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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兒子”刷屏:精神障礙者的困境應被“看見”

“天才兒子”刷屏:精神障礙者的困境應被“看見”

最近,一篇《我們的天才兒子》刷屏全網。八旬老父親金性勇以自述的方式,向外界展示了過去數十年間其子金曉宇通過翻譯外國著作同殘酷的命運抗争的故事,以及他們一家人不離不棄、互相扶持的經曆。

感動,是輿論最原始的反映。我們感動于作為精神障礙患者的金曉宇在曆經眼部殘疾、确診躁郁症這般“命運之多艱”後依然對世界“報之以歌”的堅強達觀,感動于身為人父人母的金性勇夫婦承壓多年重擔卻隐忍至深的舐犢情深,也感動于作為兒子的金曉宇在母親身患阿爾茲海默症最後的三年歲月裡,沖破疾病的桎梏,幾乎寸步不離般的悉心照料……面對一個直抵人心、催人淚下的故事,大衆感動,其實也是最樸素、最自然的人性的展現。

誠然,金曉宇是不幸的,嚴重的精神疾病折斷了他本該在翻譯界乃至文學界更加大放光彩的“天才羽翼”;但同時,他也是幸運的。異于常人的翻譯天賦,進階知識分子的原生家庭,母親身邊類似南大教授這般人脈資源的引薦,至少也不曾讓其在一生的碌碌無為中沉浮。尤其,鑒于現如今的人盡皆知以及高漲的社會尊重和認可,大機率的,其後面的人生将不會如過往那般坎坷。

然而,抽剝掉“天才”“高知原生家庭”“父母豐富的社會關系網絡”等等光環,剩下的,或許才是廣大普通的精神障礙病患最為普遍的處境。

清楚記得,筆者兒時就讀的國小中有一個患有精神發育遲滞的低年級學妹。同處一個小鎮,圈子的局促決定了各家對彼此情況多少都有所了解。聽人說,她這病是家族遺傳。原生家庭的不幸,弱于常人的認知行為能力,以及先天相貌上的缺陷,緻使這位學妹常常受到同校學生的欺侮。最常見到的情形是,一群男女生一邊言語辱罵,一邊拿着小石子砸向她,而周圍許多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則保持了沉默。大人們警告說,這種“不正常的”孩子有暴力傾向,需要遠離;而學校老師的态度,則至多是制止他人的暴力行為……若幹年後,當再次相遇,隻見衣着簡陋的她和同樣患有精神障礙的奶奶在街上拾荒。

另一個例子是在最近看到的一篇媒體文章上,某位大學大學畢業、有外語專長的女性,三十餘歲,有幾年的外貿業務經驗,可是求職均被拒絕,理由是“我們不請精神疾病患者”,最終她找到的隻是一份月薪不高于500元的手工工作。并且由于求職遇到的刺激舊病複發,她再次入院。

不同的故事,同樣的悲劇,共同折射出了當今社會上一些精神障礙患者都可能面臨的困境——在歧視、污名、窮苦的陰影中踽踽獨行。

2018年,新華網的一份報道顯示,截至2017年底,大陸在冊嚴重精神障礙患者人數已達581萬。581萬,這組資料相對于14億人口而言顯然是個“小數”,但具體到每一個個體、每一戶家庭,則意味着巨大的不幸,意味着可能有數百萬個個體乃至家庭,在遠遠落後于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下艱難跋涉。

一個有溫度的社會,從來都不該讓任一特殊群體被遺忘于某個角落。今天,我們除了感動于“天才譯者”金曉宇,或許也該試着學會為更廣大的精神障礙患者“抱薪”。這不僅僅包括在精神層面上通過科普精神健康常識、完善社會認知進而為這個特殊群體赢得更多的共情、了解與尊重,更應當包括在物質層面上搭建起一個更為完善的救助扶持體系。

比如,針對目前職場上對于精神障礙康複患者的歧視,能否出台相關制度性支撐抑或更多的政策鼓勵,提升社會包容度?又比如,針對不同精神障礙患者疾病的嚴重程度,能否建立相應的就業教育訓練體系,提升其未來謀生能力?還比如,針對一些患者融入社會生活受阻,甚至合法權益受損的情況,能否建立起一條關聯社群、法律援助機構、政府有關部門的關聯機制,維護個體平等生活的合法權益?

說到底,從金曉宇的故事中我們應該讀出一個道理:在一個充滿愛意的社會,沒有一個個體活該被抛棄,而未來能夠真正支撐着某些特殊個體立足于世的,則與個人、家庭、社群乃至整個社會釋放出的善意息息相關。

文/許洪鑫(鄭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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