解釋為一種無關于概念儲存與否的傾向性信念（dispositional beliefs）或潛信念狀态（subdoxastic states）時，痕迹就被賦予一種記憶内容，以便獲得其作為命題式記憶的内涵。這樣，因果論者就将主體所關聯的實體和社會的環境因素建構在這種痕迹所表征的内涵上，并訴諸于神經網絡記錄的符号處理過程，将P與P'關聯起來，一方面用來解釋作為記憶對象與神經網絡記錄之間的因果關系，另一方面用來解釋過去經驗事件P'如何關聯于P的因果關系。前者更多地描述記憶在實體上的痕迹，而後者更強調記憶在認知上的痕迹。是以，在因果論者看來，痕迹并不是一種P與P'的結構類似概念，而是一種分布式概念，由此說明P和P'在表征過程中所形成的儲存、調和、重構或變異等現象，并通過神經網絡的作用，痕迹發生轉移、複制、喚醒或提取，若滿足于一種因果加強條件，不太清晰的痕迹就會形成一種似記憶（seeming memory）。若達到了P與P'相一緻的真值條件，那麼，一個主體記住P的記憶就成立了。顯然，分布式的痕迹概念就成為這種因果理論的前提條件，記憶似乎就成為記憶痕迹的因果推論過程。但在當代記憶科學的研究上，根據英國美籍神經科學家歐基夫（John O'Keefe, 1939- ）在The Hippocapus as a Cognitive Map（1978）中所提供的解釋，他認為人類記憶在于情境系統（the locale system）向類别系統（the taxon system）提供一種客觀的空間架構——認知地圖結構才使得類别系統的記憶成為可能。在類别系統的記憶主要是關于事項、觀念等無關事件時空的記憶，從這種意義上看就相當于命題式記憶。這樣，認知地圖結構成為記憶過程的驅動機制，而不是分布式痕迹。如果從認知地圖上了解記憶，那麼，記憶就不會變成因果推論過程，而是一種主動控制過程。
上海交通大學 闫宏秀
上海交通大學闫宏秀教授則從新的資料科技背景下進一步探究了記憶哲學的新動态。對記憶而言，目前資料科學與技術不僅能夠以資料存儲的形式将記憶進行留存，還能夠開啟一種真正的自動記憶行為。記憶與記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等同的。微軟公司的“我的數字生活”（My Life Bits）項目就是一個例子。此外，資料科學與技術在記錄人類的一切的同時，還可以建構資料自然界。這種資料自然界與人類傳統的生存空間一樣，也可以是記憶的存在場所。這個場所既是記憶外化或記憶延伸，還使資料對人類記憶的外化走向人類記憶的内化。此種内化構成了對記憶本體論的沖擊，與這種沖擊相伴而至的是資料的真實性與記憶的真實性問題。當探讨“我記得我昨天看到小明摘玫瑰花”的真值時，完美記錄一切并毫無遺漏地保留一切的資料科學與技術（如攝像頭），為“我昨天看到”和“小明摘玫瑰花”提供了客觀确證，確定了“我記得”的有效性，進而推進和完成關于“我記得我昨天看到小明摘玫瑰花”真值的探讨。在這裡，記憶之真與資料之真關聯在一起。在二者的關聯中，記憶倫理的資料之維不可忽視并被學界日益關注。基于目前主要的三種方式：新技術背景，探讨由資料而形成的新興記憶所涉及的相關倫理問題，大資料背景下的記憶倫理分析，以及基于資料倫理的視角探讨被深度資料化的記憶對現有倫理觀念的挑戰，可以發現，記憶倫理中資料之維的呈現方式可以是寓居于資料中的記憶，可以是基于資料的記憶，也可以是獨立的資料記憶。是以，記憶倫理的問題可以是基于資料的記憶問題，也可以是一種新倫理。這需要調整關于記憶倫理問題的研究視域，将其轉換為以資料作為記憶的存在場域與資料對記憶的塑形為切入點，以此進入對記憶倫理問題的考察之中。
華東師範大學 郁鋒
華東師範大學的郁鋒老師則探讨了遺忘的認知德性。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認知科學家和認識論者開始關注遺忘在人類認知中的積極作用。他們中的一些人明确表明，遺忘不僅是一種認知德性，而且對認知内容和認知辯護都起到積極的作用。此外，在傳統在中國道家，尤其是莊子哲學中，“忘”是一個基本概念。在以往文獻中，對莊子“忘”思想的闡釋主要集中在其倫理修身意義，郁鋒進一步探讨莊子“忘”對當代認識論的影響。其核心内容可擴充為坐忘、相忘、兩忘、兩忘。坐忘立足于個體，主張個體擺脫“形”與“知”的困境；相忘談個體之間的關系；兩忘試圖消除客觀與主體的差別，指向無我的境界（忘記“忘”）。“忘”也是實作真我、獲得真正知識與智慧的途徑。《莊子·大宗師》中“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道明了忘的認知德性。
咖啡室的讨論
此次咖啡工作坊主要是從記憶哲學切入，在四個小時内濃縮進行。該工作坊的總體設計是突出增強技術讨論的理論次元、熱點次元、趨勢次元以及問題次元等四方次元，最終為應對增強技術帶來的社會倫理問題提供“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