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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相對貧困治理：
家庭躍遷視域下的實證調查與政策創新研究》
曹豔春 葉怡君 等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相對貧困
從說文解字的角度來看，漢語中的“貧”由“分”和“貝”組成，其含義是“财物合則多，分則少”。“困”的含義是“從口，苦悶也”。是以，“貧困”可以從經濟次元、發展次元、環境次元等方面來考察。
貧指向經濟次元。“貧”的經濟次元，主要指收入，國際上通行标準是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社會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50%—60%。
困指向社會發展次元和居住環境次元。“困”的社會發展次元包括教育和健康，指低于社會平均受教育年限或者不能獲得足夠的健康保險和服務；“困”的居住環境次元名額主要有家庭人均住房面積低于社會平均的住房面積，住房品質低（如缺乏獨立衛生間/獨立廚房等）。
概念和内涵界定
吸收漢字的含義和國内外權威界定，本研究對相對貧困的概念和内涵進行界定，認為相對貧困包括“貧”和“困”兩個方面的次元。其中，“貧”指經濟次元，“困”指發展次元。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書從多元度視角重新梳理和界定了相對貧困的概念和内涵。本研究認為：相對貧困是一種發展型貧困，是指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務差異化等因素，導緻家庭或個人擁有的收入、健康、教育、社會資源和社會保障等明顯低于社會公認水準的一種生活狀态。
相對貧困具體表現為七個次元：經濟、生活、健康、教育、就業、認知和支援、社會保障。七個次元中，“貧”的次元專門指向“經濟次元”，“困”則指向生活、健康、教育、就業、認知和支援、社會保障這六個次元。貧困人口不能充分融入社會，自身能力、發展機會、享受同等權利等方面受到阻礙。“貧”的經濟次元是相對貧困的核心次元，“困”的六個次元是相對貧困的多元表現（如圖2-1所示）。
基于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本書對相對貧困的内涵進行劃分。絕對貧困對應最低的需要層次，也就是生理需要。相對貧困對應上面的四種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作需要。這也是“高品質生活”的核心。
相對貧困群體可以用圖2-2中的區域II來表示。圖2-2的縱軸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準，橫軸為社會可支配收入水準。區域I和區域III中的人群，其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準處于絕對貧困标準之下，是絕對貧困人群。區域II是相對貧困人群，其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準處于絕對貧困标準之上，但低于社會公認标準。區域IV是富裕人群。
建構相對貧困治理空間結構與時間結構
縱觀國際相對貧困發展态勢及大陸相對貧困發展現狀，貧困問題的演化伴随着社會經濟發展的步伐而逐漸萌生出新的形态。
在過去幾十年間，大陸在治理絕對貧困問題上屢破難題、取得了收獲頗豐的脫貧成果，然而在新時期下，精準扶貧的對象不再局限于無法滿足最低生活保障的赤貧人群，而是遊離于城市貧富邊緣線之外的相對貧困群體。
在前文文獻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本部分将從貧困治理的公共政策視角出發，圍繞相對貧困發生機制進行反貧困治理結構探索，通過減貧、扶貧、脫貧三類政策動機建構相對貧困治理空間結構與時間結構，進而逐漸解決目前公共政策在相對貧困治理實踐過程中出現的短針攻疽問題。
一、識别政策減貧的重難點：相對貧困群體的确定
治貧政策的第一步是要根據緻貧因素的差異精準劃分相對貧困群體類型。如前文所述，原生環境貧困、能力發展貧困、社會資産貧困、風險防範貧困是本實證研究過程中歸納總結出的主要相對貧困類型。
