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以“中和”作為節日之名，乃由于“天地之德莫大于和，萬物以生，九功乃叙。是以中春之首，紀為令節，布陽和之政，暢亭育之功”，是以其《中春麟德殿會百僚觀新樂詩一章，章十六句》詩雲：“前庭列鐘鼓，廣殿延群臣。八卦随舞意，五音轉曲新。”詩中一派天地和合、君臣合樂的景象。
貞元十四年二月，德宗又自制《中和舞》，又奏《九部樂》及禁中歌舞，“伎者數十人，布列在庭”。除中和節宴樂以外，《全唐書》所錄的德宗詩作中，還有《重陽節賜宴曲江亭賦六韻詩用清字》、《麟德殿宴百僚》、《三日書懷因示百僚》等。德宗朝的宴樂活動是十分豐富的，不僅宮廷中有君臣宴樂，而百官也可于私邸中休假遊樂。
但此時的宴樂活動皆處于朝廷的管制之下，并未超出節制。其次，德宗對娛樂性樂舞加強了控制。德宗朝的另一個重要舉措是取消梨園。德宗即位之初，即于大曆十四年五月下诏“罷梨園伶使及官冗食三百餘人，留者隸太常”。
可見。但梨園弟子仍然在長時間一直存在，史料記載，晚唐仍有梨園弟子為朝廷校定樂器：“昭宗即位，将親谒效廟，有司請造樂縣……張浚求知聲者處士蕭承訓、梨園樂工陳敬言與太樂令李從周，令先校定石磬，合而擊拊之，八音克諧，觀者食聽。”
是以，德宗取消梨園并非是禁止俗樂，其目的是抑制而不使其冗繁。同時，德宗取消梨園也是出于經濟的考慮，這一措施也顯示出唐王朝宮廷樂舞的發展正在衰落。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方鎮、四夷獻樂頻繁，這從側面反映出德宗對樂舞加強了控制力度。
方鎮、四夷獻樂由來久之，但德宗朝由于中央政權逐漸加強，對方鎮的管理較前更為有效，是以對樂舞的控制也進一步加強。方鎮獻樂即是這一政治局勢的反映。史書記載，這一時期的獻樂至少有如下幾次：貞元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
貞元十二年十二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诏獻《奉聖樂舞》；貞元十八年正月，聽國獻《驟國樂》。這些樂舞的進獻，進一步豐富了唐代的樂舞藝術寶庫。
憲宗：張馳有度、開明清醒的樂舞觀憲宗朝是安史之亂後的“中興”時期。唐憲宗“剛明果斷”，其在位十五年間，勵精圖治、改革弊政，在削藩政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幾乎恢複了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稱其統治期為“元和中興”。
這一時期作為亂後的又一“盛世”，引起許多文士的懷念。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即追述彼時在朝中欣賞《霓裳羽衣舞》的情景：“我昔元和待憲皇，曾陪内宴宴昭陽。千歌萬舞不可數，就中最愛霓裳舞。”可見當時的朝中宴樂給白居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亦成為其感歎世事變幻的緣由。