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描述古時的小農經濟都會用到“男耕女織”這個詞，耕織就是為了解決溫飽，我們甚至把穿衣這種基本的需求升華為美好的想象，所有世間的男子最想迎娶的就是“織女”。當然，沒有天上的“織女”來眷顧共産黨上司的“窮苦人的隊伍”。共産黨人既是革命者也是勞動者，他們的雙手就是“金梭銀梭”，“豐衣足食”靠得當然是“自己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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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陝北的紅軍部隊大抵都是衣衫褴褛、蓬頭垢面的形象，但是很快這支經過千錘百煉的軍隊就在陝北穩住了陣腳，長征勝利，革命轉危為安。
斯諾妻子筆下紅軍戰士的穿着：自豪的、幹淨的
抗戰初期，國共合作剛剛建立，邊區對外貿易相對暢通，黨政軍部門所需的工業用品主要從西安等地采購。海倫·福斯特·斯諾是埃德加·斯諾的前妻，她于1937年4月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的監視，進入陝甘甯邊區采訪，此時紅軍三大主力均已到達陝北。5月27日，她在采訪錄中寫到，她拍到一個紅軍戰士穿着米老鼠褲，這些褲子來自西安，卡其布料，許多紅軍都穿，她親眼看到有紅軍戰士購買這種褲子。“紅軍士兵都喜歡打扮，很自豪，也很幹淨衛生，他們穿着自己做的鞋”。（海倫·福斯特·斯諾《延安采訪錄》P268）
封鎖讓困難再次來襲
但随着龐大的黨政軍機構和各類學校的建立，非生産人口的不斷增多，财政經濟上的壓力越來越大，布匹就顯得更加不足。邊區各類人員一年所需布匹約25萬匹，邊區的生産力隻有11000匹，有近24萬匹的缺口。是以恢複和發展邊區傳統手工業成為陝甘甯邊區經濟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特别是1939年開始，國民黨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布匹越來越少，價格飛漲。毛澤東曾說，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從業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穿衣蓋被的困難再次降臨，邊區政府開始認真發展紡織業。黨提出自己動手自力更生，布匹自給成為尤為重要的部分。毛澤東在1942年12月發表的《經濟問題與财政問題》一文的第四章，辟出專門一節論述紡織業的發展。他指出，依靠公營工業、民間婦女織布和民間合作社三方面協力就能解決問題。
陝甘甯邊區一半以上百姓不懂紡織，最初邊區從棉布到針線都依靠外援，雖然後來邊區的紡織業有所發展，但仍面臨很大困難。為解決邊區人民群衆“穿”的問題，中共中央号召幹部群衆紡線。《邊區生産自給委員會制定紡紗勞動規則》規定：
一、所有邊府各部門一切人員均需參加紡毛勞動，但以不妨礙行政工作、學習為原則。
二、凡五十歲以下十三歲以上的智力勞動人員不分男女均須參加全生産（即每日紡紗一兩）。
三、凡體力勞動的人員（如夥夫、馬夫、理發員），均須參加半生産（即每日紡紗半兩）
……
九、……所紡之紗應注意學習紡好，重質不重量……
十、各人員所紡之紗在規定數額内者，按其品質擇優給獎，超過數額多紡者照建設廳工業處紡毛暫行辦法第二條發給工資……（《抗日戰争時期陝甘甯邊區财政經濟史料摘編-3-工業交通》P544）
自己動手 豐衣足食
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周恩來和任弼時不顧工作繁忙，堅持在空閑時間積極紡線。
周恩來當時雖然右手有傷，但仍然堅持帶頭學習紡線，一邊搖着第三五九旅王震旅長從南泥灣送來的紡車，一邊勞動，一邊積極不倦地向紡線技術好的同志學習，不斷鑽研紡線技術：從卷棉條的松緊、潤棉條的濕度、裝錠的高低和松緊，直到搖車抽線的協調、接頭等技術，他都一步步系統地進行實踐和鑽研。他不但短時間内熟練地掌握了紡線的整套技巧，還和任弼時一起上司大家總結經驗、提高效率，使全體紡線同志的出品數量與品質都有所提高。之後，周恩來和任弼時還專門召集一些紡線能手，共同研究技術改革。他們運用實體學的原理，在車輪和錠子之間安裝一個加速輪，經過精心鑽研和反複試驗，加快了錠子的旋轉速度，紡線的效率提高了一倍。
為激勵大家的紡線熱情，不久在棗園舉行了紡線比賽大會。競賽評比委員會按照每個人紡線的數量和品質，将其評為“英雄”“突擊手”和“能手”三等。周恩來和任弼時被評為紡線英雄，雖然他們一再表示他們紡的線數量和品質都不夠紡線英雄的标準，建議他們不參加評比，但全體同志堅持按規定辦事，把他們評為紡線英雄，并把他們紡的頭等細線送交邊區政府，在邊區農工業生産成績展覽會上展出。在民間婦女織布、“我們困難真是大極了，但是我們渡過了困難。”（《中國紀檢監察報》2016年5月2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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