首先，在原生環境貧困中，由于原生家庭所導緻的結構性貧困使貧困人口在社會競争中長期處于弱勢地位，代際傳遞現象在這類群體中時刻呈現，如父輩教育觀念落後、文化水準不高導緻對子輩能力發展的規劃缺乏穩定性，在生活資料匮乏的情況下往往會選擇放棄子女教育、催促子女提前進入勞動力市場。
其次，在能力發展貧困中，相對貧困人口自身往往缺乏競争與發展的能力，如職業技能不足、教育程度不高而導緻在就業市場中被動選擇低工資水準、低技能要求、低收益回報的工作，同時部分群體兼具了不正确的貧富觀念與發展理念，将影響貧困人口積極脫貧的決心與動機。
再次，在社會資産貧困中，貧困人口的收入能夠滿足家庭經濟的基本支出，但是由于收入來源單一且無法為家庭提供滿足除了最低生活保障之外的其他需求，當家庭遭遇突發性事件而急需資金周轉時将難以維持基本生計要求。
最後，在風險防範貧困中，疾病、教育兩大支出是貧困人口生計保障中最大的風險來源，貧困家庭整體健康水準較低并伴有慢性疾病、遺傳疾病及疾病後遺症，門診醫藥報帳的重複證明、特殊藥物使用的高昂費用等現實問題增加了部分家庭因病緻貧的可能性；而子女的教育支出也成為導緻相對貧困發生率提高的關鍵誘因。
綜上，在确定相對貧困人口所屬不同類型後，政策制定需要重點關注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在原先建檔立卡貧困戶的基礎上完善家庭資訊以精準識别相對貧困人口并進行歸檔，利用大資料對四類相對貧困類型分别建立應對措施檔案庫，檔案庫中的措施主要來自扶貧濟困以來實踐效果較好且廣受好評的案例典範，進而保證政策制定有證可循。
第二，精确瞄準相對貧困人口的困境需求，從收入與支出兩個層面提高貧困人口化解緻貧風險的能力水準，如開辟多方就業管道、增設公益性就業崗位、增加幫扶教育資源投入等等。
第三，堅持問題導向原則，創新減貧治理思路，在政策制定中發揮社會參與優勢，建立社會幫扶的空間治理結構。
二、樹立政策扶貧的立足點：内外扶貧機制的關聯
治貧政策的第二步是要秉承針對性、一緻性和系統性的原則建立扶貧長效機制。考慮到相對貧困人口的内生貧困因素與外生貧困因素，在建立扶貧機制時須同時考慮内外解決機制的關聯性以提高扶貧措施的覆寫面。
在政策體系的内部扶貧機制方面，首要考慮的是建立多元貧困識别政策，從經濟收入、教育狀況、健康水準、生活品質、就業情況、社會支援等7個次元進行相對貧困标準界定，通過實證資料對7個标準進行量化，進而幫助扶貧部門根據貧困程度進行精準幫扶和優先扶助。
其次，要在幫扶過程中關注政策的回報與效果，通過制定科學的扶貧績效考核機制與扶貧部門資訊共享機制，解決扶貧過程中資訊不對稱等問題。
在政策體系的外部扶貧機制方面，一方面需從貧困人口的社會參與層面建構社群支援的家庭幫扶系統，鼓勵貧困人口積極參與社群活動，提高貧困人口的社群融入與生活品質；另一方面則考慮引入市場機制，通過企業公益性幫扶項目、民生工程等增加貧困人口擷取社會資源的管道。
三、把握政策脫貧的關鍵點：邊緣返貧現象的歸因
治貧政策的第三步是要關注邊緣群體緻貧與返貧現象、特殊群體貧困狀态固化現象，對長期性相對貧困現象進行歸因分析。如前文所述，邊緣群體落入相對貧困區域内的原因離不開家庭收支失衡與生計沖突，在貧困衡量名額下相對貧困發生最多的是經濟次元、健康次元、教育次元、就業次元、認知與支援次元，而結合紮根理論對貧困發生機制進行分析時，同樣發現“因病緻貧”、“因病返貧”、“教育支出緻貧”是邊緣群體落入貧困陷阱的重要原因。
貧困人口意識到外部緻貧因素對于家庭内部運作發展的影響力頗豐，但現有的“運動式治理”扶貧方式既無法根除外部緻貧因素的絕對威脅，也難以預測外部因素對于家庭發展的影響程度大小。
是以，要實作相對貧困人口的“絕對脫貧”必須在緻貧歸因的基礎上考慮從風險防範角度增強貧困人口應對風險的能力，結合脫貧外生能力機制與脫貧内生動力機制，促進相對貧困人口脫貧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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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香上海 | 書香常伴
資料：上海遠東出版社
編輯：段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